心夺造化回阳春——钱乙的精思巧治
“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这是中唐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对诗圣杜甫的赞誉。意思是说，杜甫的诗，格调高雅，能够洗涤世人俗情，净化灵魂；笔触神奇，能够巧夺天工，使自然回复春天。如果以此评价北宋大医家钱乙的医术、人格和思想，也是颇为适合的。
钱乙，字仲阳，郓州(今山东东平市)人。自幼随姑父学医，聪颖好学，知识渊博，医术精进不已，年少时即享誉远进，尤长于治疗小儿疾患。他是历史上具有突出贡献的医家之一，始创中医儿科学，一生救治危重病儿无数，可谓“心夺造化回阳春”。不仅“著名于时”，并为后世推崇。他自己亦曾说：“余平生刻意方药，察脉按证虽有定法，而探源应变，自谓妙出意表。”《四库全书目录提要》曾评论钱氏说：“其斟酌通变，动契精微。”综观钱氏及其后学之著作，可证此语不虚。
1.食古而化，巧创新方
小儿疾病，较为难治。医林有语曰：“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莫医一小儿。”可见其难。唯其难，故古来研习者较少，有关论述奇缺。作为中医药学理论奠基之作的《黄帝内经》，竟未论及小儿疾病之理、法、方、药。从汉初至隋唐，医药著作出现不少，亦无专论小儿者。传说宋以前有所谓《颅囟经》行于世，但仅言占卜小儿寿夭死生之候，其他内容难详。隋唐医家巢元方、孙思邈等，虽曾论及小儿疾患，但难称系统、集中和专门。正如钱氏后学阎季忠所说：“自六岁以下，黄帝(指《黄帝内经》)不载其说，始有《颅囟经》以占寿夭死生之候》。”“盖小儿治法，散在诸书，又多出于近世臆说，汗漫难据，求其要妙，岂易得哉!”在此情况下，钱乙竟以专治小儿之病为业，行医50余年，获得辉煌的成功，实在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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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乙获得成功的奥秘之一，就是善于汲取前人的有关成果，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前人虽无系统的儿科专著，但有丰富的一般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这些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虽不是针对小儿的，但却是治疗小儿疾患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小儿较之成人，虽有特殊性，但也具有人的生理、病理的普遍性。例如成人有伤寒、伤风之患，小儿亦然。治法虽有差异，但基本规律应是同一的。只要善于把反映、体现共同规律的一般医药理论与小儿的生理、病理特殊性结合起来,就能取得较好的疗效。钱氏虽以治疗小儿疾患为专业，但并非只能治小儿。事实上，他知识渊博，精通前人医药著作，富有防治成人各种疾患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又对小儿的生理、病理特殊性作过深入、细致的探索、研究，认为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脏腑娇嫩，易为伤动”，“小儿纯阳，无须益火”等。所以他很善于化裁前人方药，将其运用于小儿。例如六味丸方，原载于张机之《金匮要略》，经钱氏化裁后，适用于小儿；崔(知悌)氏八味丸方，钱氏除去肉桂、附子二味，用作幼科补剂；黄土汤方，原亦载于《金匮要略》，主治先便后血及吐血、衄血，变通后可治小儿瘈疭，钱氏曾以此方治愈皇子；麻黄汤，原为《伤寒论》发汗解表之名方，钱氏除去桂枝，加肉桂，并减其量，以治小儿伤风发热、无汗、咳嗽、喘急等证；三黄圆，即《金匮要略》中的泻心汤方，改制为适宜小儿服用的绿豆或麻子大小的圆(丸)，等。在钱氏名著《小儿药证直诀》中，此类方药，不胜枚举。表明钱氏食古而不泥古，善于将普遍性的理论、方法，与特殊性结合起来。至于前人散在的有关儿科学的论述，经过钱氏的扬弃后，作为其创立儿科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借鉴。故能高于前人，并启迪后人。《四库全书目录提要》说“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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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辨证精当，补泻得当
