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体质理论渊源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人类正在创造新的文明。但是存在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古老中医并未因此而昙花一现，恰恰相反中医学博大精深的内涵在当前还不时显现出奇光异彩。不久前召开的《中医体质学》教材编写暨中医体质分类专家论证会又一次将中医基础理论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理论体系展现出来，并引起了中医界的广泛关注。
中医体质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和临床辨证施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理论源于《内经》。虽然在中医历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体质”的提法，但其理论内涵却贯穿于中医学发生、发展的始终。相关内容不仅可见于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典藉中，历代名家也多有论述。我国著名中医学家王琦教授是我国现代较早开始对中医体质展开研究的人，经过近三十年对我国历代中医文献的发掘、整理、阐发和多年的临床观察总结和调研，王琦教授对中医体质理论形成了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为将中医体质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纳入中医基础理论范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临床依据。
中医体质理论的渊源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内经》时期，历代医学对其多有发挥，使得其理论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王琦教授经多年研究与探索，按照医学的发展规律将中医体质理论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在近、现代学者对《内经》的整理中发现，《内经》一书对个体及不同群体的体质特征、差异规律，体质的形成与变异规律，体质类型与分型方法，体质与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体质与疾病的诊断、辨证及治疗方法与用药规律，体质与预防、养生等方面均有所论述，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医体质理论，奠定了中医体质学的基本结构。东汉《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从体质与发病、体质与辨证、体质与治疗用药、体质与疾病的预后关系等方面，对《内经》体质理论在临床中的应用作了进一步论述。至明清，温病学家从温热病学角度，对体质与温病的发生、发展、转归、治疗、用药的关系作了新的阐述，众多医家也分别从临床角度对体质的形成与变异、临床常见体质类型及特征，体质与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关系，体质与辨证、治疗、用药的关系作了深入阐述，使中医体质理论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初步奠定了现代中医体质学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与临床基础。因此，其发展可概括为四个阶段，即：秦汉时期、东汉末年、明清时期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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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其中对体质的认识及阐述，涉及了体质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体质间差异、不同年龄性别的体质特征、体质类型与分类方法、体质与后天饮食营养及地理气候环境的关系，体质与发病、体质与辨证治疗的关系等方面，初步构成了中医体质理论的基本框架。其具体内容见于《内经》原文多处，如对体质形成的认识中《灵枢?天年》云“人之寿夭各不同”。《灵枢?论痛》曾言“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等。关于体质的归纳分类，《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将不同体质按五行划分为二十五种体质，《灵枢?通天》则以阴阳量的多少将人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和阴阳平和五型人。此外，《内经》中根据形态、心理行为等分类方法也有涉及。对于体质与疾病的关系，《内经》的阐述有关于体质与发病的，如“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也有关于体质与诊治关系的，如《素问?三部九候论》中“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由于《内经》对不同个体与群体中体质差异规律的认识以及对临床上体质与疾病关系的把握，已经为中医体质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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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汉末年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将前人的理论与自身的实践相结合后写成的医学著作，《内经》中体质理论内容也在理、法、方、药辨证论治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在对临床病理体质的认识上，张仲景认为人体有寒、热、燥、湿、虚、实的不同，因此发生疾病时也有偏阴、偏阳的不同，病发也就有在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的不同。所以伤寒六病的发生可以看作是不同的体质类型与病邪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六种病理表现。他不仅认为体质决定了疾病的传变与否，还认识到体质也决定了疾病传变的趋向和性质。因此在治疗用药和治则治法的选用上也要考虑到体质的差异。如《伤寒杂病论》280条中说“太阳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伤寒杂病论》成书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体系，其中将体质理论与临床实际相结合，客观记录了中医体质理论的临床应用。
三、 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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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殊社会环境和疾病流行，明清时期中医经历了一次特殊的发展高潮。温病学家认为温病中可存在几种病理体质现象：偏阴虚体质者，如“阴液不足者”(何廉臣)；偏阳虚体质者，如“阳气素虚之体质”(《温病条辨》)；痰温型体质，如“阳微体质、湿痰内聚”(叶天士)；偏气虚型体质，如“质体气弱”(叶天士)；偏瘀血型体质，如“平时有瘀血在络”(柳宝诒)。同时认识到体质的形成与年龄、地理环境、劳欲与疾病、饮食等因素均有关系。由于人体存在体质上的差异，所以发病时也就具有一些易感性，如“病温者精气先虚”(吴鞠通)、“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来，内外相引，故病湿热”等。在温病的治疗中，温病学家们认为必须结合体质特性。如吴鞠通言“大凡体质素虚之人，驱邪及半必兼养护元气”。在对内、外伤杂病的辨证论治中明清时期的医家也认识到了体质的重要性。如《景岳全书·传忠录》中言“禀有阴阳，则或以阴脏喜暖而宜姜桂之辛热，或以阳脏素生冷而宜芩连之苦寒，或以平热，热之则可阳，寒之则可阴也……”可以说明清时期中医学不但出现了新的学派，也使得体质与温热病的研究和体质与内、外伤杂病的辨证与治疗研究得以开展，并由此引发了中医体质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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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现代
随着现代中医学的发展，近三十年来，国内众多的研究者，从文献整理、阐发，到临床应用的观察总结和调研，使中医体质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医体质理论得到了系统的整理。王琦教授于1995年出版的《中医体质学说》完成了中医体质理论的第一次大综合，从而奠定了体质理论在整个中医学中的地位，中医体质学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关注，不仅促使了中医界真正理性地把体质理论纳入整个中医学的研究工作中，而且也促进了现代中医临床学的发展。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中医体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文献整理研究、临床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
