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芯片非常钱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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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导刊
即使凶猛的SARS病毒仍在猖獗，五月的鲜花依然开遍了山野--生命如此坚强而美丽。
如同这旺盛的五月春花，半年来陷足于资本困境的广大中国生物芯片企业，不以资本外逃、求贷无门而式微，却在生命的呼唤中找到新的技术资本生机。
作为高速度、高平行处理个体生物信息的强有力技术手段，生物芯片的新机遇来了--
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全序列分析如期完成；进入后基因组时代，蛋白组计划、疾病基因组计划等概念和计划提出；尤其是针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强大医疗需求，中央财政的专项已超过30个亿，生物芯片企业有望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稳健地走出2002年底的资本“冻土层”，更将重续数年来为巨额资本所紧紧追随的“新经济”好梦……
生物芯片逃离 资本“冻土”？
在2000年前后，“生物芯片”阐释着资本在中国新经济领域的炙手可热，来自国家、银行、企业和社会等不同途径的投资极其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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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踏破了联合基因的门槛，”曾在鼎盛期供职于某基因公司的张先生说。这并不夸张。权威研究机构赛迪生物的袁佐平研究员为生物芯片算了一笔投资账：
截至2002年底，一直热衷生物芯片的广东肇庆上市公司星湖科技对其与上海联合基因的合资公司上海博星生物芯片公司的投资紧急“叫停”，这时已经有高达12.8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投放在十几个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生物芯片企业上。其中包括：政府作为对“863计划专项”等支持性投资6个亿；主要以星湖科技、张江高科、上海医药、复星实业、哈高科、河池化工、友好集团、苏常柴、山东海化等9家国内A股上市公司为主的企业投资；以及2002年1月广东发展银行为北京博奥生物芯片公司提供的2亿元授信额度等。
所以，“从总量来说，中国生物芯片企业是不缺投资的。” 袁佐平研究员认为。
那么，中国生物芯片产业化的“软肋”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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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技术上的限制，” 袁认为，由于目前的生物芯片企业不能有效发掘已有生物芯片产品在临床上的广泛功能，并相应成功实现对细化市场的准确定位，“目前的生物芯片产品尤其在面向个人的临床诊断应用上尚未得到市场的认可。商品化程度不够。”
正是市场的不认可，使殷实富足了两三年的中国生物芯片企业们终于在2002年底到2003年初遭遇了新一轮资本“寒流”的空袭：
曾被许诺镀金5亿元人民币的“商品化基因芯片航母”--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公司在从国内A股上市公司广东肇庆星湖科技得到近亿投资后，追加投资随即杳然；
2002年初首例研制出肿瘤早期检测的“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系统”的上海数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携带着获得首张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SDA)颁布的生物制品一类新药证书及试生产批文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系统(简称C-12蛋白芯片)到香港创业板碰运气至今前景不甚明朗后，于2002年底大举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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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生物芯片产品及服务市场上，面对来自国际市场同侪的竞争，上海博星基因芯片公司最近宣布下调其全产品线及服务的价格，以更应对资本收缩带来的窘迫……
然而，2003年3月以来接踵而至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它们的命运--资本从生物芯片领域纷纷出逃之势就这样戏剧性地化于无形……
事件之一：
2003年4月初，香港大学医学部率先与美国方面借助生物芯片技术准确检验SARS病毒。在全人类奋起抗击SARS病毒的斗争中，“生物芯片”大展神威。
事件之二：
2003年5月5日，中国科学家也研制出全面检测SARS病毒全基因组芯片检测系统。
作为国家863生物领域病毒基因载体研发基地的本元正阳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率先研制出第一张冠状病毒全基因组芯片，并开发出一整套检测系统。全基因组芯片覆盖了病毒基因组的全部序列，可在检测病毒的同时监测病毒基因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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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三：
2003年4月初，由美、英、日、法、德和中国科学家经过13年努力共同绘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序列图，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所有目标已全部实现。我国将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加强人类基因组的后续研究与开发。期间，生物芯片技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事件之四：
在既有成果基础上，中国国家科技部已将人类基因组的后续研究与开发工作列入12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之一的“功能基因组与生物芯片”。国家并投入6亿元，主要开展重大疾病、重要生理功能相关功能基因、中华民族单核苷酸多态性的开发应用，以及与人类重大疾病及重要生理功能相关的蛋白质、重要病原真菌功能基因组等的研究与开发，力争使我国在人类后基因组研究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进入后基因组时代，功能基因组和蛋白基因组成为研究热点。作为其基本技术手段的基因芯片和蛋白芯片再次获得人类的又一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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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资本逃离相反，在更广泛的应用领域，生物芯片再获期许。面对新经济与生命科学的魅力，即使是剥离了生命热情的资本也难以抗拒。
在技术经济 潮头起跑
--中国生物芯片产业考察报告
当我们深入一些专业的权威研究机构，并试图全面地考察国内十数个主要生物芯片企业时，不无惊喜地发现：国内这些生物芯片企业的生态现状及相对竞争力远远超出已有公开数字的表现力--尽管获得技术资本的机会有所减少，顽强的国内生物芯片企业已然起跑!站在新技术与资本融合的新经济潮头，它们已经悄然拉开生物芯片产业化的帷幕。
更多地从投资与市场能力整合所体现出的企业综合竞争力的视角看待这些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如同其在世界其他市场，在中国目前的生物芯片市场上，借助本地代理公司的渠道与市场能力，世界生物芯片“巨头”企业Affrymatrix等公司的多种生物芯片产品还是强有力地渗透进来。而作为一种标志型企业，中国本土的“生物芯片航母”--上海博星生物芯片有限公司，虽然在技术实力上还存在差距，但从“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因素来考虑，依然保有领先的市场地位。公开数字显示，目前博星已占有国内表达谱芯片80%市场份额，毫无悬念地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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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些指标全面衡量其他生物芯片企业，即使仅仅从R＆D投资(归根到底表现为产品技术水平)和市场能力来看，它们与各个细化领域中的领先企业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当然，放眼生物芯片发展的前景，这显然是一块太大的“蛋糕”--即使仅仅是作为生物制药创新所需的低层技术而言，生物芯片的市场就不是Affrymatrix或上海博星一家生物芯片企业所能够长期独占的。产业化的涛声已然越来越近了。
全球产业化前瞻与进展
由于生物芯片的巨大市场前景，美国筒到缭诠サ?0年间共投入近20亿美元用于以基因芯片为主的生物芯片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欧洲与日本的投入强度也越来越大。此外，世界各个大型制药公司也都已建立了或正在建立自己的芯片设备和技术，几乎所有的跨国制药公司都投入巨资利用基因芯片开展新药的超高通量筛选和药理遗传学、药理基因组学等研究。许多著名的电信、电气企业如摩托罗拉、IBM、惠普、日立、东芝等也参加到生物芯片的研发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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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2年第一块生物芯片诞生开始，生物芯片的市场逐年扩大，1997年生物芯片的市场仅为1200万美元，到了1998年激增到10亿美元，增长了83倍。到2001年，全球生物芯片的市场已达170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16倍(见图1)。
根据对全球138家生物芯片企业的统计，美国企业占了49%，德国占25%，英国为11%，瑞士为7%，其他国家和地区占了8%(见图2)。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国在全球生物芯片研发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美国的很多著名生物芯片企业在全球(中国也概莫能外) 市场中，也扮演了技术、产品、专利和标准等全方位的特殊角色。美国三家主要生物芯片公司Affymetrix、Apogent和GeneMachines， 目前控制着73%的生物芯片市场份额，其中，Affymetrix占据了基因芯片市场的35%。
在新兴的蛋白芯片市场，有6家美国厂商值得关注，它们是Biacore、Ciphergen、HTS Biosystems、Phylos、SomaLogic和Zyomyx，其中前两家早已进入市场。此外，像CombiMatrix、Dyax、Packard BioScience和Proteome Systems等企业正处于产品开发阶段。美国的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Patrick Brown研究小组和哈佛大学Gavin MacBeath小组等也有相关研究项目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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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0年，已有9家美国生物芯片公司上市，并且表现不凡。其股价以平均每年75%的速率上涨。
生物芯片产业在中国
权威研究机构赛迪生物的研究人士认为：从产业层面上看，生物芯片已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在行业带头人以及主要研究群的努力下，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使生物芯片实现产业化的技术。
政府支持
“中国政府和科技界历来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袁佐平研究员认为。
这从1999年3月国家科学技术部起草的《医药生物技术“十五”及2015年规划》中可见一斑：规划所列十五个关键技术项目中，就有八个项目(基因组学技术、重大疾病相关基因的分离和功能研究、基因药物工程、基因治疗技术、生物信息学技术、组合生物合成技术、新型诊断技术、蛋白质组学和生物芯片技术)要使用生物芯片，其中，生物芯片技术被单列作为一个专门项目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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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火炬计划等各类层次的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计划，均把生物技术和生物技术产业列为优先发展的对象，力争在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的研究开发中获得一批有重要商业价值的专利，以保障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空间。
中国政府对生物芯片产业产业除了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还将鼓励科研单位产学研结合，利用金融手段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创办企业。
中国政府对生物芯片产业的产业化投资成为生物芯片企业进行R＆D的重要“血液”。从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将陆续投入近5亿元人民币，对生物芯片的系统研发做倾斜性支持，建立了国家生物芯片工程中心，并将以国外的工资标准从国外高薪聘请30位各种科学与工程背景的首席科学家，以保证中国在这一新兴高科技领域取得一定数量的知识产权，为今后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奠定基础。
此外，地方政府也积极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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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政府投入引导资金470万，吸引配套资金2000万元从国内外引入优秀人才，在疾病诊断芯片、研究型芯片、药物筛选芯片等6个方面抢占生物芯片的制高点。其中，由南开大学王磊教授承担的“致病肠道细菌-志贺氏菌检测基因芯片研制项目” 并在2003年5月中旬刚刚申请了12项专利。
此外，占地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总投资2.9亿元人民币的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也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开工兴建。作为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特批的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项目，该中心将以个体化医疗、疾病诊断和高通量药物筛选等应用型芯片开发为目标，建设基因芯片、蛋白芯片、组织芯片、细胞芯片等一系列生物芯片技术平台。
据介绍，设立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最终目的是建成生物芯片研发与工程化平台、生物芯片生产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设计系统、生物芯片中试工艺系统、外围设备研发平台和相关技术支撑系统，形成年产表达谱芯片1万片、各类临床诊断芯片70万片、蛋白芯片1万片、组织芯片10万片的生产能力，并形成相应的生物信息库和相关软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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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人们逐渐从从技术的角度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集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一体的生物芯片技术，能够实现一次实验同时检测多种疾病或分析多种生物样本的目的，在临床诊断、新药开发、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专业研究人士认为，基因芯片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直接得益于探针固相原位合成技术和照相平板印刷技术的有机结合以及激光共聚焦显微技术的引入。由于生物芯片是一个多学科高度交叉的领域，必须依靠多学科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生物芯片技术原理并不复杂，就其制作涉及的每项技术而言，中国已具有实际能力。但芯片如何实现各种相关技术的整合集成，成为中国发展生物芯片的难点同时，对中国精密机械、微加工等相关工业技术也是一个较大的挑战。此外，复杂的技术和相关的芯片合成仪，以及高昂的光刻掩膜制造费用，杂交信号检测方法涉及的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激光扫描荧光显微镜等核心设备非常昂贵，实现国产化的又比较少，这使得基因芯片的研究和开发只能在实力雄厚的公司中才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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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研发带头人以及专业企业在技术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对于生物芯片的工业化要求，除去制作技术外，关键技术是芯片上放置的基因和蛋白质等物质。制作生物芯片首先要解决的是DNA探针、基因以及蛋白质等物质尽可能全面和快速地收集的问题。第一军医大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马文丽教授利用自行发明的一种分离基因的新技术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并设计出符合中国国情的DNA芯片研制的技术路线。
此外，上海联合基因公司建立了国内第一家自己的基因库，目前，该库的UniGene已经增加到了40000组，全长基因达到9000多条，新基因为5000多条。基因库的发展为基因芯片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形成研发规模
经过4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20多家专门研究机构(表1)，在生物芯片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某些构思走在了国际的前沿(表2)。