根据先秦以来的传统哲学和医学理论，养生愈疾之总原则就在于恢复和保持人体各方面的动态平衡。故医家常用补、泻二法。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内经》指出：“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治疗小儿疾患，亦是如此。但如何补泻，则不可轻率。钱乙在此方面给予后人的启发是：施行补泻灵活多变，有的只补不泻，有的先泻后补，有的先补后泻，均“取效如神”。其关键在于辨清证情，对证施治。
例如：一皇族小儿，病吐泻不止，水谷不化。众医用补药，以姜汁调服之。时值六月，服后愈加喘吐不定。钱曰：“当用凉药治之。所以然者，谓热伤在内也。”众医皆言：“吐泻多而米谷不化，当补脾，何以用凉药？”病家信众医，又行温药，以致上焦亦热，喘而引饮，病情危殆。众医不能治，复召钱治之，下之清热而愈。另一皇族小儿亦病吐泻。是时七月，其证全不食而昏睡，觉而闷乱，哽气，干哕，大便或有或无，不渴。众医作惊治之，疑睡故也。钱曰：“先补脾，后退热。”并指出：“凡吐泻，五月内，九分下而一分补；八月内，十分补而无一分下。此者是脾虚泻，医妄治之，至于虚损，下之则死。当即补脾。”经钱治之而愈。上两例均为吐泻，但治法截然不同。前例下而不补，后例补而不下，殊途同归。如按众医妄补妄下，必致患儿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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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一张氏小儿九岁，病肺热。他医以犀、珠、生牛黄等凉药治之，一月不愈。其证嗽喘，闷乱，饮水不止，全不能食。钱氏用使君子圆、益黄散等温药治之。病家不解，何以有热而行温药？钱曰：“服凉药久则寒不能食。小儿虚不能食，当补脾，候饮食如故，即泻肺经，病必愈矣。”如法治之遂愈。另一段氏小儿，四岁，病嗽，身热，吐痰，数日而咯血。前医以桔梗汤及防己圆清热，不愈。涎上攻，吐、喘不止。请钱氏，下褊银圆一大服，复以补肺汤、补肺散治之。或曰：“段氏子咯血肺虚，何以下之？”钱曰：“肺虽咯血，有热故也，久则肺痿。今涎上潮而吐，当下其涎，若不吐涎，则不甚便。盖吐涎能虚，又生凉也。痰实上攻，亦能发搐。故以法只宜下痰，而后补脾肺，必涎止而吐愈，为顺治也。若先补其肺，为逆耳!”张、段二氏小儿同病肺热，由于证情不同，治张氏患儿则先补后下，治段氏患儿则先下后补。正如钱氏所言：“此所谓识病之轻重先后为治也。”由此治验，可见钱乙在辨证论治过程中，是如何善于变通了。
3.因地制宜，以意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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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乙之学产生于齐鲁(山东)，盛行于中原(河南)，大体上适应于中国北方防治小儿疾患的需要。南宋建立后，钱氏后学将其思想学术带至江南。因地域之异，即产生一个如何因地制宜的问题。按照钱氏之学的内在逻辑，也必然注重审察天时、人事等与疾病有关的因素。如前引钱氏论述治疗小儿吐泻的补下问题，就必须考虑发病的月份，五月吐泻与八月吐泻的治法不同。佚名之作《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著者深谙其师的这一思想，并加以发挥。此书指出：
“吐泻所论冷热月时，此钱乙以中原之地言也。今较之江浙，则气候不同。今江浙之地，二三月尚寒，四五月温暖，六月入伏之后才热，七月热盛，八月热尚未退。虽冬月晴多便暖，虽夏月阴多便寒，不可概以中原冷热时候，便为定论。《经》所谓东西南北之异地，温凉寒热之异宜，况每岁寒热，自随时令早晚，难以拘定月日也。候之者乘其至也，谓至其热则从热治，至其温则从温治，至其寒则从寒治，至其凉则从凉治，此乃随四时之气，各适其宜。”
此段论述表明，作者深悟钱氏化裁前人之方的思想。只有结合江浙地区的自然气候变化情况，才能将钱乙的有效治验和一般理论运用于临证实践。如果不论地域、气候之异，照搬钱氏之具体结论和方药，势必贻害患者。自古医家有言：医者意也。医家防病除疾必须善于思维。在考察患者证情之后，还要结合地域、天时、人事等各种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综合，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诊断和实施有效治则、治法。细观钱氏之医案，他之所以能够治愈他医所不能治或治坏之病，原因固然很多，其善于思维则是重要方面。《论方》作者所谓“以意施治”，当指此。
