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管理条例不合时宜 怎样对待女生怀孕
国内首家“少女意外妊娠援助中心”主任曾庆亮认为，以往的大学生管理条例早已不合时宜。
全国首家少女意外妊娠援助中心在重庆已成立了一年多，伴随着中心的成立是各方的争议，有人认为是对少男少女的性行为纵容，有人认为此举是“正视问题的表现”。继重庆之后，北京、杭州、济南、西安、成都等地相继成立了这样的援助中心。作为首家提出对意外怀孕少女援助的机构，现运作情况如何？4月13日下午，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重庆市计划生育科研所附属医院院长、重庆市少女意外妊娠援助中心主任曾庆亮。
《新京报》：你好，曾院长，这些天联系采访但你一直很忙，是否援助中心的工作让你难以抽身？
曾庆亮(以下简称“曾”)：是的。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对少女意外怀孕进行援助的机构，方方面面的事都是以前所没有遇到过的，每个医生都得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不光是对这些女孩们援助，还要对她们的心理进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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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援助400受困少女
《新京报》：当初建立援助中心是不是也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
曾：从科研的角度讲，当时我们研究所有些课题正好涉及到这方面。从医疗的角度讲，从门诊就诊情况和人流情况我们发现，这几年少女怀孕后来人流的百分比呈上涨趋势，以每年6.8%的速度递增,1995年大概只有13%，现在，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要占到(人流总量)三分之一多。
《新京报》：重庆建立援助中心的初衷是什么？
曾：许多女孩由于一时的冲动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意外怀孕，她们本身就很痛苦，但又不知道如何正确寻求治疗，要么到药店，要么到私人医院，而一些做人流的个体医院技术条件、消毒设施都非常糟糕，态度也不好，这些很容易给怀孕的少女造成阴影，甚至影响个人健康乃至给整个家庭造成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设立一个公益性的门诊为她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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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们援助了多少女孩？
曾：接受过治疗的大概有四百个吧，进行过咨询的就数不过来了。
《新京报》：对于你们援助的这些女孩的构成情况，有没有进行过分析？曾：绝大多数是学生吧，也有一些是辍学的，这个我们不会刻意地去问。在某种程度上，她们都不满18周岁，最小的才12岁，她们都是受害者，我们都有责任解除她们的痛苦。
《新京报》：在这里接受治疗，费用全免吗？
曾：这些少女多数是不满18周岁的女孩，没有经济能力。我们就免掉她的手术费，有些药品是厂家赞助的，也免费。但对于有些药品还是收费的，如果要做药物流产、无痛人流等，麻醉药品的费用，她们还是要支付一部分的。
《新京报》：医院自己垫付其余资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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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重庆市计生委给我们的政策是，按照实际援助情况，可以去他们那里报销一部分费用。
《新京报》：你们中心刚建立时，有人担心这样会纵容孩子犯错，您怎么看？
曾：这个就好比消防队的关系，不是说有消防队了，大家就都去放火了，通过对这些救助的孩子的情况分析，发现没有一个是愿意怀孕的。我觉得还像一个人触了电，很疼，但还没有打死，你跟她讲这个电有多危险，及时地给她一个教训，一个指导，这非常重要。
女儿被施暴家长“忍气吞声”
《新京报》：对她们怀孕的原因有没有了解过？
曾：多数是因为性冲动，一时控制不住吃了禁果，很多并不清楚性是怎么一回事，有的简单地认为(事后)洗洗就行了。还有一些，确实是遭遇强暴什么的，遇到这样的女孩，我们就会劝说她，对其实行法律援助，建议走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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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也就是说，很多女孩被强暴并不去报警，而是一直瞒着？
曾：是的，有很多女孩都是这样。最后，肚子越来越大，知道怀孕了，走到我们这里来，才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劝说她们走司法程序，将罪犯绳之以法。
《新京报》：她们同意吗？
曾：通过做思想工作，一般的还是同意的。去年6月1号，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女孩讲了她的经历，当时读高三，她和另三名女学生一起旅游，住在当地的一个小旅馆里，晚上四名女孩全被一伙不明来历的男子强奸了，事后四个女孩都没有报警也没有跟家长说，后来这一情况还是被她的母亲发现了，她母亲便带着她到我们这里来看，当时我们的医生就劝母女报案，开始她们还不同意，后来我们通过做工作，法律志愿者给与无偿的法律援助，母女才同意采取司法程序正视这一问题。