目前在我国内地形成了4个从事生物芯片研发的热点地区：一是北京，以清华大学程京教授为代表(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二是上海，以复旦大学的毛裕民教授为代表(上海联合基因科技(集团)公司)；三是西安，以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阎小君教授为代表(陕西高科集团)；四是广州，以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马文丽教授为代表。其他像天津、南京、成都等地也都建立了自己的生物芯片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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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方面，香港城市大学已经开发了用于临床检测的地中海贫血生物芯片、肺结核杆菌及其耐药性生物芯片和白血病生物芯片。台湾晶宇生物科技公司已经研发出肠病毒检验生物芯片。
目前，它们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取得了国家相关机构的专利。其中一些获得了药业主管机构国家药品监督局(SDA)的新药证书(见表3)。
中国生物芯片市场亟待拓展
对中国生物芯片产业有深刻研究的袁研究员认为：“中国生物芯片市场亟待拓展。”
从市场总体情况看，2001年，中国生物芯片的市场从上年的1000万元人民币上升到5387万元人民币，增长率为438.7%。2001年生物芯片行业实现净利润2874万元人民币，净利润率53.4%，投资收益率9.32。2001年，实现盈利企业的比例为6.7%。预计到2005年，整个中国生物芯片的市场将达到20亿元人民币(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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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种公开媒体资源，赛迪生物认为：有盈利报道的生物芯片公司只有博星公司和友好集团。而多数生物芯片企业的产品尚处于研发当中，中国生物芯片的市场才刚刚起步，亟待发展。
纵观中国生物芯片市场的现状，袁研究员将中国生物芯片市场狭小的原因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生物芯片的用户少
目前，国内生物芯片产品的定位是科学研究，而中国的相关的研究机构只有1000多家，市场空间相对较小。
另外，从医院或新药开发单位等生物芯片潜在用户的使用情况来看，正式开始使用生物芯片的用户很少。由于受仪器方面的限制，使用表达谱基因芯片得出的结果需要由芯片的生产企业来分。研究机构从自身研究成果的保密性的角度出发，可能不愿意使用。
诊断芯片成本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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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传统诊断方法相比，基因芯片除了技术上的优势外，价格上并没有优势可言。普通病人和规模较小的医院都负担不起。
临床检测芯片的定位不当
虽然理论上生物芯片能够同时对患者的多种疾病的可能性进行检测，但是，除体检外，一般病人只有出现了某种症状以后才到医院就诊，而医生通过对病人进行观察和询问，已经可以初步判断病人所患疾病的类型，医生不需要对无关的疾病的可能性进行检测，否则，有可能形成功能浪费。
中国生物芯片企业已经起跑
业内一位权威人士撰文指出：即使面临着巨大的资本压力，投身于生物芯片的企业却并没有减少，反而呈现日趋增多之势。
有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全国不少于50多家企业投身生物芯片。在上市公司中，已经进入或曾有意进入基因芯片产业的有星湖科技、吉林敖东、河池化工、上海医药、苏常柴、复星实怠⒒考拧⑿禄破帧⒄沤呖啤⒂押眉拧吧胶铣伞⒐呖频取?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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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企业角度看，中国共有生物芯片生产企业约30家，但是多数企业还处于研发阶段，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开始将产品投放市场，在表达谱芯片、重大疾病诊断芯片和生物芯片相关设备的研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拥有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对于国内生物芯片专业企业大多弱小的现状，一位资深业内人士深表忧虑：现在中国生物芯片企业的问题是，尚未完成对自身的准确定位。从宏观来说，在行业带头人、资本来源、市场渠道等多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免使这些企业之间出现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
“更为准确的细化市场定位将可能使所有企业都达到多赢的局面。”因此，这位资深人士将国内主要企业和机构的定位加以整合，分成6大类：
第一类为技术规范标准建立和产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单位，以国家生物芯片工程中心为主，以国家科技部为主管单位。在实践中一般以北京的清华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分别为北方中心和南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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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为“产品技术研发型企业”，主要进行生物芯片知识产权层面上的开发。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以及联合基因公司应当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第三类为大型生产企业，类似于信息产业领域的OEM厂商，属于“市场导向型企业”。它们拥有生物芯片的自主知识产权或签订相关技术框架协议，以具有规模性的专业生物芯片OEM生产厂商为发展方向。
目前，上海博星、上海中科开瑞、深圳益生堂以及浙江江南生物科技公司属于此类。
第四类企业则是“应用型生物芯片”专业企业。其数量广泛，包括：陕西高科、西安高科、上海华冠、深圳创益(益生堂)、上海数康、天津南开、复旦张江、南京益来以及哈尔滨基太等生物芯片企业当属此列。
第五类为生物芯片专业仪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供应商以及生物芯片专业服务提供商，比如上海数康、香港基因(上海)公司、南京益来以及上海博星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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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类则为生物芯片及周边产品的专业分销(渠道)企业。这一类企业一般无生物芯片知识产权的特定性，但随着生物芯片产业的发展队伍势必逐渐壮大。
此外，在与生物芯片相关的企业群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涉足生物芯片领域的上市公司。
目前，已经涉足生物芯片领域的上市公司有星湖科技、张江高科、上海医药、复星实业、哈高科、河池化工、友好集团、苏常柴、山东海化这9家。现在看来，只有星湖科技和友好集团实现了盈利(见表4)。
其中，星湖科技在上海博星原开发的单一人类表达谱基因芯片系列的基础上，又成功开发出药物筛选基因芯片系列和水稻表达谱基因芯片系列，并上线生产。其中基因芯片(BiodoorChip4000)获得了2000年度上海市优秀新产品一等奖，成为国内基因芯片行业唯一有基因芯片产品上市并获奖的生物芯片企业。2001年，星湖科技投入博星公司的实际金额为1亿元，博星公司当年实现利润总额2785万元人民币，按50%的股权，星湖科技从博星公司可分得1392.5万元人民币，占星湖科技利润总额的18.3%。星湖科技2001年对生物芯片的投资收益为932.24万元人民币，占全年投资收益的16%，投资收益率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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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赛迪生物咨询的袁先生认为：“必须注意，一旦生物芯片的前景更加明朗化，将会有更多实力强大的企业参与进来。”由于博星公司所拥有的专利只是制造性的工艺，不具备类似基因等专利的绝对的、不可绕过的独占性。而联合基因的生产表达谱基因芯片的cDNA库也只是授予博星公司专项非独家特许使用，不具有独占使用性。
因此，从长远来看，来自国内的同业竞争成为博星公司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公司是目前中国投资规模最大的生物工程产业化合作项目。博星基因芯片公司的表达谱基因芯片仅仅依靠国内为数不多的1000多家科研单位为市场客户，市场空间相对较小。同时受仪器方面的限制，研究机构从自身研究成果的保密性的角度出发，可能不愿意使用。高额的使用成本使得联合基因公司的表达谱芯片仅限于在少数研究机构使用。
袁先生认为，表达谱基因芯片如果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的应用，销售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应注意积极拓展国外市场。表达谱芯片上基因的种类与数量是影响产品品质的决定因素，影响国内表达谱芯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要因素也在于此。能否在基因的研究中处于优势，是决定诊断芯片竞争力的关键。加快功能基因的研究将是基因芯片产业化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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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友好集团也是能够在艰难时世实现盈利的企业。友好集团早在投资基因芯片时就预计到风险， 1999-2000年，其参股企业上海申友尚未产生利润。到2001年，友好集团终于等到回报，上海申友实现净利润89.27万元。
生物芯片产业作为生物技术产业的重要分支，上市公司加大介入的力度是证券市场资源有效配置使然。由于基因芯片技术面世的时间还相当短，从1992年美国Affymetrix公司生产出第一个基因芯片，到该公司于1998年推出商业化基因芯片，其间尚不足10个年头。显然，生物芯片催生的新兴产业还处于萌芽期。因此，相关公司对于这一新兴产业的投资，应该认识到其高收益背后隐含的高风险，同时也要认识到投资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对于一般投资者而言，在选择相关公司进行投资时，应该考虑到生物芯片产业化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要求有较高的投资额和一定的投资风险。在对涉足公司的投资价值进行判断时，应该以其研发力量的强弱作为判断准则。 投资机构则更应该放眼于生物芯片未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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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又一轮市场需求引导的新技术资本机遇下，如果有更多的生物芯片行业内外的企业纷纷跻身，生物芯片产业化的前景必将更为美好。
生物芯片，VC为何闻风而不动
作为新经济最富创新意义的组成部分，即使在生命科学的干细胞领域里，也能看到风险投资(VC)活跃的身影。然而，在国内生物芯片发展近5年的时间里，除了政府和上市公司的资金扮演主要投资人角色，却几乎找不到风险投资的踪迹。
很多风险投资家告诉我们：本土VC不看好生物芯片，因为过于超前。我们曾经从中关村著名投资公司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BVCC)处获悉，在生物芯片春秋鼎盛之际，BVCC曾与清华大学在深圳合作投资了一家生物芯片企业，但很快就因为市场、技术和产品等诸多因素而无疾而终。提起这项极为失败投资，BVCC的徐总十分不愿回首其细节。另一位业内人士则不无幽默地评价说：“成功的投资各有各的成功，而失败的投资则大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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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投资价值几乎无孔不入的VC为何独独疏远受到政府投资与上市资金双重青睐的生物芯片项目？经过辗转访问，北京一位极有名望的风险投资专家W先生给了记者全面的回答。
应受访者的要求，我们不能披露W先生的真实姓名。但其在中国创新投资领域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W先生亲手创建的投资公司是中国首批从事投资银行、风险投资以及资产管理的民营金融企业集团之一，致力于“为遍布大中华区的高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和国际化的风险投资以及财务顾问服务”。
W先生在2003年4月的这个关于生物芯片专题谈话中，将“VC不介入”的原因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 VC不投生物芯片，首先是因为生物芯片企业的成长与盈利周期远远长于VC资本获利的周期。他认为， “生物芯片的技术具有投资价值，但其产品的市场化较低。生物芯片作为一个前沿技术研究方向是不错的，但如果作为投资领域，VC不认为生物芯片太好”。对于2002年以来传统产业投资和企业投资纷纷从生物芯片中出逃，从VC角度看，他认为，“已有的针对生物芯片的投资还是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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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其他新经济新技术产业一样，生物芯片在选择资本来源和获得投资方式时，必须考虑其投资属性。他说：“重要的是，生物芯片企业在选择投资手段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投资手段，VC的用途与支持基础技术的研究经费是不同的。”
“对于生物芯片等前沿领域来说，国家应当提供用于基础层面的R＆D经费。而对于VC来说，VC选择项目则要看其产品、市场和一定阶段的利润。”以这个判断来说，投资生物芯片无疑是“超前的”，他认为。
“VC不是R＆D经费。这在国外的情况也类似。比如在美国，投生物芯片的VC也很少。生物芯片企业获得的投资大都来自于大型企业集团或大型制药公司。后者每年在数十亿美元的总体研发经费中划出一部分用于超前领域的研究。国外大型制药企业的一个新药研究项目一般需要8亿-10亿美元。它们的生物芯片项目也不是VC投的。像中美史克、辉瑞等公司，从每年40亿-70亿美元的利润中划出一部分做基础性R＆D的工作。”W先生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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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重点是：VC不是研发资金，各自执行不同的资本功能。中国国内有国家科技部和中科院的资金支持。而VC要投那些研究成果相当成熟，以及初步市场化的项目。”
“VC应该在项目成长期或扩张期介入。”他打比方说，“不到出场时就不能出场。”
“当然，也有20%-30%的VC是投早期和中期项目的。但即使相对于投‘前期’VC来说，生物芯片项目也太超前。”
以国内的通信产业企业，比如华为、中兴等为例，它们每年拿出销售额的10%用于R＆D。其项目分布包括贴近市场的项目，也有技术超前的项目。但对于基因、生命工程等领域，还应当是大型医药公司来投资的。
“VC是追求高科技的。这是个错觉。与之本质上有关联的大型企业集团应当是主要的资金来源，等到项目比较成熟了，VC才可以介入。”从VC资金的生命力角度，W先生解释说：“VC的投资，必须考虑退出的问题。要退出生物芯片领域，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资本宏观环境中，VC更是还有很多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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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解释说：“VC从投资到退出，应当在3-5年内完成。”
“但是，在国内，需要3年时间产品开始进入市场，2年后开始有盈利，又过3年辅导期，1年时间股改，3年后法人股才可以流通，这样一算就是12年。”算过了时间的细账，他认为：“如果投了生物芯片项目，VC在3-5年内是一定出不来的。尽管接受投资的企业在这个期间可以找到新的资金，比如战略投资人来影簦亲魑猇C本身还是不能实现退出。”
他强调说：“在中国，VC的职业经理人选择项目，还要看VC的来源。中国VC的资金来源大多来自上市公司的基金组合。正如上市公司每年都有业绩的压力，VC管理者也承受着年度巨大业绩压力，其投资考虑与上市公司的资金投向考虑相差不大。全球其他地区VC的资金来源要广泛一些。但即使在全球范围内，VC的项目选择也是以投中期为多。”
第三、生物芯片企业寻找投资，不应狭隘地期待本土VC的成熟，更应当寻求传统产业自然延伸带来的资本机遇。“大部分欧洲或亚洲的VC比较青睐初步成熟的一些项目。这样可以给创业团队一个自生自灭和大浪淘沙的机会，得到市场的验证。现在中国不缺项目和成功的团队。同时，这也与中国VC的成熟能力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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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生物芯片的VC投资机遇多少年后会成熟？W先生认为：“也许生物芯片等领域出了成型产品，逐渐成熟并实现产业化始终与VC无关，而是这些领域技术产品自然延伸而出现的。很多类似领域也不是由创业团队或VC来投的。如在开发计算机芯片领域，核心的、大型公司，比如Intel每推出一代芯片，都要投入10多亿美元的研发资金。这些产业成就显然与独立的VC关系不大。”
他解释说：“生物芯片大多用在医药制药和医疗方面，但中国传统的医药行业本身的现代化水平就落后。从总量来说，6000多家药厂的总额才相当于美国辉瑞等公司一家。如果作为传统企业的药厂连自身研发新药的资金都不能够保障，那么拿什么钱去支持和投资生物芯片这些前沿领域呢？”
“同样，类似的比如纳米技术，其投资也大多来自于有纳米应用的大型企业集团，包括用于涂料的工艺设备、建材企业等等。还有纳米芯片等交叉领域的产品。现在，在纳米芯片这个领域中，IBM、TI和INTEL等的企业投资之巨，已远远超过任何来自VC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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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特别强调说：“对于生命科学等特别超前的领域，包括生物芯片，VC是不会单独投的。而且，投资人的要求也不同。国外一些介入早期的VC，一般不会单独投；一般与大的产业集团投资一起投。如果现在海尔在‘信息家电’方面提供大部分投资，VC是很愿意一起参与的。”
此外，针对企业的R＆D方向，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应当关注大型产业集团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盲点，比如海尔，尽管不断上新生产线，推出新产品，也取得了一定的市场收益。但是，什么时候集中注意力来攻克关键性技术难题--众多国内的手机厂商应当聚焦在研发手机芯片方面。在这个领域国际VC在国内就有很多投资于研发各类芯片的。”
可见，生物芯片企业还必须到生命科学等领域寻找“钱”途。
资金· 市场·技术·政策·人才