钱氏及其后学不可能知道何谓唯物论和辩证法，但在其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中，却自发地倾向于这种哲学思想。虽有缺陷，也是瑕不掩玉的。, http://www.100md.com(薛霁晖 薛公忱)
钱乙，字仲阳，郓州(今山东东平市)人。自幼随姑父学医，聪颖好学，知识渊博，医术精进不已，年少时即享誉远进，尤长于治疗小儿疾患。他是历史上具有突出贡献的医家之一，始创中医儿科学，一生救治危重病儿无数，可谓“心夺造化回阳春”。不仅“著名于时”，并为后世推崇。他自己亦曾说：“余平生刻意方药，察脉按证虽有定法，而探源应变，自谓妙出意表。”《四库全书目录提要》曾评论钱氏说：“其斟酌通变，动契精微。”综观钱氏及其后学之著作，可证此语不虚。
1.食古而化，巧创新方
小儿疾病，较为难治。医林有语曰：“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莫医一小儿。”可见其难。唯其难，故古来研习者较少，有关论述奇缺。作为中医药学理论奠基之作的《黄帝内经》，竟未论及小儿疾病之理、法、方、药。从汉初至隋唐，医药著作出现不少，亦无专论小儿者。传说宋以前有所谓《颅囟经》行于世，但仅言占卜小儿寿夭死生之候，其他内容难详。隋唐医家巢元方、孙思邈等，虽曾论及小儿疾患，但难称系统、集中和专门。正如钱氏后学阎季忠所说：“自六岁以下，黄帝(指《黄帝内经》)不载其说，始有《颅囟经》以占寿夭死生之候》。”“盖小儿治法，散在诸书，又多出于近世臆说，汗漫难据，求其要妙，岂易得哉!”在此情况下，钱乙竟以专治小儿之病为业，行医50余年，获得辉煌的成功，实在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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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乙获得成功的奥秘之一，就是善于汲取前人的有关成果，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前人虽无系统的儿科专著，但有丰富的一般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这些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虽不是针对小儿的，但却是治疗小儿疾患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小儿较之成人，虽有特殊性，但也具有人的生理、病理的普遍性。例如成人有伤寒、伤风之患，小儿亦然。治法虽有差异，但基本规律应是同一的。只要善于把反映、体现共同规律的一般医药理论与小儿的生理、病理特殊性结合起来,就能取得较好的疗效。钱氏虽以治疗小儿疾患为专业，但并非只能治小儿。事实上，他知识渊博，精通前人医药著作，富有防治成人各种疾患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又对小儿的生理、病理特殊性作过深入、细致的探索、研究，认为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脏腑娇嫩，易为伤动”，“小儿纯阳，无须益火”等。所以他很善于化裁前人方药，将其运用于小儿。例如六味丸方，原载于张机之《金匮要略》，经钱氏化裁后，适用于小儿；崔(知悌)氏八味丸方，钱氏除去肉桂、附子二味，用作幼科补剂；黄土汤方，原亦载于《金匮要略》，主治先便后血及吐血、衄血，变通后可治小儿瘈疭，钱氏曾以此方治愈皇子；麻黄汤，原为《伤寒论》发汗解表之名方，钱氏除去桂枝，加肉桂，并减其量，以治小儿伤风发热、无汗、咳嗽、喘急等证；三黄圆，即《金匮要略》中的泻心汤方，改制为适宜小儿服用的绿豆或麻子大小的圆(丸)，等。在钱氏名著《小儿药证直诀》中，此类方药，不胜枚举。表明钱氏食古而不泥古，善于将普遍性的理论、方法，与特殊性结合起来。至于前人散在的有关儿科学的论述，经过钱氏的扬弃后，作为其创立儿科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借鉴。故能高于前人，并启迪后人。《四库全书目录提要》说“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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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辨证精当，补泻得当
根据先秦以来的传统哲学和医学理论，养生愈疾之总原则就在于恢复和保持人体各方面的动态平衡。故医家常用补、泻二法。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内经》指出：“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治疗小儿疾患，亦是如此。但如何补泻，则不可轻率。钱乙在此方面给予后人的启发是：施行补泻灵活多变，有的只补不泻，有的先泻后补，有的先补后泻，均“取效如神”。其关键在于辨清证情，对证施治。