《新京报》：有不同意采取司法程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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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也有，比如说去年年底我们还接待过这么一个女孩，她是高三的学生，也是由她母亲带着来的，医生给她诊治，发现她不是意外怀孕，是性病，尽管咱们这里是针对意外怀孕的少女做妊娠手术免费的，但是鉴于她是学生，也给她免费了，但在交谈中，我们知道，她是和学校一名30多岁的单身教师发生性关系时得病的，这个女孩讲她的老师将她带到学校外面的一个小屋里去做那种事，她知道去过那个小屋的不光她一个，还有其他的女生，听到这种情况，我们建议采取司法程序处理这件事，但是却遭到了孩子家长的拒绝。
《新京报》：她们为什么会拒绝？
曾：怎么说呢？有的时候觉得有些家长很愚昧。我们开出的药方，学生的家长还拿给这名教师看，向他咨询行不行，家长之所以不愿意揭穿这件事情估计是有两个考虑，一是，怕事情抖出来影响孩子的高考，一是该名教师答应以后娶这个女孩。你说说，简直太荒唐了。我们试图去说服她们，最后她们却消失了。
《新京报》：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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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我们毕竟就是一个医疗机构，而且就是医生，很多事情我们做不来。
爱心辅导救回寻死少女
《新京报》：有没有考虑请一些心理医生对这些少女进行开导？
曾：我们有一个志愿者组织，里面有搞法律的，有搞心理咨询的，还有重庆有名的心理学医生加入进来了，另外我们还有30来个爱心妈妈。每一个来就诊的都给她做思想工作，给她讲各方面的知识。在许多少女对治疗产生抵触情绪时，我们就会给她安排爱心妈妈，让她们相信我们。
《新京报》：每一个来的求助的女孩，你们都要把这些女孩的事情告诉她们的家长吗？
曾：这个是需要的，因为牵涉到一个签字问题，因为我们只是医院，做这些手术肯定是带有风险的，就需要她的监护人来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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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她们会同意让父母知道吗？
曾：有些(少女)实在做不通思想工作的，可能最后就消失了。
《新京报》：也就是说，在你们治疗的女孩当中，每一个都是由她们的父母签了字的？
曾：几乎是这样。这跟我们的法律有关系，像台湾自己签字就可以了，而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不满16岁的少女，她们还没有成人，没有权利。只有极其个别的我们找她的其他亲属签字。我们曾援助过这么一个女孩，她的父母都在监狱里面，开始我们想到监狱里让她的父母把字签出来，后来有很多不方便的原因就没有搞成，而她是由居委会的老大妈们送来的，最后，我们就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女孩的叔叔签了字。
《新京报》：特别强调父母签字了，会不会把一些女孩挡在了外面？
曾：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们中心成立以来，北京、杭州、济南、成都、西安都建立了一些类似的机构，但许多机构并不十分成功，这就跟媒体的报道过分突出签字有关，还没有做思想工作就把这些学生吓在外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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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除了担心签字外，她们会不会担心保密工作？
曾：我们不是公安机关，不会查人家身份证，互相之间应该是一种绝对的信任，也不排除一些人报假名，不管怎样，我们都会为这些孩子保密。但是爱心辅导是有用的，有些女孩看到有关爱心妈妈的报道，她们一到中心来求助就直接点名要爱心妈妈。
《新京报》：要是没有这些帮助，她们的心灵可能会更痛苦。
曾：对。比方说，我们遇到过一个大学生，她交了一个研究生男朋友，就在她怀上小孩后不久，她的男朋友提出了分手，这让她很痛苦，既不敢跟家里说，也不敢跟同学说，她说她想过很多种死法，比方说吃安眠药啊，从楼上跳下去啊，后来她想到无论怎么死，死后警察为了弄清楚死因都有可能解剖尸体，若发现她的肚子中还有一个小孩，她就是死了也会很难受，是不清白的。后来她又想过卧轨，被碾碎了，可能就看不出小孩来了，但又怕碾不碎还是会暴露，最后听说我们这个机构，便想先把小孩弄掉再死就没人知道了，我们的医生和爱心妈妈了解到这些，就为她做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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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个问题堵是堵不住的
《新京报》：为什么这些女孩的思想工作比较难做？
曾：她们担心受到别人的嘲笑，受到父母的责备。有一个女孩怀孕了，她同意由我们告诉她的家长，当时她家长的反应完全就是那种晴天霹雳，但这个不光是小孩的责任，也有你家长的责任，也有我们教育的责任，也有我们全社会的责任。试想，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小孩，她能够承受得住吗？
《新京报》：问题还在教育本身？
曾：其实，我们教育部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了，在去年9月份把大学生管理条例进行修改，大学生怀了小孩不再开除了，还在广州搞了试点。性这个问题堵是堵不住的，关键是如何去疏导，那么作为以前的条例，她大学生意外怀孕了，本来就很痛苦，你学校还要开除，简直是落井下石啊，这里面有学校的责任有医院的责任，有家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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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光靠医生收拾残局