--梳理生物芯片企业的5条“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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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为生物芯片企业的命运“把脉”，资金、市场、技术、政策与人才等5大因素，无疑与“望闻问切”同等重要。
“生命线”之一：技术“软肋”
在资金、市场、技术、政策与人才这5大产业化决定因素中，我国的生物芯片企业走向产业化的“软肋”在哪里呢？
作为生物芯片方面的资深研究人士，赛迪生物咨询中心的产业研究员袁佐平认为：“技术因素是制约发展的瓶颈。尽管表现出来的是市场或资本运作的动态情况，但的确是技术因素限制了生物芯片产业化的前进脚步”。
“信息产业中有一些类似情况。早在20世纪70年代，IBM公司早已推出桌面电脑，但只有在后来更富科技革命意义的IntelX86处理器内芯和Microsoft的视窗软件系统出现，个人电脑(PC)才得以风靡全球。”
他进一步解释说：目前国内生物芯片产品主要是用于科学研究和临床诊断的表达谱芯片。这些临床检测芯片，大多是低密度的表达谱芯片和SNP芯片的简单技术移植，并且实验操作和数据分析自动化存在的技术问题很多。在具体应用中，这些产品用在低端个人诊断市场上成本过高，而在制药厂新药高通量筛选等高端企业级应用上，使用效果又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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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一种高投入的产品在面向个人用户时价格太高，而面向企业客户时又不够成熟，效果靠不住。那么这种新产品的命运会怎样？”他反问道。
所以，他认为，解决资本、市场问题，甚至突破商品化或产业化困境的关键还是“如何理解这种新技术以及如何提高技术的应用水平。”
事实上，尤其在目前中国生物芯片企业的实践仅仅涉及了生物芯片领域的一部分。
生物芯片是最近10年间生命科学领域中迅速崛起的一项高新技术。它主要是指通过微加工技术和微电子技术在固格体芯片表面构建的微型生物化学分析系统，以实现对细胞、蛋白质、DNA 以及其他生物组分的准确、快速、大信息量的检测。因分析的对象不同，常用的生物芯片一般分为三大类：即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和芯片实验室。
生物芯片的用途非常广泛，除用于人类基因研究、医学诊断等方面外，还可应用于新药开发、农业研究、航空航天、司法鉴定、食品卫生和环境监测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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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介绍，利用生物芯片技术可以进行药物筛选和新药开发，芯片作大规模的药物筛选研究可以省略大量的动物试验甚至临床，缩短药物筛选所用时间，提高效率，降低风险。
但值得警惕的是，国内的生物芯片产品在“药物筛选”方面应用不足。而在目前国际上大多主要制药公司都不同程度地采用生物芯片技术；应用生物芯片来寻找药物靶标，从而带动其创新药物的研究和开发，并为新的竞争奠定基础。
与传统方法相比， 生物芯片在疾病检测诊断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在一张芯片同时对多个病人进行多种疾病的检测。仅用极小量的样品，在极短时间内，向医务人员提供大量的疾病诊断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医生在短时间内找到正确的治疗措施。例如对肿瘤、糖尿病、传染性疾病等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临床检验及健康人群检查，均可以应用生物芯片技术。今后人们可以拥有个人化验室，无论在地球任何地方，随时可以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测。
生物芯片的飞速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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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芯片技术是伴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而衍生的一项重大高新技术。自1998年以来，全球约有数百家生物技术公司和数千家研究机构从事生物芯片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主要集中在芯片制造技术和基因组及后基因组的研究，而SARS时期人们最直接关注的用于疾病诊断与检测类的基因芯片尚处于研究阶段。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国内外生物芯片技术比较成功的，经验积累比较丰富的，甚至引起舆论界臧否不断的都是基因芯片技术。
目前，全球大多数生物科技公司的研发重点普遍集中在低密度的DNA芯片(亦称基因芯片)上。
以美国为例，开发DNA芯片技术为主的公司有十几家，国际上每年在生物芯片投资总额高达10亿美元。其中，公认的DNA芯片权威Affymetrix公司每年在科研开发上的投入超过1000万美元，其独家的“原位光化学合成技术”设备比较先进，但由于该技术还处于研制阶段，性能不够稳定，价格也极为昂贵。这种低密度的DNA芯片仅有少量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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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威数据显示，Affymetrix、Apogent和GeneMachines当前控制着73%的芯片市场份额。Affymetrix公司是现今该领域的领头羊。
尽管中国企业涉足生物芯片产业不晚，但真正产业化还是在最近几年。权威人士的评价是：发展迅速。到目前，已经有20多家研究机构和30多家生产企业，并形成以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四个研究中心为主的主要研究框架。其中部分产品的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我国在生物芯片技术和产品上，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
1999年4月，第四军医大学全军基因诊断技术研究所率先展开了生物芯片的研制与开发，并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块医用蛋白质芯片(肽芯片)。在此基础上，他们针对胃炎、胃溃疡和胃癌等疾病，根据不同的抗原和不同的基因片段，研制出4种肽芯片和5种基因芯片；针对性传播疾病，研制出3种肽芯片和3种基因芯片；同时，还研制出肝炎系列病毒以及针对卫生防疫的肝炎肽芯片和针对卫生、环境检疫的大肠杆菌肽芯片等共两大类、8个品种、20余种规格的中、低密度医用医学生物芯片和适应国情的反射、荧光、激光芯片阅读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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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家批量生产基因芯片的公司上海联合基因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拥有近二千条基因药物发明专利基础上，推出商业化基因芯片，用作基因功能的研究，也即是把芯片当作“基因表达谱芯片”，它所做的工作是从几百条、几万条、十几万条基因中筛选出具有某种功能的基因。这些芯片主要用在科研方面，研究癌症、高血压等。这项产品已达到了国际水平，并以低廉的价格正在叩响国际市场的大门。
在我国，国内目前最大的生物芯片公司--上海联合基因的产品价格高达每片10000元人民币，但其用于“诊断”的准确率还远远达不到95%的医学“确诊”标准。在国内原北京医科大学等单位利用现有的成熟技术，进行低密度和中密度DNA芯片产品的开发，在市场化方面将投入少、见效快、灵敏度高的低密度和中密度产品打到医疗诊断和科研服务两极市场，将是一个生物芯片产业化比较好的尝试。
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基因芯片技术虽然成熟，但耗时较多，PCR和杂交等操作因素影响也较大。这使得人们有必要对蛋白芯片投以新的关注。尽管这一概念较新出现，但蛋白芯片还是很有前途。不管芯片是用于研究还是用于临床，都要涉及到时间和效率。相比基因芯片技术，蛋白芯片技术的开发正是为了解决高通量和高效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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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思想来看，由于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直接执行者和体现者，作为传统临床上生化检验的延伸，针对蛋白质进行的诊断，开发蛋白质芯片比较容易与现有临床的诊断习惯相对应。
而且，据悉，目前国内成熟的蛋白芯片产品也有一些，除了上海数康科技，还有华美、深圳益生堂、上海晶泰和裕隆等公司都在做蛋白芯片。由于基因芯片用于临床诊断目前尚不成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蛋白芯片的研究开发。
但是，技术人士认为，目前国内的蛋白芯片产品还摆脱不掉传统的蛋白质检测分析方法，而对其用途的界定也没有进行深入的推敲，只不过是把以前临床上多指标检测，或把多个疾病的诊断简单地“加”在一起而已。这必然会降低到检测结果的准确率，并不利于临床推广。
推动蛋白生物芯片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包括：药品开发的需要、企业削减成本的需要，以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向该市场进军。蛋白生物芯片在未来将主要被应用于基因领域，用来测试基因组中的蛋白质。另外，该领域的自动化处理之需也将刺激该市场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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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人士认为，医药和生物技术企业将是推出蛋白生物芯片发展的主要。由于这些企业必须要提高其测试新药品的速度和效率，将这种技术作为削减成本的手段之一。
因此，基因芯片以及蛋白芯片诊断产品，要成为替代传统的临床手段，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不过，SARS风暴和人类后基因组计划的发展，一定会为国内生物芯片技术水平从根本上得以提高施以强大的内在动力。
“生命线”之二：资金“动脉”
尽管集新经济的各种典型特点于一身，尽管VC对其颇不看好，在2000-2002年间，为数不多的中国生物芯片企业还是过了极其富庶的两年多光景。
综合我们广泛考察的生物芯片企业，根据业内比较流行的分类方式，中国各生物芯片公司目前的“钱”景可归纳为三种模式：第一种被通称为“国家队”，由政府投资，达8亿元之多，主要以北京博奥芯片和上海生物芯片公司为代表；另一种可以被称为“企业队”，主要资本来自其他领域的上市公司或者其他商业资本投资，其典型代表是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第三种资金来源则较为复杂，它们大多不以生物芯片为主业，企业主要现金流也不是来自于生物芯片项目或产品本身。技术或产品大多购买自权威研究机构，有的也颇有到二级市场操作的可能。比如深圳益生堂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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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2年年底，业界已经提出“中国生物芯片行业烧完了第一桶金”的观点。但从生物芯片身上应当赚回的“第一桶金”何在？业界人士对此普遍不抱乐观态度。
业界人士认为：正是基于对生物芯片的“钱”途堪忧，导致了在过去36个月中纷纷投资生物芯片的众多上市公司现在纷纷撤退。
美国的《财富》杂志载文指出，在20世纪科技史上有两种芯片深刻改造了人类的生活，一个是微电子芯片，作为计算机和许多家电的心脏，它丰富和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而另一件事则是生物芯片。它将改变生命科学的研究方式，进而影响到人类延续生命的方式。
预言是伟大的，而现实往往热衷于展示其残酷的一面。自1997年新经济领域大力鼓吹“生物芯片”至今，在6年后的今天，全球生物芯片离产业化仍然还很遥远。
我国自1997年开始介入生物芯片以来，国内生物芯片领域的研究和产品化已经有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总体看来商品化程度不高，产业化前景还很遥远。即使在新经济基础扎实，金融与资本市场发达的美国，“生物芯片上市公司也几乎没有盈利的。”袁研究员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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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定会令国内生物芯片企业艳羡的是，美国的股市一直将生物芯片类企业看成“金娃娃”。
“自1998年6月29日美国宣布正式启动生物芯片计划，到目前美国已有10多家生物芯片公司股票上市，平均每年股票上涨75%，” 袁研究员介绍说，“即使是只有一个生物芯片的概念，这个企业都能够得到股市的追捧。”
值得业内人士关注的是，如果一个生物芯片企业的“钱”景尚好，则这个企业往往与“资本运作”有着密切和深奥的关系。
以技术与资本完美结合为突出看点的是迄今为止国内投资规模最大的生物工产业化合作项目--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公司为例。根据证券界人士的长期跟踪与全面分析，竟然发现自2001年1月以来，上海博星的“父系”资方与“母系”资方--上海联合基因科技(集团)与广东星湖科技(600866)，分别与上海三毛、新黄浦、鞍山合成、浙江中汇以及香港上市公司精优药业(0858)等单位有着从2000万元到2.5亿元不等的“资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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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目前各资本合作的现状来看，合作不久大多分开了。尤其是肇始于2000年8月29日广东星湖科技(600866)公告的与联合基因科技共同投资5亿元人民币建立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公司的合作。
据知情的一位投资专家介绍，双方合作时曾预计，根据“到2005年全球基因芯片50亿美元的销售额”预测，就推断，在双方合作成立博星公司的第一年内，来自首期投资项目的表达谱芯片和商检芯片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将分别为6990万元和3730万元；而到了博星公司成立后的第五年，预计可实现销售和技术服务收入为9.8亿元，预测利润5.4亿元。
而且这笔来自广东星湖科技的2.5亿投资将采取分期投入，按年度回收利润；据说上海博星甚至还和投资方签订了不无“屈辱”的回购协议。后来即使是当年度上海博星略有盈余以后，投资方后来的1.5亿的投资还是没有再投入。
这使业界人士不免进行了更多更深刻的思考：现阶段的生物芯片企业，如果依靠产品销售和服务市场来捍卫在获取投资的谈判地位，显然是极为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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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些同样热衷于“资本运作”的生物芯片企业，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操作方法。其中一些企业来自行业之外，既无对领域深刻的理解，更不擅长于专业市场渠道与专业技术服务。对于它们来说，更希望通过资本运作超越生物芯片领域自身的独特性，获得经营中的主动权。
换言之，市场有多大，技术是否靠的住，做制药厂的上游产品还面向个人诊断市场，这些问题目前还不是该类企业关心的核心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上市？在哪里上市？
比如上海数康科技，据悉，2002年底上海数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多肿瘤标记物芯片检测系统和深圳益生堂的“丙型肝炎病毒分片断抗体检测试剂盒”(蛋白芯片)先后拿到了SDA的新药生产许可批文，尽管对于前者业界曾不无疑虑。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数康拿到SDA批文的“醉翁之意”已然直指香港创业板。对于此举，业界人士观点纷纭。
上海某基因公司的陈先生曾为上海数康上市香港创业板演义过一回“财务顾问分析”。他认为，如果数康实现在香港创业板的上市，参照2002年复旦张江的发行价以及发行规模，其IPO总规模大约在5000万到7500万港币之间。但由于”登陆“香港创业板的费用高昂，可能最多拿到4000多万港元，如果募得的资金最终用于向企业R＆D“输血”，又能抵得几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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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有时情形也类似。尽管目前已经有少量商业化产品基因芯片上市，但由于该技术还处研制阶段，许多方面尚不成熟，因而价格较贵。 但这些企业也受到了生物技术板块鼓吹者的热力吹捧。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国际上大多数从事基因芯片开发的核心企业是商业性的生物技术公司。这些公司从一开始涉足生物芯片领域，就是以开发自有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为目的和安身立命之技。目前国际上几个主要的生物芯片开发公司都是如此。
但是，行业研究人士同时也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质疑：第一，相比成熟的和流通性较好的资本环境，中国现有资本市场环境也亟待成熟和完善；第二，过分复杂的企业结构不利于投资界人士准确判断发展方向，易出现资源重复建设和市场的恶性竞争。
“生命线”之三：市场引擎企业研发规模与市场竞争力
对于甚至在新经济领域中都是“新新人类”的广大生物芯片企业来说，探讨这些企业的各种组成要素对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实在是乏善可陈。然而，在美国的生物芯片市场中，美国生物芯片企业却充分表现出其特有的效率优势。这也成为美国企业在全球生物芯片市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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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的生物芯片”三巨头“为例，Affymetrix、Apogent和GeneMachines三公司目前控制着73%的生物芯片市场份额，而其中，Affymetrix占据基因芯片市场的35%。这使生物芯片这个市场体现出极为鲜明的技术垄断特征。
这些举足轻重的生物芯片企业具有极为鲜明的共性，包括研发至上，规模至上，专利权属至上等特点(见表1)此外，在蛋白芯片市场，有6家美国厂商值得关注，包括Biacore、Ciphergen、HTS Biosystems、Phylos、SomaLogic和Zyomyx。其中前二者是市场的先行者。而包括CombiMatrix、Dyax、Packard BioScience和Proteome Systems等企业还处于产品开发阶段。美国的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Patrick Brown研究小组和哈佛大学Gavin MacBeath小组等也有值得关注的研究项目。