本世纪，生命科学成为前沿科学，“以人为本”、“崇尚自然”成为当今的热点，中医学理论体系中重视个体差异的方面不仅符合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为医学-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医体质学的发展将会促进整个医学的新发展。, 百拇医药(王乐羊)
中医体质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和临床辨证施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理论源于《内经》。虽然在中医历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体质”的提法，但其理论内涵却贯穿于中医学发生、发展的始终。相关内容不仅可见于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典藉中，历代名家也多有论述。我国著名中医学家王琦教授是我国现代较早开始对中医体质展开研究的人，经过近三十年对我国历代中医文献的发掘、整理、阐发和多年的临床观察总结和调研，王琦教授对中医体质理论形成了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为将中医体质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纳入中医基础理论范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临床依据。
中医体质理论的渊源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内经》时期，历代医学对其多有发挥，使得其理论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王琦教授经多年研究与探索，按照医学的发展规律将中医体质理论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在近、现代学者对《内经》的整理中发现，《内经》一书对个体及不同群体的体质特征、差异规律，体质的形成与变异规律，体质类型与分型方法，体质与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体质与疾病的诊断、辨证及治疗方法与用药规律，体质与预防、养生等方面均有所论述，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医体质理论，奠定了中医体质学的基本结构。东汉《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从体质与发病、体质与辨证、体质与治疗用药、体质与疾病的预后关系等方面，对《内经》体质理论在临床中的应用作了进一步论述。至明清，温病学家从温热病学角度，对体质与温病的发生、发展、转归、治疗、用药的关系作了新的阐述，众多医家也分别从临床角度对体质的形成与变异、临床常见体质类型及特征，体质与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关系，体质与辨证、治疗、用药的关系作了深入阐述，使中医体质理论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初步奠定了现代中医体质学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与临床基础。因此，其发展可概括为四个阶段，即：秦汉时期、东汉末年、明清时期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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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其中对体质的认识及阐述，涉及了体质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体质间差异、不同年龄性别的体质特征、体质类型与分类方法、体质与后天饮食营养及地理气候环境的关系，体质与发病、体质与辨证治疗的关系等方面，初步构成了中医体质理论的基本框架。其具体内容见于《内经》原文多处，如对体质形成的认识中《灵枢?天年》云“人之寿夭各不同”。《灵枢?论痛》曾言“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等。关于体质的归纳分类，《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将不同体质按五行划分为二十五种体质，《灵枢?通天》则以阴阳量的多少将人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和阴阳平和五型人。此外，《内经》中根据形态、心理行为等分类方法也有涉及。对于体质与疾病的关系，《内经》的阐述有关于体质与发病的，如“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也有关于体质与诊治关系的，如《素问?三部九候论》中“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由于《内经》对不同个体与群体中体质差异规律的认识以及对临床上体质与疾病关系的把握，已经为中医体质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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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汉末年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将前人的理论与自身的实践相结合后写成的医学著作，《内经》中体质理论内容也在理、法、方、药辨证论治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在对临床病理体质的认识上，张仲景认为人体有寒、热、燥、湿、虚、实的不同，因此发生疾病时也有偏阴、偏阳的不同，病发也就有在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的不同。所以伤寒六病的发生可以看作是不同的体质类型与病邪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六种病理表现。他不仅认为体质决定了疾病的传变与否，还认识到体质也决定了疾病传变的趋向和性质。因此在治疗用药和治则治法的选用上也要考虑到体质的差异。如《伤寒杂病论》280条中说“太阳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伤寒杂病论》成书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体系，其中将体质理论与临床实际相结合，客观记录了中医体质理论的临床应用。
三、 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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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殊社会环境和疾病流行，明清时期中医经历了一次特殊的发展高潮。温病学家认为温病中可存在几种病理体质现象：偏阴虚体质者，如“阴液不足者”(何廉臣)；偏阳虚体质者，如“阳气素虚之体质”(《温病条辨》)；痰温型体质，如“阳微体质、湿痰内聚”(叶天士)；偏气虚型体质，如“质体气弱”(叶天士)；偏瘀血型体质，如“平时有瘀血在络”(柳宝诒)。同时认识到体质的形成与年龄、地理环境、劳欲与疾病、饮食等因素均有关系。由于人体存在体质上的差异，所以发病时也就具有一些易感性，如“病温者精气先虚”(吴鞠通)、“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来，内外相引，故病湿热”等。在温病的治疗中，温病学家们认为必须结合体质特性。如吴鞠通言“大凡体质素虚之人，驱邪及半必兼养护元气”。在对内、外伤杂病的辨证论治中明清时期的医家也认识到了体质的重要性。如《景岳全书·传忠录》中言“禀有阴阳，则或以阴脏喜暖而宜姜桂之辛热，或以阳脏素生冷而宜芩连之苦寒，或以平热，热之则可阳，寒之则可阴也……”可以说明清时期中医学不但出现了新的学派，也使得体质与温热病的研究和体质与内、外伤杂病的辨证与治疗研究得以开展，并由此引发了中医体质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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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现代
随着现代中医学的发展，近三十年来，国内众多的研究者，从文献整理、阐发，到临床应用的观察总结和调研，使中医体质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医体质理论得到了系统的整理。王琦教授于1995年出版的《中医体质学说》完成了中医体质理论的第一次大综合，从而奠定了体质理论在整个中医学中的地位，中医体质学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关注，不仅促使了中医界真正理性地把体质理论纳入整个中医学的研究工作中，而且也促进了现代中医临床学的发展。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中医体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文献整理研究、临床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
本世纪，生命科学成为前沿科学，“以人为本”、“崇尚自然”成为当今的热点，中医学理论体系中重视个体差异的方面不仅符合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为医学-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医体质学的发展将会促进整个医学的新发展。, 百拇医药(王乐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