《新京报》：但仅仅是治疗，好像不能治根？
曾：是的，无论如何要检讨我们教育本身的问题，不能光靠医生在后面去收拾残局。在国外，从小孩还在幼儿园时，老师就会告诉她(他)，她是怎么来的，告诉她哪些人可以接触，哪些人不可以接触，包括男孩，也同样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新京报》：国内这方面做得好像不是很好？
曾：我们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尽管我们现在出现了性教育教材，重庆也有，但是像在大学中就是一个选修课，你不一定非得去认真地学习；在很多中学，体育和卫生是一个处室，讲课的老师有时候是体育老师或者生物老师，这差的太远了，根本就是两码事。
《新京报》：这是近两年少女怀孕增加的根本原因吗？
曾：起码性教育的“缺席”，使得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不懂得如何成熟地看待性；使得少女们面对恋人提出的性要求时，不懂得或者不善于说“不”；也使得她们在面对性侵犯时，不懂得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受孕了，也不能及时采取恰当手段终止妊娠。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要对未成年人进行性知识的传授，还要进行心理、社会、伦理相关的性道德、性人格的培养，这些问题不是目前中学教育中施行的生理卫生课就可以简单解决的。, 百拇医药
全国首家少女意外妊娠援助中心在重庆已成立了一年多，伴随着中心的成立是各方的争议，有人认为是对少男少女的性行为纵容，有人认为此举是“正视问题的表现”。继重庆之后，北京、杭州、济南、西安、成都等地相继成立了这样的援助中心。作为首家提出对意外怀孕少女援助的机构，现运作情况如何？4月13日下午，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重庆市计划生育科研所附属医院院长、重庆市少女意外妊娠援助中心主任曾庆亮。
《新京报》：你好，曾院长，这些天联系采访但你一直很忙，是否援助中心的工作让你难以抽身？
曾庆亮(以下简称“曾”)：是的。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对少女意外怀孕进行援助的机构，方方面面的事都是以前所没有遇到过的，每个医生都得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不光是对这些女孩们援助，还要对她们的心理进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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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援助400受困少女
《新京报》：当初建立援助中心是不是也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
曾：从科研的角度讲，当时我们研究所有些课题正好涉及到这方面。从医疗的角度讲，从门诊就诊情况和人流情况我们发现，这几年少女怀孕后来人流的百分比呈上涨趋势，以每年6.8%的速度递增,1995年大概只有13%，现在，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要占到(人流总量)三分之一多。
《新京报》：重庆建立援助中心的初衷是什么？
曾：许多女孩由于一时的冲动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意外怀孕，她们本身就很痛苦，但又不知道如何正确寻求治疗，要么到药店，要么到私人医院，而一些做人流的个体医院技术条件、消毒设施都非常糟糕，态度也不好，这些很容易给怀孕的少女造成阴影，甚至影响个人健康乃至给整个家庭造成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设立一个公益性的门诊为她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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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们援助了多少女孩？
曾：接受过治疗的大概有四百个吧，进行过咨询的就数不过来了。
《新京报》：对于你们援助的这些女孩的构成情况，有没有进行过分析？曾：绝大多数是学生吧，也有一些是辍学的，这个我们不会刻意地去问。在某种程度上，她们都不满18周岁，最小的才12岁，她们都是受害者，我们都有责任解除她们的痛苦。
《新京报》：在这里接受治疗，费用全免吗？
曾：这些少女多数是不满18周岁的女孩，没有经济能力。我们就免掉她的手术费，有些药品是厂家赞助的，也免费。但对于有些药品还是收费的，如果要做药物流产、无痛人流等，麻醉药品的费用，她们还是要支付一部分的。
《新京报》：医院自己垫付其余资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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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重庆市计生委给我们的政策是，按照实际援助情况，可以去他们那里报销一部分费用。
《新京报》：你们中心刚建立时，有人担心这样会纵容孩子犯错，您怎么看？
曾：这个就好比消防队的关系，不是说有消防队了，大家就都去放火了，通过对这些救助的孩子的情况分析，发现没有一个是愿意怀孕的。我觉得还像一个人触了电，很疼，但还没有打死，你跟她讲这个电有多危险，及时地给她一个教训，一个指导，这非常重要。
女儿被施暴家长“忍气吞声”
《新京报》：对她们怀孕的原因有没有了解过？
曾：多数是因为性冲动，一时控制不住吃了禁果，很多并不清楚性是怎么一回事，有的简单地认为(事后)洗洗就行了。还有一些，确实是遭遇强暴什么的，遇到这样的女孩，我们就会劝说她，对其实行法律援助，建议走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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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的，有很多女孩都是这样。最后，肚子越来越大，知道怀孕了，走到我们这里来，才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劝说她们走司法程序，将罪犯绳之以法。