目前美国有2000多家公司参与研制生物芯片，其中开发DNA芯片技术为主的公司有十几家，国际上每年在生物芯片投资总额达7亿-10亿美元，其中大公司投资3亿美元、金融投机机构投资1.5亿美元，其余为国家和个人投资。Affymetrix公司在DNA芯片的开发上是公认的权威，该公司每年在科研开发上的投入超过1000万美元，利用其开发出独一无二的原位光化学合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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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因芯片所显示的巨大潜力和诱人的前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相继开展基因芯片的研制和开发工作。尤其在美国，已掀起了自人类基因组计划以来的第二次热潮。1998年6月29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启动基因芯片计划，联合私人投资机构投入了20亿美元以上的研究经费。许多政府机构和著名国家实验室也积极参与该项目的开发和研究。
根据《YAHOO财经》的权威数据，截止2000年，已有9家美国生物芯片公司上市，并且表现不凡。综合水平是其股价以平均每年75%的速率上涨。其中最先于1993年上市的Incyte公司发行价为9美元每股，在新经济泡沫最多彩的2000年，曾经窜高到289美元每股；1996年首发的Affymetrix在2000年的身价也一度从16美元每股跳高到280美元每股(见表2)。
这些专业企业以及上市公司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注重联合研发，强调以专利战略统帅企业的发展方向。
与之相比，中国的专业企业或板块内的上市公司，也具有一定的研发理念和研发实力。但是，与聚焦R＆D夯实技术基础相比，由于大多是”借鸡生蛋“，国内形形色色的生物芯片企业显然已无暇关注研发，而是关心能否拿到生物新药的”准生证“，关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及做市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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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企业得到国家权威管理机构国家药品监督局(SDA)的镄乱┥砜伞7钚姓加新什呗缘囊恍┢笠狄材芄惶逑殖黾际踝时镜穆⒍闲岳础?nbsp;
某生物芯片行业的研究人员表示：从细分市场的角度说，由于上游产业发展规模有限，目前中国科研市场有限，应用广度也不够。而“一个芯片做下来要得到好的结果可能成本上10万元，而目前国内一个博士生两三年科研费用最多也就两三万。”
显然，来自R＆D资金方面的约束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严重困扰中国的生物芯片企业。
由于生物芯片自身的产业特点，国内生物芯片市场也呈现垄断特征：比如上海博星公司已占有国内表达谱芯片80%市场份额。
但已经拿到生产许可的生物芯片产品的市场前景仍不容乐观：除了应用成本高和操作环节复杂之外，尤其是检测的准确性不够。 这种在技术上与国外存在的巨大差距，将使具有中国自主产权的产品在市场不可避免地遭遇国外产品的狙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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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内具有较强研发实力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纷纷瞄准前沿的高密度芯片的研究与开发技术。但总体看来，中国的生物芯片企业还处于方兴未艾之时。相对无序但自由的市场发展空间从侧面促进了中国的生物芯片企业的全面发展。
益生堂之路
中国的生物芯片企业发展，除了企业之间关系复杂以外，企业与研究机构或高校研究群体之间存在着极为特殊的技术资本联系。实现渐进发展，完成向新产业的自然延伸，深圳益生堂科技是比较成功的典型。
2002年12月，军事医学科学院和深圳益生堂生物企业有限公司联合宣布：经过三年研制成功了”丙型肝炎分片段抗体检测试剂盒“，并获得了我国第一个严格按照药品鉴定、申报获得的生物芯片证书，同时它也是国际上第一个由政府药品监督机构颁发的基于硅基材料的生物芯片新药证书。
有一些行业人士认为，这一证书的获得，不仅标志着我国的生物芯片产品研发技术平台已经成熟，同时也表明我国在诊断型生物芯片的研发领域走到了国际前列。而此前，我国丙型肝炎病毒分片段检测试剂主要依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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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8年以来，益生堂曾经投入了4000多万元的产业投资在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建立生物芯片技术平台。当初巨额的初始研发费用，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此次首家获得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合格报告以及新生物制品一类新药证书，以民营企业身份进军生物芯片产业的传统企业益生堂，不仅收获了相对成熟生物芯片产品，更顺利地完成了从中药保健品专业企业向生物芯片产业转型的转变。
据悉，益生堂已研制出11种可用于临床检测及药物筛选的生物芯片产品，并希望在2003年年内拿到6个一类新药证书，以及获得高达5000万的市场回报。
从投资的角度进行分析，益生堂的战略选择具有两大鲜明特点。第一，作为具有丰富的传统中医药行业经验的企业对延伸领域生物芯片的市场判断准确；第二，作为资金”输血“母体的中医药产品与保健品产品符合”周期短、风险小、回报快“的所谓”现金牛“产品的特点，能够在资金上强有力地支持益生堂向生物芯片这个新领域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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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作为有前瞻性的企业，益生堂的生物芯片之旅还不是孤军奋战。由益生堂有意投资2亿打造的创益生物芯片技术产业化示范基地已经被国家计委列为国家级示范工程。益生堂整合技术资源促进生物芯片产业化的道路更宽广了。
“生命线”之四：政策“动脉”
从资本等重要的行业发展因素看，在新经济领域中，生物芯片无疑是幸运的。而多数生物芯片企业最为幸运的就是：在生物芯片行业发展初期，就得到了政府项目、银行贷款等关键性投资手段的格外关注。
以生物芯片“国家队”之一的北京博奥为例，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是以清华大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及国家财政部，共同出资组建的高科技企业。2002年则更将芯片工程的实施作为2002年的十大科技任务之一。
北京博奥公司以生物芯片创新平台技术为主要发展方向，在生物芯片领域拥有国际领先的技术和持续创新、研发能力，不仅率先研制出电磁式生物芯片和多力式生物芯片，而且研制出一系列具有世界水平的其他类型的生物芯片，并在点样仪和检测系统等仪器研制方面颇有建树。目前已经获得23项国内外专利申请，其中8项已获得批准。但目前面临着加快产品产业化进程的问题。由于它同时又与“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中心”二位一体，在生物芯片领域口碑甚佳。2002年6月，美国《财富》杂志将其评为全球最值得关注的公司之一。到2001为止，博奥公司总注册资本已达3.46亿元人民币。而同时作为“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中心”的技术研发实体，还将在五年内从国家科技部再获得近1亿元人民币的追加研究经费。这样，总共4.46亿元人民币打造的“国家队”企业，首先在起跑线上就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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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凭借强大的科研能力，北京博奥还以8项生物芯片专利技术国外使用权入股一家国际生物芯片公司，占其15%的股权。
2001年9月，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奠基。该工程研究中心是国家扶持的一个高科技公司，国家以财政资金的方式一次性投入2亿元专项资金作为部分资本金。据悉，该中心还获得了863重大专项基金的支持。
业内人士将这个我国高科技公司的历史上罕见的“国家以财政资金扶持的高科技公司”案例评价为：站在“产权结构清晰”的高度上，通过全球定位布局建立的高科技企业。这将为生物芯片在我国的产业化奠定良好基础。
北京博奥的迅速发展同时也折射出政策机遇对生物芯片企业的巨大推动力。除北京博奥生物芯片国家工程中心 以外，另一个生物芯片的“国家队” 于2001年8月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开发园区成立。上海生物芯片公司及上海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整合了风险投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业内一流企业，体现了上海乃至全国生物芯片领域的综合实力，成为上海生物芯片业的“航空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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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新组建的公司和中心主要任务是，开展生物芯片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承担国家任务，包括有效利用国内资源，研究开发生物芯片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开发多系列生物芯片及其配套数据库；开发国内外需求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建成基因芯片、蛋白芯片、组织芯片、细胞芯片以及流体芯片实验室等一系列生物芯片技术平台；通过融资、技术转让、参股、产业合作、股权合作等多种形式和渠道，进行生物芯片产业的扩大和集成，形成中国的生物芯片产业群等。
为了保证公司的研究方向处于国际领先，上海生物芯片公司及上海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聘请中科院副院长陈竺等11位院士领衔担纲专家委员会成员，并聘请上海周边地区的生物芯片领域的专家加盟，整体技术力量雄厚。
在运作方式上，与北京博奥不同的是：这艘上海生物芯片业的“航空母舰”完全采用市场化的。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建立之初没有让政府掏一分钱。该企业拥有11家股东，包括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中科院冶金所、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国家人类基因南方研究中心、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公司、上海华冠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全部用现金注入，以期发挥协同效应，把公司建成一流的生物芯片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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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开发园区内，上海生物芯片公司成立的同时就组建了上海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不久，申报成立国家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的报告被批准，建立了国家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
据介绍，该公司将按照以生物产业为核心、生物技术相关产业并重的基本经营方针，通过从多源化产品到多样化产品的市场运作，构建网络化、规范化及快捷化的客户终端体系，形成公司集团化发展的战略格局，最终通过整体上市、资本社会化，实现投资者的溢值增值变现，同时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后续资金保障。
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预计总投资规模为3亿元人民币，目前，已经投入近6000万元，从事生物芯片及相关项目的研究，其研究能力已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
此外，在北京博奥、上海联合、成都百奥等多家专业企业从事研发工作，以及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等具有研究实力的专业机构加强研究过程中，国家更是给予了充分关注和资金投入。目前，一个位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占地70亩的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基地已经拔地而起。作为北京市“十五”规划重要内容之一，该基地不仅被列为北京市60项重大建设项目之一，并终将成为国际生物芯片的技术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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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线”之五：人才“内动力”
在以IT、BT和纳米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经济领域中，人才一直是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的“引擎”要素。
在权威研究机构赛迪生物咨询中心的协助下，在对数个生物芯片企业的考察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与其他新经济产业相比，研发团队和经营团队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必须承认：在生命科学的诸多领域中，大量并严重地存在着“学科带头人就是产业或企业全部”的特殊现象。在生物芯片企业的实践中，表现为人才资源管理和使用上缺乏开放体系和良好的监督机制。
我们曾经注意过：像程京教授、胡赓熙博士、毛裕民前院长这样重量级人物往往同时兼任数个生物芯片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主要负责人的职务。从R＆D泡沫和生物芯片专业企业数量虚增来看，并不利于生物芯片产业化发展的。
从更深刻的层面上讲，生物芯片领域急需分子生物学、临床医学、生物信息学、微加工技术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复合型人才。而据一位教育界人士透露：由于全球新经济发展的态势迅猛，西方国家的生物及生化技术水平也普遍高于我国，国家普通高等教育系统中培养出的生物类专业人才流失较多。当投资和经济处于膨胀期时，生物芯片企业往往斥巨资大批延揽人才，而一旦遭遇2002年底资本纷纷外逃的投资低谷，往往就大举裁员。作为生物芯片企业和产业极其稀缺的人才资源无可避免地遭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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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物芯片企业实现长足发展和产业化必须有能力把握住“专业人才”这个夯实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
以上海“国家队”为例，由于站在国际化的高度来组建研究实体，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SBC)暨上海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将人才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战略”。为了实现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生物产业集团的目标，SBC特别关注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
SBC邀请陈竺、杨胜利、李载平、裴钢、闻玉梅、顾健人、吴孟超、曾溢涛、陈凯先等十多位院士加盟。目前，上海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成立了重大课题的项目小组，不断与国内外的公司和科研机构进行经济合作和学术交流。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设立首席研究员，并以首席研究员为主导，下设项目研究员、中级研究员、实验员、实验员助理等。
据介绍，按照科研开发与市场拓展并重的原则，科研人员与市场营销人员的比例将达到科学化的对称分布；目前SBC的员工总数超过70人，其中博士后、博士占22%，硕士占36%。SBC还将主要面向海内外招聘高级人才、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营销人才。“海外集团招聘计划”同时也已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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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SBC也注重人才的培养。SBC已被国家批准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按照公司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计划，将为每位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和一流的科研平台。对比很多其他企业，SBC能够给专业人才提供可以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
资金、市场、技术、政策及人才要素，通过梳理生物芯片的5条“生命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生物芯片企业朝气蓬勃，斗志昂扬，我们的生物芯片产业方兴未艾……在五大要素中，应当全面发展，齐头并进，我们的企业和产业化一定会有如约的未来。
(结束语)生命的机遇
忽如一夜春风来。当人类遭遇生命科学时，会有敏感而亲切的感觉。这是生命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作为一项极为尖端的技术，生物芯片是物理学、微电子学与分子生物学高度交叉的产物。它将成千上万个与生命相关的信息分子集成到厘米大小的尼龙膜、玻璃片、硅胶晶片、微缩磁珠等载体上，能够一次试验同时检测或分析多种生物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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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是“生物芯片”的生死之年：在过去3年里，由10多亿元人民币催生和推动的这个生命科学领域，在耗尽其“第一桶金”的同时也几乎耗尽了曾经信誓旦旦许诺未来的投资者的信心。一时间，资本外逃，企业裁员，“生物芯片”企业何处去？!