例如：一皇族小儿，病吐泻不止，水谷不化。众医用补药，以姜汁调服之。时值六月，服后愈加喘吐不定。钱曰：“当用凉药治之。所以然者，谓热伤在内也。”众医皆言：“吐泻多而米谷不化，当补脾，何以用凉药？”病家信众医，又行温药，以致上焦亦热，喘而引饮，病情危殆。众医不能治，复召钱治之，下之清热而愈。另一皇族小儿亦病吐泻。是时七月，其证全不食而昏睡，觉而闷乱，哽气，干哕，大便或有或无，不渴。众医作惊治之，疑睡故也。钱曰：“先补脾，后退热。”并指出：“凡吐泻，五月内，九分下而一分补；八月内，十分补而无一分下。此者是脾虚泻，医妄治之，至于虚损，下之则死。当即补脾。”经钱治之而愈。上两例均为吐泻，但治法截然不同。前例下而不补，后例补而不下，殊途同归。如按众医妄补妄下，必致患儿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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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一张氏小儿九岁，病肺热。他医以犀、珠、生牛黄等凉药治之，一月不愈。其证嗽喘，闷乱，饮水不止，全不能食。钱氏用使君子圆、益黄散等温药治之。病家不解，何以有热而行温药？钱曰：“服凉药久则寒不能食。小儿虚不能食，当补脾，候饮食如故，即泻肺经，病必愈矣。”如法治之遂愈。另一段氏小儿，四岁，病嗽，身热，吐痰，数日而咯血。前医以桔梗汤及防己圆清热，不愈。涎上攻，吐、喘不止。请钱氏，下褊银圆一大服，复以补肺汤、补肺散治之。或曰：“段氏子咯血肺虚，何以下之？”钱曰：“肺虽咯血，有热故也，久则肺痿。今涎上潮而吐，当下其涎，若不吐涎，则不甚便。盖吐涎能虚，又生凉也。痰实上攻，亦能发搐。故以法只宜下痰，而后补脾肺，必涎止而吐愈，为顺治也。若先补其肺，为逆耳!”张、段二氏小儿同病肺热，由于证情不同，治张氏患儿则先补后下，治段氏患儿则先下后补。正如钱氏所言：“此所谓识病之轻重先后为治也。”由此治验，可见钱乙在辨证论治过程中，是如何善于变通了。
3.因地制宜，以意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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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乙之学产生于齐鲁(山东)，盛行于中原(河南)，大体上适应于中国北方防治小儿疾患的需要。南宋建立后，钱氏后学将其思想学术带至江南。因地域之异，即产生一个如何因地制宜的问题。按照钱氏之学的内在逻辑，也必然注重审察天时、人事等与疾病有关的因素。如前引钱氏论述治疗小儿吐泻的补下问题，就必须考虑发病的月份，五月吐泻与八月吐泻的治法不同。佚名之作《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著者深谙其师的这一思想，并加以发挥。此书指出：
“吐泻所论冷热月时，此钱乙以中原之地言也。今较之江浙，则气候不同。今江浙之地，二三月尚寒，四五月温暖，六月入伏之后才热，七月热盛，八月热尚未退。虽冬月晴多便暖，虽夏月阴多便寒，不可概以中原冷热时候，便为定论。《经》所谓东西南北之异地，温凉寒热之异宜，况每岁寒热，自随时令早晚，难以拘定月日也。候之者乘其至也，谓至其热则从热治，至其温则从温治，至其寒则从寒治，至其凉则从凉治，此乃随四时之气，各适其宜。”
此段论述表明，作者深悟钱氏化裁前人之方的思想。只有结合江浙地区的自然气候变化情况，才能将钱乙的有效治验和一般理论运用于临证实践。如果不论地域、气候之异，照搬钱氏之具体结论和方药，势必贻害患者。自古医家有言：医者意也。医家防病除疾必须善于思维。在考察患者证情之后，还要结合地域、天时、人事等各种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综合，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诊断和实施有效治则、治法。细观钱氏之医案，他之所以能够治愈他医所不能治或治坏之病，原因固然很多，其善于思维则是重要方面。《论方》作者所谓“以意施治”，当指此。
钱氏及其后学不可能知道何谓唯物论和辩证法，但在其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中，却自发地倾向于这种哲学思想。虽有缺陷，也是瑕不掩玉的。, http://www.100md.com(薛霁晖 薛公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