中科院院士陈竺教授曾这样形容生物芯片：“一个指甲大的地方就能建个实验室，医生可以一次同时测出多种病原微生物，在极短的时间内知道病人被哪种微生物感染，迅速医治。”
让技术展现神奇当然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资本。然而，就如同新经济领域中其他被资本惯坏的“孩子”们，生物芯片先是被资本的过度吹捧(捧杀？)，又被当成泡沫而遭到抛弃(棒杀？)。但资本凭借其增值甚至获取暴利的本能，随时去寻找更好的盈利机会或规避预期之外的机会成本。这本是无可厚非的。
而作为生命科学和微加工技术两种新科技的“爱情结晶”，因其父系技术与母系技术自身发展水平的薄弱，“先天不足”的生物芯片只有默默忍受强大资本的自由来去与随意弃离。
我们说，好在生物芯片遭遇了一个颇不平凡的历史性机遇。在对SARS的一片喊打声中，我们看到：作为尖端科技的生物芯片再次受到了人类的关注。更为可贵的是，这次国内投向生物芯片企业的是30多亿来自政府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专项资金。
生命无价。于是，生物芯片企业有福了，人类有福了。在崭新的技术资本机遇中，最富人性化的生命科学一隅与最富激情的产业化资本碰撞了!, http://www.100md.com
如同这旺盛的五月春花，半年来陷足于资本困境的广大中国生物芯片企业，不以资本外逃、求贷无门而式微，却在生命的呼唤中找到新的技术资本生机。
作为高速度、高平行处理个体生物信息的强有力技术手段，生物芯片的新机遇来了--
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全序列分析如期完成；进入后基因组时代，蛋白组计划、疾病基因组计划等概念和计划提出；尤其是针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强大医疗需求，中央财政的专项已超过30个亿，生物芯片企业有望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稳健地走出2002年底的资本“冻土层”，更将重续数年来为巨额资本所紧紧追随的“新经济”好梦……
生物芯片逃离 资本“冻土”？
在2000年前后，“生物芯片”阐释着资本在中国新经济领域的炙手可热，来自国家、银行、企业和社会等不同途径的投资极其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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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踏破了联合基因的门槛，”曾在鼎盛期供职于某基因公司的张先生说。这并不夸张。权威研究机构赛迪生物的袁佐平研究员为生物芯片算了一笔投资账：
截至2002年底，一直热衷生物芯片的广东肇庆上市公司星湖科技对其与上海联合基因的合资公司上海博星生物芯片公司的投资紧急“叫停”，这时已经有高达12.8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投放在十几个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生物芯片企业上。其中包括：政府作为对“863计划专项”等支持性投资6个亿；主要以星湖科技、张江高科、上海医药、复星实业、哈高科、河池化工、友好集团、苏常柴、山东海化等9家国内A股上市公司为主的企业投资；以及2002年1月广东发展银行为北京博奥生物芯片公司提供的2亿元授信额度等。
所以，“从总量来说，中国生物芯片企业是不缺投资的。” 袁佐平研究员认为。
那么，中国生物芯片产业化的“软肋”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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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技术上的限制，” 袁认为，由于目前的生物芯片企业不能有效发掘已有生物芯片产品在临床上的广泛功能，并相应成功实现对细化市场的准确定位，“目前的生物芯片产品尤其在面向个人的临床诊断应用上尚未得到市场的认可。商品化程度不够。”
正是市场的不认可，使殷实富足了两三年的中国生物芯片企业们终于在2002年底到2003年初遭遇了新一轮资本“寒流”的空袭：
曾被许诺镀金5亿元人民币的“商品化基因芯片航母”--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公司在从国内A股上市公司广东肇庆星湖科技得到近亿投资后，追加投资随即杳然；
2002年初首例研制出肿瘤早期检测的“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系统”的上海数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携带着获得首张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SDA)颁布的生物制品一类新药证书及试生产批文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系统(简称C-12蛋白芯片)到香港创业板碰运气至今前景不甚明朗后，于2002年底大举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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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生物芯片产品及服务市场上，面对来自国际市场同侪的竞争，上海博星基因芯片公司最近宣布下调其全产品线及服务的价格，以更应对资本收缩带来的窘迫……
然而，2003年3月以来接踵而至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它们的命运--资本从生物芯片领域纷纷出逃之势就这样戏剧性地化于无形……
事件之一：
2003年4月初，香港大学医学部率先与美国方面借助生物芯片技术准确检验SARS病毒。在全人类奋起抗击SARS病毒的斗争中，“生物芯片”大展神威。
事件之二：
2003年5月5日，中国科学家也研制出全面检测SARS病毒全基因组芯片检测系统。
作为国家863生物领域病毒基因载体研发基地的本元正阳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率先研制出第一张冠状病毒全基因组芯片，并开发出一整套检测系统。全基因组芯片覆盖了病毒基因组的全部序列，可在检测病毒的同时监测病毒基因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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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三：
2003年4月初，由美、英、日、法、德和中国科学家经过13年努力共同绘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序列图，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所有目标已全部实现。我国将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加强人类基因组的后续研究与开发。期间，生物芯片技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事件之四：
在既有成果基础上，中国国家科技部已将人类基因组的后续研究与开发工作列入12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之一的“功能基因组与生物芯片”。国家并投入6亿元，主要开展重大疾病、重要生理功能相关功能基因、中华民族单核苷酸多态性的开发应用，以及与人类重大疾病及重要生理功能相关的蛋白质、重要病原真菌功能基因组等的研究与开发，力争使我国在人类后基因组研究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进入后基因组时代，功能基因组和蛋白基因组成为研究热点。作为其基本技术手段的基因芯片和蛋白芯片再次获得人类的又一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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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资本逃离相反，在更广泛的应用领域，生物芯片再获期许。面对新经济与生命科学的魅力，即使是剥离了生命热情的资本也难以抗拒。
在技术经济 潮头起跑
--中国生物芯片产业考察报告
当我们深入一些专业的权威研究机构，并试图全面地考察国内十数个主要生物芯片企业时，不无惊喜地发现：国内这些生物芯片企业的生态现状及相对竞争力远远超出已有公开数字的表现力--尽管获得技术资本的机会有所减少，顽强的国内生物芯片企业已然起跑!站在新技术与资本融合的新经济潮头，它们已经悄然拉开生物芯片产业化的帷幕。
更多地从投资与市场能力整合所体现出的企业综合竞争力的视角看待这些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如同其在世界其他市场，在中国目前的生物芯片市场上，借助本地代理公司的渠道与市场能力，世界生物芯片“巨头”企业Affrymatrix等公司的多种生物芯片产品还是强有力地渗透进来。而作为一种标志型企业，中国本土的“生物芯片航母”--上海博星生物芯片有限公司，虽然在技术实力上还存在差距，但从“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因素来考虑，依然保有领先的市场地位。公开数字显示，目前博星已占有国内表达谱芯片80%市场份额，毫无悬念地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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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些指标全面衡量其他生物芯片企业，即使仅仅从R＆D投资(归根到底表现为产品技术水平)和市场能力来看，它们与各个细化领域中的领先企业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当然，放眼生物芯片发展的前景，这显然是一块太大的“蛋糕”--即使仅仅是作为生物制药创新所需的低层技术而言，生物芯片的市场就不是Affrymatrix或上海博星一家生物芯片企业所能够长期独占的。产业化的涛声已然越来越近了。
全球产业化前瞻与进展
由于生物芯片的巨大市场前景，美国筒到缭诠サ?0年间共投入近20亿美元用于以基因芯片为主的生物芯片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欧洲与日本的投入强度也越来越大。此外，世界各个大型制药公司也都已建立了或正在建立自己的芯片设备和技术，几乎所有的跨国制药公司都投入巨资利用基因芯片开展新药的超高通量筛选和药理遗传学、药理基因组学等研究。许多著名的电信、电气企业如摩托罗拉、IBM、惠普、日立、东芝等也参加到生物芯片的研发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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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2年第一块生物芯片诞生开始，生物芯片的市场逐年扩大，1997年生物芯片的市场仅为1200万美元，到了1998年激增到10亿美元，增长了83倍。到2001年，全球生物芯片的市场已达170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16倍(见图1)。
根据对全球138家生物芯片企业的统计，美国企业占了49%，德国占25%，英国为11%，瑞士为7%，其他国家和地区占了8%(见图2)。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国在全球生物芯片研发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美国的很多著名生物芯片企业在全球(中国也概莫能外) 市场中，也扮演了技术、产品、专利和标准等全方位的特殊角色。美国三家主要生物芯片公司Affymetrix、Apogent和GeneMachines， 目前控制着73%的生物芯片市场份额，其中，Affymetrix占据了基因芯片市场的35%。
在新兴的蛋白芯片市场，有6家美国厂商值得关注，它们是Biacore、Ciphergen、HTS Biosystems、Phylos、SomaLogic和Zyomyx，其中前两家早已进入市场。此外，像CombiMatrix、Dyax、Packard BioScience和Proteome Systems等企业正处于产品开发阶段。美国的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Patrick Brown研究小组和哈佛大学Gavin MacBeath小组等也有相关研究项目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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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0年，已有9家美国生物芯片公司上市，并且表现不凡。其股价以平均每年75%的速率上涨。
生物芯片产业在中国
权威研究机构赛迪生物的研究人士认为：从产业层面上看，生物芯片已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在行业带头人以及主要研究群的努力下，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使生物芯片实现产业化的技术。
政府支持
“中国政府和科技界历来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袁佐平研究员认为。
这从1999年3月国家科学技术部起草的《医药生物技术“十五”及2015年规划》中可见一斑：规划所列十五个关键技术项目中，就有八个项目(基因组学技术、重大疾病相关基因的分离和功能研究、基因药物工程、基因治疗技术、生物信息学技术、组合生物合成技术、新型诊断技术、蛋白质组学和生物芯片技术)要使用生物芯片，其中，生物芯片技术被单列作为一个专门项目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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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火炬计划等各类层次的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计划，均把生物技术和生物技术产业列为优先发展的对象，力争在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的研究开发中获得一批有重要商业价值的专利，以保障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空间。
中国政府对生物芯片产业产业除了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还将鼓励科研单位产学研结合，利用金融手段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创办企业。
中国政府对生物芯片产业的产业化投资成为生物芯片企业进行R＆D的重要“血液”。从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将陆续投入近5亿元人民币，对生物芯片的系统研发做倾斜性支持，建立了国家生物芯片工程中心，并将以国外的工资标准从国外高薪聘请30位各种科学与工程背景的首席科学家，以保证中国在这一新兴高科技领域取得一定数量的知识产权，为今后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奠定基础。
此外，地方政府也积极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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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政府投入引导资金470万，吸引配套资金2000万元从国内外引入优秀人才，在疾病诊断芯片、研究型芯片、药物筛选芯片等6个方面抢占生物芯片的制高点。其中，由南开大学王磊教授承担的“致病肠道细菌-志贺氏菌检测基因芯片研制项目” 并在2003年5月中旬刚刚申请了12项专利。
此外，占地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总投资2.9亿元人民币的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也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开工兴建。作为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特批的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项目，该中心将以个体化医疗、疾病诊断和高通量药物筛选等应用型芯片开发为目标，建设基因芯片、蛋白芯片、组织芯片、细胞芯片等一系列生物芯片技术平台。
据介绍，设立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最终目的是建成生物芯片研发与工程化平台、生物芯片生产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设计系统、生物芯片中试工艺系统、外围设备研发平台和相关技术支撑系统，形成年产表达谱芯片1万片、各类临床诊断芯片70万片、蛋白芯片1万片、组织芯片10万片的生产能力，并形成相应的生物信息库和相关软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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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人们逐渐从从技术的角度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集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一体的生物芯片技术，能够实现一次实验同时检测多种疾病或分析多种生物样本的目的，在临床诊断、新药开发、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专业研究人士认为，基因芯片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直接得益于探针固相原位合成技术和照相平板印刷技术的有机结合以及激光共聚焦显微技术的引入。由于生物芯片是一个多学科高度交叉的领域，必须依靠多学科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生物芯片技术原理并不复杂，就其制作涉及的每项技术而言，中国已具有实际能力。但芯片如何实现各种相关技术的整合集成，成为中国发展生物芯片的难点同时，对中国精密机械、微加工等相关工业技术也是一个较大的挑战。此外，复杂的技术和相关的芯片合成仪，以及高昂的光刻掩膜制造费用，杂交信号检测方法涉及的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激光扫描荧光显微镜等核心设备非常昂贵，实现国产化的又比较少，这使得基因芯片的研究和开发只能在实力雄厚的公司中才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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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研发带头人以及专业企业在技术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对于生物芯片的工业化要求，除去制作技术外，关键技术是芯片上放置的基因和蛋白质等物质。制作生物芯片首先要解决的是DNA探针、基因以及蛋白质等物质尽可能全面和快速地收集的问题。第一军医大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马文丽教授利用自行发明的一种分离基因的新技术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并设计出符合中国国情的DNA芯片研制的技术路线。
此外，上海联合基因公司建立了国内第一家自己的基因库，目前，该库的UniGene已经增加到了40000组，全长基因达到9000多条，新基因为5000多条。基因库的发展为基因芯片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形成研发规模
经过4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20多家专门研究机构(表1)，在生物芯片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某些构思走在了国际的前沿(表2)。
目前在我国内地形成了4个从事生物芯片研发的热点地区：一是北京，以清华大学程京教授为代表(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二是上海，以复旦大学的毛裕民教授为代表(上海联合基因科技(集团)公司)；三是西安，以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阎小君教授为代表(陕西高科集团)；四是广州，以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马文丽教授为代表。其他像天津、南京、成都等地也都建立了自己的生物芯片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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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方面，香港城市大学已经开发了用于临床检测的地中海贫血生物芯片、肺结核杆菌及其耐药性生物芯片和白血病生物芯片。台湾晶宇生物科技公司已经研发出肠病毒检验生物芯片。
目前，它们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取得了国家相关机构的专利。其中一些获得了药业主管机构国家药品监督局(SDA)的新药证书(见表3)。
中国生物芯片市场亟待拓展
对中国生物芯片产业有深刻研究的袁研究员认为：“中国生物芯片市场亟待拓展。”
从市场总体情况看，2001年，中国生物芯片的市场从上年的1000万元人民币上升到5387万元人民币，增长率为438.7%。2001年生物芯片行业实现净利润2874万元人民币，净利润率53.4%，投资收益率9.32。2001年，实现盈利企业的比例为6.7%。预计到2005年，整个中国生物芯片的市场将达到20亿元人民币(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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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种公开媒体资源，赛迪生物认为：有盈利报道的生物芯片公司只有博星公司和友好集团。而多数生物芯片企业的产品尚处于研发当中，中国生物芯片的市场才刚刚起步，亟待发展。
纵观中国生物芯片市场的现状，袁研究员将中国生物芯片市场狭小的原因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生物芯片的用户少
目前，国内生物芯片产品的定位是科学研究，而中国的相关的研究机构只有1000多家，市场空间相对较小。
另外，从医院或新药开发单位等生物芯片潜在用户的使用情况来看，正式开始使用生物芯片的用户很少。由于受仪器方面的限制，使用表达谱基因芯片得出的结果需要由芯片的生产企业来分。研究机构从自身研究成果的保密性的角度出发，可能不愿意使用。
诊断芯片成本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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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传统诊断方法相比，基因芯片除了技术上的优势外，价格上并没有优势可言。普通病人和规模较小的医院都负担不起。
临床检测芯片的定位不当
虽然理论上生物芯片能够同时对患者的多种疾病的可能性进行检测，但是，除体检外，一般病人只有出现了某种症状以后才到医院就诊，而医生通过对病人进行观察和询问，已经可以初步判断病人所患疾病的类型，医生不需要对无关的疾病的可能性进行检测，否则，有可能形成功能浪费。
中国生物芯片企业已经起跑
业内一位权威人士撰文指出：即使面临着巨大的资本压力，投身于生物芯片的企业却并没有减少，反而呈现日趋增多之势。
有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全国不少于50多家企业投身生物芯片。在上市公司中，已经进入或曾有意进入基因芯片产业的有星湖科技、吉林敖东、河池化工、上海医药、苏常柴、复星实怠⒒考拧⑿禄破帧⒄沤呖啤⒂押眉拧吧胶铣伞⒐呖频取?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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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企业角度看，中国共有生物芯片生产企业约30家，但是多数企业还处于研发阶段，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开始将产品投放市场，在表达谱芯片、重大疾病诊断芯片和生物芯片相关设备的研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拥有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对于国内生物芯片专业企业大多弱小的现状，一位资深业内人士深表忧虑：现在中国生物芯片企业的问题是，尚未完成对自身的准确定位。从宏观来说，在行业带头人、资本来源、市场渠道等多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免使这些企业之间出现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
“更为准确的细化市场定位将可能使所有企业都达到多赢的局面。”因此，这位资深人士将国内主要企业和机构的定位加以整合，分成6大类：
第一类为技术规范标准建立和产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单位，以国家生物芯片工程中心为主，以国家科技部为主管单位。在实践中一般以北京的清华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分别为北方中心和南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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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为“产品技术研发型企业”，主要进行生物芯片知识产权层面上的开发。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以及联合基因公司应当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第三类为大型生产企业，类似于信息产业领域的OEM厂商，属于“市场导向型企业”。它们拥有生物芯片的自主知识产权或签订相关技术框架协议，以具有规模性的专业生物芯片OEM生产厂商为发展方向。
目前，上海博星、上海中科开瑞、深圳益生堂以及浙江江南生物科技公司属于此类。
第四类企业则是“应用型生物芯片”专业企业。其数量广泛，包括：陕西高科、西安高科、上海华冠、深圳创益(益生堂)、上海数康、天津南开、复旦张江、南京益来以及哈尔滨基太等生物芯片企业当属此列。
第五类为生物芯片专业仪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供应商以及生物芯片专业服务提供商，比如上海数康、香港基因(上海)公司、南京益来以及上海博星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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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类则为生物芯片及周边产品的专业分销(渠道)企业。这一类企业一般无生物芯片知识产权的特定性，但随着生物芯片产业的发展队伍势必逐渐壮大。
此外，在与生物芯片相关的企业群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涉足生物芯片领域的上市公司。
目前，已经涉足生物芯片领域的上市公司有星湖科技、张江高科、上海医药、复星实业、哈高科、河池化工、友好集团、苏常柴、山东海化这9家。现在看来，只有星湖科技和友好集团实现了盈利(见表4)。
其中，星湖科技在上海博星原开发的单一人类表达谱基因芯片系列的基础上，又成功开发出药物筛选基因芯片系列和水稻表达谱基因芯片系列，并上线生产。其中基因芯片(BiodoorChip4000)获得了2000年度上海市优秀新产品一等奖，成为国内基因芯片行业唯一有基因芯片产品上市并获奖的生物芯片企业。2001年，星湖科技投入博星公司的实际金额为1亿元，博星公司当年实现利润总额2785万元人民币，按50%的股权，星湖科技从博星公司可分得1392.5万元人民币，占星湖科技利润总额的18.3%。星湖科技2001年对生物芯片的投资收益为932.24万元人民币，占全年投资收益的16%，投资收益率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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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赛迪生物咨询的袁先生认为：“必须注意，一旦生物芯片的前景更加明朗化，将会有更多实力强大的企业参与进来。”由于博星公司所拥有的专利只是制造性的工艺，不具备类似基因等专利的绝对的、不可绕过的独占性。而联合基因的生产表达谱基因芯片的cDNA库也只是授予博星公司专项非独家特许使用，不具有独占使用性。
因此，从长远来看，来自国内的同业竞争成为博星公司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公司是目前中国投资规模最大的生物工程产业化合作项目。博星基因芯片公司的表达谱基因芯片仅仅依靠国内为数不多的1000多家科研单位为市场客户，市场空间相对较小。同时受仪器方面的限制，研究机构从自身研究成果的保密性的角度出发，可能不愿意使用。高额的使用成本使得联合基因公司的表达谱芯片仅限于在少数研究机构使用。
袁先生认为，表达谱基因芯片如果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的应用，销售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应注意积极拓展国外市场。表达谱芯片上基因的种类与数量是影响产品品质的决定因素，影响国内表达谱芯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要因素也在于此。能否在基因的研究中处于优势，是决定诊断芯片竞争力的关键。加快功能基因的研究将是基因芯片产业化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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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友好集团也是能够在艰难时世实现盈利的企业。友好集团早在投资基因芯片时就预计到风险， 1999-2000年，其参股企业上海申友尚未产生利润。到2001年，友好集团终于等到回报，上海申友实现净利润89.27万元。
生物芯片产业作为生物技术产业的重要分支，上市公司加大介入的力度是证券市场资源有效配置使然。由于基因芯片技术面世的时间还相当短，从1992年美国Affymetrix公司生产出第一个基因芯片，到该公司于1998年推出商业化基因芯片，其间尚不足10个年头。显然，生物芯片催生的新兴产业还处于萌芽期。因此，相关公司对于这一新兴产业的投资，应该认识到其高收益背后隐含的高风险，同时也要认识到投资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对于一般投资者而言，在选择相关公司进行投资时，应该考虑到生物芯片产业化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要求有较高的投资额和一定的投资风险。在对涉足公司的投资价值进行判断时，应该以其研发力量的强弱作为判断准则。 投资机构则更应该放眼于生物芯片未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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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又一轮市场需求引导的新技术资本机遇下，如果有更多的生物芯片行业内外的企业纷纷跻身，生物芯片产业化的前景必将更为美好。
生物芯片，VC为何闻风而不动
作为新经济最富创新意义的组成部分，即使在生命科学的干细胞领域里，也能看到风险投资(VC)活跃的身影。然而，在国内生物芯片发展近5年的时间里，除了政府和上市公司的资金扮演主要投资人角色，却几乎找不到风险投资的踪迹。
很多风险投资家告诉我们：本土VC不看好生物芯片，因为过于超前。我们曾经从中关村著名投资公司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BVCC)处获悉，在生物芯片春秋鼎盛之际，BVCC曾与清华大学在深圳合作投资了一家生物芯片企业，但很快就因为市场、技术和产品等诸多因素而无疾而终。提起这项极为失败投资，BVCC的徐总十分不愿回首其细节。另一位业内人士则不无幽默地评价说：“成功的投资各有各的成功，而失败的投资则大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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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投资价值几乎无孔不入的VC为何独独疏远受到政府投资与上市资金双重青睐的生物芯片项目？经过辗转访问，北京一位极有名望的风险投资专家W先生给了记者全面的回答。
应受访者的要求，我们不能披露W先生的真实姓名。但其在中国创新投资领域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W先生亲手创建的投资公司是中国首批从事投资银行、风险投资以及资产管理的民营金融企业集团之一，致力于“为遍布大中华区的高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和国际化的风险投资以及财务顾问服务”。
W先生在2003年4月的这个关于生物芯片专题谈话中，将“VC不介入”的原因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 VC不投生物芯片，首先是因为生物芯片企业的成长与盈利周期远远长于VC资本获利的周期。他认为， “生物芯片的技术具有投资价值，但其产品的市场化较低。生物芯片作为一个前沿技术研究方向是不错的，但如果作为投资领域，VC不认为生物芯片太好”。对于2002年以来传统产业投资和企业投资纷纷从生物芯片中出逃，从VC角度看，他认为，“已有的针对生物芯片的投资还是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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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其他新经济新技术产业一样，生物芯片在选择资本来源和获得投资方式时，必须考虑其投资属性。他说：“重要的是，生物芯片企业在选择投资手段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投资手段，VC的用途与支持基础技术的研究经费是不同的。”
“对于生物芯片等前沿领域来说，国家应当提供用于基础层面的R＆D经费。而对于VC来说，VC选择项目则要看其产品、市场和一定阶段的利润。”以这个判断来说，投资生物芯片无疑是“超前的”，他认为。
“VC不是R＆D经费。这在国外的情况也类似。比如在美国，投生物芯片的VC也很少。生物芯片企业获得的投资大都来自于大型企业集团或大型制药公司。后者每年在数十亿美元的总体研发经费中划出一部分用于超前领域的研究。国外大型制药企业的一个新药研究项目一般需要8亿-10亿美元。它们的生物芯片项目也不是VC投的。像中美史克、辉瑞等公司，从每年40亿-70亿美元的利润中划出一部分做基础性R＆D的工作。”W先生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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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重点是：VC不是研发资金，各自执行不同的资本功能。中国国内有国家科技部和中科院的资金支持。而VC要投那些研究成果相当成熟，以及初步市场化的项目。”
“VC应该在项目成长期或扩张期介入。”他打比方说，“不到出场时就不能出场。”
“当然，也有20%-30%的VC是投早期和中期项目的。但即使相对于投‘前期’VC来说，生物芯片项目也太超前。”
以国内的通信产业企业，比如华为、中兴等为例，它们每年拿出销售额的10%用于R＆D。其项目分布包括贴近市场的项目，也有技术超前的项目。但对于基因、生命工程等领域，还应当是大型医药公司来投资的。
“VC是追求高科技的。这是个错觉。与之本质上有关联的大型企业集团应当是主要的资金来源，等到项目比较成熟了，VC才可以介入。”从VC资金的生命力角度，W先生解释说：“VC的投资，必须考虑退出的问题。要退出生物芯片领域，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资本宏观环境中，VC更是还有很多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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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解释说：“VC从投资到退出，应当在3-5年内完成。”
“但是，在国内，需要3年时间产品开始进入市场，2年后开始有盈利，又过3年辅导期，1年时间股改，3年后法人股才可以流通，这样一算就是12年。”算过了时间的细账，他认为：“如果投了生物芯片项目，VC在3-5年内是一定出不来的。尽管接受投资的企业在这个期间可以找到新的资金，比如战略投资人来影簦亲魑猇C本身还是不能实现退出。”
他强调说：“在中国，VC的职业经理人选择项目，还要看VC的来源。中国VC的资金来源大多来自上市公司的基金组合。正如上市公司每年都有业绩的压力，VC管理者也承受着年度巨大业绩压力，其投资考虑与上市公司的资金投向考虑相差不大。全球其他地区VC的资金来源要广泛一些。但即使在全球范围内，VC的项目选择也是以投中期为多。”
第三、生物芯片企业寻找投资，不应狭隘地期待本土VC的成熟，更应当寻求传统产业自然延伸带来的资本机遇。“大部分欧洲或亚洲的VC比较青睐初步成熟的一些项目。这样可以给创业团队一个自生自灭和大浪淘沙的机会，得到市场的验证。现在中国不缺项目和成功的团队。同时，这也与中国VC的成熟能力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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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生物芯片的VC投资机遇多少年后会成熟？W先生认为：“也许生物芯片等领域出了成型产品，逐渐成熟并实现产业化始终与VC无关，而是这些领域技术产品自然延伸而出现的。很多类似领域也不是由创业团队或VC来投的。如在开发计算机芯片领域，核心的、大型公司，比如Intel每推出一代芯片，都要投入10多亿美元的研发资金。这些产业成就显然与独立的VC关系不大。”
他解释说：“生物芯片大多用在医药制药和医疗方面，但中国传统的医药行业本身的现代化水平就落后。从总量来说，6000多家药厂的总额才相当于美国辉瑞等公司一家。如果作为传统企业的药厂连自身研发新药的资金都不能够保障，那么拿什么钱去支持和投资生物芯片这些前沿领域呢？”
“同样，类似的比如纳米技术，其投资也大多来自于有纳米应用的大型企业集团，包括用于涂料的工艺设备、建材企业等等。还有纳米芯片等交叉领域的产品。现在，在纳米芯片这个领域中，IBM、TI和INTEL等的企业投资之巨，已远远超过任何来自VC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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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特别强调说：“对于生命科学等特别超前的领域，包括生物芯片，VC是不会单独投的。而且，投资人的要求也不同。国外一些介入早期的VC，一般不会单独投；一般与大的产业集团投资一起投。如果现在海尔在‘信息家电’方面提供大部分投资，VC是很愿意一起参与的。”
此外，针对企业的R＆D方向，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应当关注大型产业集团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盲点，比如海尔，尽管不断上新生产线，推出新产品，也取得了一定的市场收益。但是，什么时候集中注意力来攻克关键性技术难题--众多国内的手机厂商应当聚焦在研发手机芯片方面。在这个领域国际VC在国内就有很多投资于研发各类芯片的。”
可见，生物芯片企业还必须到生命科学等领域寻找“钱”途。
资金· 市场·技术·政策·人才
--梳理生物芯片企业的5条“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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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为生物芯片企业的命运“把脉”，资金、市场、技术、政策与人才等5大因素，无疑与“望闻问切”同等重要。
“生命线”之一：技术“软肋”
在资金、市场、技术、政策与人才这5大产业化决定因素中，我国的生物芯片企业走向产业化的“软肋”在哪里呢？
作为生物芯片方面的资深研究人士，赛迪生物咨询中心的产业研究员袁佐平认为：“技术因素是制约发展的瓶颈。尽管表现出来的是市场或资本运作的动态情况，但的确是技术因素限制了生物芯片产业化的前进脚步”。
“信息产业中有一些类似情况。早在20世纪70年代，IBM公司早已推出桌面电脑，但只有在后来更富科技革命意义的IntelX86处理器内芯和Microsoft的视窗软件系统出现，个人电脑(PC)才得以风靡全球。”
他进一步解释说：目前国内生物芯片产品主要是用于科学研究和临床诊断的表达谱芯片。这些临床检测芯片，大多是低密度的表达谱芯片和SNP芯片的简单技术移植，并且实验操作和数据分析自动化存在的技术问题很多。在具体应用中，这些产品用在低端个人诊断市场上成本过高，而在制药厂新药高通量筛选等高端企业级应用上，使用效果又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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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一种高投入的产品在面向个人用户时价格太高，而面向企业客户时又不够成熟，效果靠不住。那么这种新产品的命运会怎样？”他反问道。
所以，他认为，解决资本、市场问题，甚至突破商品化或产业化困境的关键还是“如何理解这种新技术以及如何提高技术的应用水平。”
事实上，尤其在目前中国生物芯片企业的实践仅仅涉及了生物芯片领域的一部分。
生物芯片是最近10年间生命科学领域中迅速崛起的一项高新技术。它主要是指通过微加工技术和微电子技术在固格体芯片表面构建的微型生物化学分析系统，以实现对细胞、蛋白质、DNA 以及其他生物组分的准确、快速、大信息量的检测。因分析的对象不同，常用的生物芯片一般分为三大类：即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和芯片实验室。
生物芯片的用途非常广泛，除用于人类基因研究、医学诊断等方面外，还可应用于新药开发、农业研究、航空航天、司法鉴定、食品卫生和环境监测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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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介绍，利用生物芯片技术可以进行药物筛选和新药开发，芯片作大规模的药物筛选研究可以省略大量的动物试验甚至临床，缩短药物筛选所用时间，提高效率，降低风险。
但值得警惕的是，国内的生物芯片产品在“药物筛选”方面应用不足。而在目前国际上大多主要制药公司都不同程度地采用生物芯片技术；应用生物芯片来寻找药物靶标，从而带动其创新药物的研究和开发，并为新的竞争奠定基础。
与传统方法相比， 生物芯片在疾病检测诊断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在一张芯片同时对多个病人进行多种疾病的检测。仅用极小量的样品，在极短时间内，向医务人员提供大量的疾病诊断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医生在短时间内找到正确的治疗措施。例如对肿瘤、糖尿病、传染性疾病等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临床检验及健康人群检查，均可以应用生物芯片技术。今后人们可以拥有个人化验室，无论在地球任何地方，随时可以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测。
生物芯片的飞速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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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芯片技术是伴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而衍生的一项重大高新技术。自1998年以来，全球约有数百家生物技术公司和数千家研究机构从事生物芯片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主要集中在芯片制造技术和基因组及后基因组的研究，而SARS时期人们最直接关注的用于疾病诊断与检测类的基因芯片尚处于研究阶段。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国内外生物芯片技术比较成功的，经验积累比较丰富的，甚至引起舆论界臧否不断的都是基因芯片技术。
目前，全球大多数生物科技公司的研发重点普遍集中在低密度的DNA芯片(亦称基因芯片)上。
以美国为例，开发DNA芯片技术为主的公司有十几家，国际上每年在生物芯片投资总额高达10亿美元。其中，公认的DNA芯片权威Affymetrix公司每年在科研开发上的投入超过1000万美元，其独家的“原位光化学合成技术”设备比较先进，但由于该技术还处于研制阶段，性能不够稳定，价格也极为昂贵。这种低密度的DNA芯片仅有少量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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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威数据显示，Affymetrix、Apogent和GeneMachines当前控制着73%的芯片市场份额。Affymetrix公司是现今该领域的领头羊。
尽管中国企业涉足生物芯片产业不晚，但真正产业化还是在最近几年。权威人士的评价是：发展迅速。到目前，已经有20多家研究机构和30多家生产企业，并形成以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四个研究中心为主的主要研究框架。其中部分产品的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我国在生物芯片技术和产品上，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
1999年4月，第四军医大学全军基因诊断技术研究所率先展开了生物芯片的研制与开发，并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块医用蛋白质芯片(肽芯片)。在此基础上，他们针对胃炎、胃溃疡和胃癌等疾病，根据不同的抗原和不同的基因片段，研制出4种肽芯片和5种基因芯片；针对性传播疾病，研制出3种肽芯片和3种基因芯片；同时，还研制出肝炎系列病毒以及针对卫生防疫的肝炎肽芯片和针对卫生、环境检疫的大肠杆菌肽芯片等共两大类、8个品种、20余种规格的中、低密度医用医学生物芯片和适应国情的反射、荧光、激光芯片阅读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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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家批量生产基因芯片的公司上海联合基因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拥有近二千条基因药物发明专利基础上，推出商业化基因芯片，用作基因功能的研究，也即是把芯片当作“基因表达谱芯片”，它所做的工作是从几百条、几万条、十几万条基因中筛选出具有某种功能的基因。这些芯片主要用在科研方面，研究癌症、高血压等。这项产品已达到了国际水平，并以低廉的价格正在叩响国际市场的大门。
在我国，国内目前最大的生物芯片公司--上海联合基因的产品价格高达每片10000元人民币，但其用于“诊断”的准确率还远远达不到95%的医学“确诊”标准。在国内原北京医科大学等单位利用现有的成熟技术，进行低密度和中密度DNA芯片产品的开发，在市场化方面将投入少、见效快、灵敏度高的低密度和中密度产品打到医疗诊断和科研服务两极市场，将是一个生物芯片产业化比较好的尝试。
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基因芯片技术虽然成熟，但耗时较多，PCR和杂交等操作因素影响也较大。这使得人们有必要对蛋白芯片投以新的关注。尽管这一概念较新出现，但蛋白芯片还是很有前途。不管芯片是用于研究还是用于临床，都要涉及到时间和效率。相比基因芯片技术，蛋白芯片技术的开发正是为了解决高通量和高效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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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思想来看，由于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直接执行者和体现者，作为传统临床上生化检验的延伸，针对蛋白质进行的诊断，开发蛋白质芯片比较容易与现有临床的诊断习惯相对应。
而且，据悉，目前国内成熟的蛋白芯片产品也有一些，除了上海数康科技，还有华美、深圳益生堂、上海晶泰和裕隆等公司都在做蛋白芯片。由于基因芯片用于临床诊断目前尚不成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蛋白芯片的研究开发。
但是，技术人士认为，目前国内的蛋白芯片产品还摆脱不掉传统的蛋白质检测分析方法，而对其用途的界定也没有进行深入的推敲，只不过是把以前临床上多指标检测，或把多个疾病的诊断简单地“加”在一起而已。这必然会降低到检测结果的准确率，并不利于临床推广。
推动蛋白生物芯片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包括：药品开发的需要、企业削减成本的需要，以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向该市场进军。蛋白生物芯片在未来将主要被应用于基因领域，用来测试基因组中的蛋白质。另外，该领域的自动化处理之需也将刺激该市场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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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人士认为，医药和生物技术企业将是推出蛋白生物芯片发展的主要。由于这些企业必须要提高其测试新药品的速度和效率，将这种技术作为削减成本的手段之一。
因此，基因芯片以及蛋白芯片诊断产品，要成为替代传统的临床手段，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不过，SARS风暴和人类后基因组计划的发展，一定会为国内生物芯片技术水平从根本上得以提高施以强大的内在动力。
“生命线”之二：资金“动脉”
尽管集新经济的各种典型特点于一身，尽管VC对其颇不看好，在2000-2002年间，为数不多的中国生物芯片企业还是过了极其富庶的两年多光景。
综合我们广泛考察的生物芯片企业，根据业内比较流行的分类方式，中国各生物芯片公司目前的“钱”景可归纳为三种模式：第一种被通称为“国家队”，由政府投资，达8亿元之多，主要以北京博奥芯片和上海生物芯片公司为代表；另一种可以被称为“企业队”，主要资本来自其他领域的上市公司或者其他商业资本投资，其典型代表是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第三种资金来源则较为复杂，它们大多不以生物芯片为主业，企业主要现金流也不是来自于生物芯片项目或产品本身。技术或产品大多购买自权威研究机构，有的也颇有到二级市场操作的可能。比如深圳益生堂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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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2年年底，业界已经提出“中国生物芯片行业烧完了第一桶金”的观点。但从生物芯片身上应当赚回的“第一桶金”何在？业界人士对此普遍不抱乐观态度。
业界人士认为：正是基于对生物芯片的“钱”途堪忧，导致了在过去36个月中纷纷投资生物芯片的众多上市公司现在纷纷撤退。
美国的《财富》杂志载文指出，在20世纪科技史上有两种芯片深刻改造了人类的生活，一个是微电子芯片，作为计算机和许多家电的心脏，它丰富和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而另一件事则是生物芯片。它将改变生命科学的研究方式，进而影响到人类延续生命的方式。
预言是伟大的，而现实往往热衷于展示其残酷的一面。自1997年新经济领域大力鼓吹“生物芯片”至今，在6年后的今天，全球生物芯片离产业化仍然还很遥远。
我国自1997年开始介入生物芯片以来，国内生物芯片领域的研究和产品化已经有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总体看来商品化程度不高，产业化前景还很遥远。即使在新经济基础扎实，金融与资本市场发达的美国，“生物芯片上市公司也几乎没有盈利的。”袁研究员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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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定会令国内生物芯片企业艳羡的是，美国的股市一直将生物芯片类企业看成“金娃娃”。
“自1998年6月29日美国宣布正式启动生物芯片计划，到目前美国已有10多家生物芯片公司股票上市，平均每年股票上涨75%，” 袁研究员介绍说，“即使是只有一个生物芯片的概念，这个企业都能够得到股市的追捧。”
值得业内人士关注的是，如果一个生物芯片企业的“钱”景尚好，则这个企业往往与“资本运作”有着密切和深奥的关系。
以技术与资本完美结合为突出看点的是迄今为止国内投资规模最大的生物工产业化合作项目--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公司为例。根据证券界人士的长期跟踪与全面分析，竟然发现自2001年1月以来，上海博星的“父系”资方与“母系”资方--上海联合基因科技(集团)与广东星湖科技(600866)，分别与上海三毛、新黄浦、鞍山合成、浙江中汇以及香港上市公司精优药业(0858)等单位有着从2000万元到2.5亿元不等的“资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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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目前各资本合作的现状来看，合作不久大多分开了。尤其是肇始于2000年8月29日广东星湖科技(600866)公告的与联合基因科技共同投资5亿元人民币建立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公司的合作。
据知情的一位投资专家介绍，双方合作时曾预计，根据“到2005年全球基因芯片50亿美元的销售额”预测，就推断，在双方合作成立博星公司的第一年内，来自首期投资项目的表达谱芯片和商检芯片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将分别为6990万元和3730万元；而到了博星公司成立后的第五年，预计可实现销售和技术服务收入为9.8亿元，预测利润5.4亿元。
而且这笔来自广东星湖科技的2.5亿投资将采取分期投入，按年度回收利润；据说上海博星甚至还和投资方签订了不无“屈辱”的回购协议。后来即使是当年度上海博星略有盈余以后，投资方后来的1.5亿的投资还是没有再投入。
这使业界人士不免进行了更多更深刻的思考：现阶段的生物芯片企业，如果依靠产品销售和服务市场来捍卫在获取投资的谈判地位，显然是极为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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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些同样热衷于“资本运作”的生物芯片企业，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操作方法。其中一些企业来自行业之外，既无对领域深刻的理解，更不擅长于专业市场渠道与专业技术服务。对于它们来说，更希望通过资本运作超越生物芯片领域自身的独特性，获得经营中的主动权。
换言之，市场有多大，技术是否靠的住，做制药厂的上游产品还面向个人诊断市场，这些问题目前还不是该类企业关心的核心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上市？在哪里上市？
比如上海数康科技，据悉，2002年底上海数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多肿瘤标记物芯片检测系统和深圳益生堂的“丙型肝炎病毒分片断抗体检测试剂盒”(蛋白芯片)先后拿到了SDA的新药生产许可批文，尽管对于前者业界曾不无疑虑。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数康拿到SDA批文的“醉翁之意”已然直指香港创业板。对于此举，业界人士观点纷纭。
上海某基因公司的陈先生曾为上海数康上市香港创业板演义过一回“财务顾问分析”。他认为，如果数康实现在香港创业板的上市，参照2002年复旦张江的发行价以及发行规模，其IPO总规模大约在5000万到7500万港币之间。但由于”登陆“香港创业板的费用高昂，可能最多拿到4000多万港元，如果募得的资金最终用于向企业R＆D“输血”，又能抵得几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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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有时情形也类似。尽管目前已经有少量商业化产品基因芯片上市，但由于该技术还处研制阶段，许多方面尚不成熟，因而价格较贵。 但这些企业也受到了生物技术板块鼓吹者的热力吹捧。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国际上大多数从事基因芯片开发的核心企业是商业性的生物技术公司。这些公司从一开始涉足生物芯片领域，就是以开发自有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为目的和安身立命之技。目前国际上几个主要的生物芯片开发公司都是如此。
但是，行业研究人士同时也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质疑：第一，相比成熟的和流通性较好的资本环境，中国现有资本市场环境也亟待成熟和完善；第二，过分复杂的企业结构不利于投资界人士准确判断发展方向，易出现资源重复建设和市场的恶性竞争。
“生命线”之三：市场引擎企业研发规模与市场竞争力
对于甚至在新经济领域中都是“新新人类”的广大生物芯片企业来说，探讨这些企业的各种组成要素对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实在是乏善可陈。然而，在美国的生物芯片市场中，美国生物芯片企业却充分表现出其特有的效率优势。这也成为美国企业在全球生物芯片市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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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的生物芯片”三巨头“为例，Affymetrix、Apogent和GeneMachines三公司目前控制着73%的生物芯片市场份额，而其中，Affymetrix占据基因芯片市场的35%。这使生物芯片这个市场体现出极为鲜明的技术垄断特征。
这些举足轻重的生物芯片企业具有极为鲜明的共性，包括研发至上，规模至上，专利权属至上等特点(见表1)此外，在蛋白芯片市场，有6家美国厂商值得关注，包括Biacore、Ciphergen、HTS Biosystems、Phylos、SomaLogic和Zyomyx。其中前二者是市场的先行者。而包括CombiMatrix、Dyax、Packard BioScience和Proteome Systems等企业还处于产品开发阶段。美国的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Patrick Brown研究小组和哈佛大学Gavin MacBeath小组等也有值得关注的研究项目。
目前美国有2000多家公司参与研制生物芯片，其中开发DNA芯片技术为主的公司有十几家，国际上每年在生物芯片投资总额达7亿-10亿美元，其中大公司投资3亿美元、金融投机机构投资1.5亿美元，其余为国家和个人投资。Affymetrix公司在DNA芯片的开发上是公认的权威，该公司每年在科研开发上的投入超过1000万美元，利用其开发出独一无二的原位光化学合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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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因芯片所显示的巨大潜力和诱人的前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相继开展基因芯片的研制和开发工作。尤其在美国，已掀起了自人类基因组计划以来的第二次热潮。1998年6月29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启动基因芯片计划，联合私人投资机构投入了20亿美元以上的研究经费。许多政府机构和著名国家实验室也积极参与该项目的开发和研究。
根据《YAHOO财经》的权威数据，截止2000年，已有9家美国生物芯片公司上市，并且表现不凡。综合水平是其股价以平均每年75%的速率上涨。其中最先于1993年上市的Incyte公司发行价为9美元每股，在新经济泡沫最多彩的2000年，曾经窜高到289美元每股；1996年首发的Affymetrix在2000年的身价也一度从16美元每股跳高到280美元每股(见表2)。
这些专业企业以及上市公司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注重联合研发，强调以专利战略统帅企业的发展方向。
与之相比，中国的专业企业或板块内的上市公司，也具有一定的研发理念和研发实力。但是，与聚焦R＆D夯实技术基础相比，由于大多是”借鸡生蛋“，国内形形色色的生物芯片企业显然已无暇关注研发，而是关心能否拿到生物新药的”准生证“，关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及做市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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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企业得到国家权威管理机构国家药品监督局(SDA)的镄乱┥砜伞7钚姓加新什呗缘囊恍┢笠狄材芄惶逑殖黾际踝时镜穆⒍闲岳础?nbsp;
某生物芯片行业的研究人员表示：从细分市场的角度说，由于上游产业发展规模有限，目前中国科研市场有限，应用广度也不够。而“一个芯片做下来要得到好的结果可能成本上10万元，而目前国内一个博士生两三年科研费用最多也就两三万。”
显然，来自R＆D资金方面的约束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严重困扰中国的生物芯片企业。
由于生物芯片自身的产业特点，国内生物芯片市场也呈现垄断特征：比如上海博星公司已占有国内表达谱芯片80%市场份额。
但已经拿到生产许可的生物芯片产品的市场前景仍不容乐观：除了应用成本高和操作环节复杂之外，尤其是检测的准确性不够。 这种在技术上与国外存在的巨大差距，将使具有中国自主产权的产品在市场不可避免地遭遇国外产品的狙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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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内具有较强研发实力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纷纷瞄准前沿的高密度芯片的研究与开发技术。但总体看来，中国的生物芯片企业还处于方兴未艾之时。相对无序但自由的市场发展空间从侧面促进了中国的生物芯片企业的全面发展。
益生堂之路
中国的生物芯片企业发展，除了企业之间关系复杂以外，企业与研究机构或高校研究群体之间存在着极为特殊的技术资本联系。实现渐进发展，完成向新产业的自然延伸，深圳益生堂科技是比较成功的典型。
2002年12月，军事医学科学院和深圳益生堂生物企业有限公司联合宣布：经过三年研制成功了”丙型肝炎分片段抗体检测试剂盒“，并获得了我国第一个严格按照药品鉴定、申报获得的生物芯片证书，同时它也是国际上第一个由政府药品监督机构颁发的基于硅基材料的生物芯片新药证书。
有一些行业人士认为，这一证书的获得，不仅标志着我国的生物芯片产品研发技术平台已经成熟，同时也表明我国在诊断型生物芯片的研发领域走到了国际前列。而此前，我国丙型肝炎病毒分片段检测试剂主要依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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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8年以来，益生堂曾经投入了4000多万元的产业投资在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建立生物芯片技术平台。当初巨额的初始研发费用，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此次首家获得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合格报告以及新生物制品一类新药证书，以民营企业身份进军生物芯片产业的传统企业益生堂，不仅收获了相对成熟生物芯片产品，更顺利地完成了从中药保健品专业企业向生物芯片产业转型的转变。
据悉，益生堂已研制出11种可用于临床检测及药物筛选的生物芯片产品，并希望在2003年年内拿到6个一类新药证书，以及获得高达5000万的市场回报。
从投资的角度进行分析，益生堂的战略选择具有两大鲜明特点。第一，作为具有丰富的传统中医药行业经验的企业对延伸领域生物芯片的市场判断准确；第二，作为资金”输血“母体的中医药产品与保健品产品符合”周期短、风险小、回报快“的所谓”现金牛“产品的特点，能够在资金上强有力地支持益生堂向生物芯片这个新领域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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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作为有前瞻性的企业，益生堂的生物芯片之旅还不是孤军奋战。由益生堂有意投资2亿打造的创益生物芯片技术产业化示范基地已经被国家计委列为国家级示范工程。益生堂整合技术资源促进生物芯片产业化的道路更宽广了。
“生命线”之四：政策“动脉”
从资本等重要的行业发展因素看，在新经济领域中，生物芯片无疑是幸运的。而多数生物芯片企业最为幸运的就是：在生物芯片行业发展初期，就得到了政府项目、银行贷款等关键性投资手段的格外关注。
以生物芯片“国家队”之一的北京博奥为例，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是以清华大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及国家财政部，共同出资组建的高科技企业。2002年则更将芯片工程的实施作为2002年的十大科技任务之一。
北京博奥公司以生物芯片创新平台技术为主要发展方向，在生物芯片领域拥有国际领先的技术和持续创新、研发能力，不仅率先研制出电磁式生物芯片和多力式生物芯片，而且研制出一系列具有世界水平的其他类型的生物芯片，并在点样仪和检测系统等仪器研制方面颇有建树。目前已经获得23项国内外专利申请，其中8项已获得批准。但目前面临着加快产品产业化进程的问题。由于它同时又与“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中心”二位一体，在生物芯片领域口碑甚佳。2002年6月，美国《财富》杂志将其评为全球最值得关注的公司之一。到2001为止，博奥公司总注册资本已达3.46亿元人民币。而同时作为“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中心”的技术研发实体，还将在五年内从国家科技部再获得近1亿元人民币的追加研究经费。这样，总共4.46亿元人民币打造的“国家队”企业，首先在起跑线上就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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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凭借强大的科研能力，北京博奥还以8项生物芯片专利技术国外使用权入股一家国际生物芯片公司，占其15%的股权。
2001年9月，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奠基。该工程研究中心是国家扶持的一个高科技公司，国家以财政资金的方式一次性投入2亿元专项资金作为部分资本金。据悉，该中心还获得了863重大专项基金的支持。
业内人士将这个我国高科技公司的历史上罕见的“国家以财政资金扶持的高科技公司”案例评价为：站在“产权结构清晰”的高度上，通过全球定位布局建立的高科技企业。这将为生物芯片在我国的产业化奠定良好基础。
北京博奥的迅速发展同时也折射出政策机遇对生物芯片企业的巨大推动力。除北京博奥生物芯片国家工程中心 以外，另一个生物芯片的“国家队” 于2001年8月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开发园区成立。上海生物芯片公司及上海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整合了风险投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业内一流企业，体现了上海乃至全国生物芯片领域的综合实力，成为上海生物芯片业的“航空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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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新组建的公司和中心主要任务是，开展生物芯片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承担国家任务，包括有效利用国内资源，研究开发生物芯片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开发多系列生物芯片及其配套数据库；开发国内外需求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建成基因芯片、蛋白芯片、组织芯片、细胞芯片以及流体芯片实验室等一系列生物芯片技术平台；通过融资、技术转让、参股、产业合作、股权合作等多种形式和渠道，进行生物芯片产业的扩大和集成，形成中国的生物芯片产业群等。
为了保证公司的研究方向处于国际领先，上海生物芯片公司及上海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聘请中科院副院长陈竺等11位院士领衔担纲专家委员会成员，并聘请上海周边地区的生物芯片领域的专家加盟，整体技术力量雄厚。
在运作方式上，与北京博奥不同的是：这艘上海生物芯片业的“航空母舰”完全采用市场化的。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建立之初没有让政府掏一分钱。该企业拥有11家股东，包括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中科院冶金所、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国家人类基因南方研究中心、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公司、上海华冠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全部用现金注入，以期发挥协同效应，把公司建成一流的生物芯片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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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开发园区内，上海生物芯片公司成立的同时就组建了上海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不久，申报成立国家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的报告被批准，建立了国家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
据介绍，该公司将按照以生物产业为核心、生物技术相关产业并重的基本经营方针，通过从多源化产品到多样化产品的市场运作，构建网络化、规范化及快捷化的客户终端体系，形成公司集团化发展的战略格局，最终通过整体上市、资本社会化，实现投资者的溢值增值变现，同时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后续资金保障。
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预计总投资规模为3亿元人民币，目前，已经投入近6000万元，从事生物芯片及相关项目的研究，其研究能力已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
此外，在北京博奥、上海联合、成都百奥等多家专业企业从事研发工作，以及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等具有研究实力的专业机构加强研究过程中，国家更是给予了充分关注和资金投入。目前，一个位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占地70亩的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基地已经拔地而起。作为北京市“十五”规划重要内容之一，该基地不仅被列为北京市60项重大建设项目之一，并终将成为国际生物芯片的技术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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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线”之五：人才“内动力”
在以IT、BT和纳米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经济领域中，人才一直是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的“引擎”要素。
在权威研究机构赛迪生物咨询中心的协助下，在对数个生物芯片企业的考察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与其他新经济产业相比，研发团队和经营团队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必须承认：在生命科学的诸多领域中，大量并严重地存在着“学科带头人就是产业或企业全部”的特殊现象。在生物芯片企业的实践中，表现为人才资源管理和使用上缺乏开放体系和良好的监督机制。
我们曾经注意过：像程京教授、胡赓熙博士、毛裕民前院长这样重量级人物往往同时兼任数个生物芯片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主要负责人的职务。从R＆D泡沫和生物芯片专业企业数量虚增来看，并不利于生物芯片产业化发展的。
从更深刻的层面上讲，生物芯片领域急需分子生物学、临床医学、生物信息学、微加工技术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复合型人才。而据一位教育界人士透露：由于全球新经济发展的态势迅猛，西方国家的生物及生化技术水平也普遍高于我国，国家普通高等教育系统中培养出的生物类专业人才流失较多。当投资和经济处于膨胀期时，生物芯片企业往往斥巨资大批延揽人才，而一旦遭遇2002年底资本纷纷外逃的投资低谷，往往就大举裁员。作为生物芯片企业和产业极其稀缺的人才资源无可避免地遭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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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物芯片企业实现长足发展和产业化必须有能力把握住“专业人才”这个夯实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
以上海“国家队”为例，由于站在国际化的高度来组建研究实体，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SBC)暨上海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将人才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战略”。为了实现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生物产业集团的目标，SBC特别关注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
SBC邀请陈竺、杨胜利、李载平、裴钢、闻玉梅、顾健人、吴孟超、曾溢涛、陈凯先等十多位院士加盟。目前，上海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成立了重大课题的项目小组，不断与国内外的公司和科研机构进行经济合作和学术交流。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设立首席研究员，并以首席研究员为主导，下设项目研究员、中级研究员、实验员、实验员助理等。
据介绍，按照科研开发与市场拓展并重的原则，科研人员与市场营销人员的比例将达到科学化的对称分布；目前SBC的员工总数超过70人，其中博士后、博士占22%，硕士占36%。SBC还将主要面向海内外招聘高级人才、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营销人才。“海外集团招聘计划”同时也已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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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SBC也注重人才的培养。SBC已被国家批准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按照公司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计划，将为每位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和一流的科研平台。对比很多其他企业，SBC能够给专业人才提供可以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
资金、市场、技术、政策及人才要素，通过梳理生物芯片的5条“生命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生物芯片企业朝气蓬勃，斗志昂扬，我们的生物芯片产业方兴未艾……在五大要素中，应当全面发展，齐头并进，我们的企业和产业化一定会有如约的未来。
(结束语)生命的机遇
忽如一夜春风来。当人类遭遇生命科学时，会有敏感而亲切的感觉。这是生命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作为一项极为尖端的技术，生物芯片是物理学、微电子学与分子生物学高度交叉的产物。它将成千上万个与生命相关的信息分子集成到厘米大小的尼龙膜、玻璃片、硅胶晶片、微缩磁珠等载体上，能够一次试验同时检测或分析多种生物样品。
, 百拇医药
2003年是“生物芯片”的生死之年：在过去3年里，由10多亿元人民币催生和推动的这个生命科学领域，在耗尽其“第一桶金”的同时也几乎耗尽了曾经信誓旦旦许诺未来的投资者的信心。一时间，资本外逃，企业裁员，“生物芯片”企业何处去？!
中科院院士陈竺教授曾这样形容生物芯片：“一个指甲大的地方就能建个实验室，医生可以一次同时测出多种病原微生物，在极短的时间内知道病人被哪种微生物感染，迅速医治。”
让技术展现神奇当然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资本。然而，就如同新经济领域中其他被资本惯坏的“孩子”们，生物芯片先是被资本的过度吹捧(捧杀？)，又被当成泡沫而遭到抛弃(棒杀？)。但资本凭借其增值甚至获取暴利的本能，随时去寻找更好的盈利机会或规避预期之外的机会成本。这本是无可厚非的。
而作为生命科学和微加工技术两种新科技的“爱情结晶”，因其父系技术与母系技术自身发展水平的薄弱，“先天不足”的生物芯片只有默默忍受强大资本的自由来去与随意弃离。
我们说，好在生物芯片遭遇了一个颇不平凡的历史性机遇。在对SARS的一片喊打声中，我们看到：作为尖端科技的生物芯片再次受到了人类的关注。更为可贵的是，这次国内投向生物芯片企业的是30多亿来自政府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专项资金。
生命无价。于是，生物芯片企业有福了，人类有福了。在崭新的技术资本机遇中，最富人性化的生命科学一隅与最富激情的产业化资本碰撞了!,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