《新京报》：她们同意吗？
曾：通过做思想工作，一般的还是同意的。去年6月1号，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女孩讲了她的经历，当时读高三，她和另三名女学生一起旅游，住在当地的一个小旅馆里，晚上四名女孩全被一伙不明来历的男子强奸了，事后四个女孩都没有报警也没有跟家长说，后来这一情况还是被她的母亲发现了，她母亲便带着她到我们这里来看，当时我们的医生就劝母女报案，开始她们还不同意，后来我们通过做工作，法律志愿者给与无偿的法律援助，母女才同意采取司法程序正视这一问题。
《新京报》：有不同意采取司法程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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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也有，比如说去年年底我们还接待过这么一个女孩，她是高三的学生，也是由她母亲带着来的，医生给她诊治，发现她不是意外怀孕，是性病，尽管咱们这里是针对意外怀孕的少女做妊娠手术免费的，但是鉴于她是学生，也给她免费了，但在交谈中，我们知道，她是和学校一名30多岁的单身教师发生性关系时得病的，这个女孩讲她的老师将她带到学校外面的一个小屋里去做那种事，她知道去过那个小屋的不光她一个，还有其他的女生，听到这种情况，我们建议采取司法程序处理这件事，但是却遭到了孩子家长的拒绝。
《新京报》：她们为什么会拒绝？
曾：怎么说呢？有的时候觉得有些家长很愚昧。我们开出的药方，学生的家长还拿给这名教师看，向他咨询行不行，家长之所以不愿意揭穿这件事情估计是有两个考虑，一是，怕事情抖出来影响孩子的高考，一是该名教师答应以后娶这个女孩。你说说，简直太荒唐了。我们试图去说服她们，最后她们却消失了。
《新京报》：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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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有没有考虑请一些心理医生对这些少女进行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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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每一个来的求助的女孩，你们都要把这些女孩的事情告诉她们的家长吗？
曾：这个是需要的，因为牵涉到一个签字问题，因为我们只是医院，做这些手术肯定是带有风险的，就需要她的监护人来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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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些(少女)实在做不通思想工作的，可能最后就消失了。
《新京报》：也就是说，在你们治疗的女孩当中，每一个都是由她们的父母签了字的？
曾：几乎是这样。这跟我们的法律有关系，像台湾自己签字就可以了，而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不满16岁的少女，她们还没有成人，没有权利。只有极其个别的我们找她的其他亲属签字。我们曾援助过这么一个女孩，她的父母都在监狱里面，开始我们想到监狱里让她的父母把字签出来，后来有很多不方便的原因就没有搞成，而她是由居委会的老大妈们送来的，最后，我们就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女孩的叔叔签了字。
《新京报》：特别强调父母签字了，会不会把一些女孩挡在了外面？
曾：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们中心成立以来，北京、杭州、济南、成都、西安都建立了一些类似的机构，但许多机构并不十分成功，这就跟媒体的报道过分突出签字有关，还没有做思想工作就把这些学生吓在外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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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我们不是公安机关，不会查人家身份证，互相之间应该是一种绝对的信任，也不排除一些人报假名，不管怎样，我们都会为这些孩子保密。但是爱心辅导是有用的，有些女孩看到有关爱心妈妈的报道，她们一到中心来求助就直接点名要爱心妈妈。
《新京报》：要是没有这些帮助，她们的心灵可能会更痛苦。
曾：对。比方说，我们遇到过一个大学生，她交了一个研究生男朋友，就在她怀上小孩后不久，她的男朋友提出了分手，这让她很痛苦，既不敢跟家里说，也不敢跟同学说，她说她想过很多种死法，比方说吃安眠药啊，从楼上跳下去啊，后来她想到无论怎么死，死后警察为了弄清楚死因都有可能解剖尸体，若发现她的肚子中还有一个小孩，她就是死了也会很难受，是不清白的。后来她又想过卧轨，被碾碎了，可能就看不出小孩来了，但又怕碾不碎还是会暴露，最后听说我们这个机构，便想先把小孩弄掉再死就没人知道了，我们的医生和爱心妈妈了解到这些，就为她做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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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为什么这些女孩的思想工作比较难做？
曾：她们担心受到别人的嘲笑，受到父母的责备。有一个女孩怀孕了，她同意由我们告诉她的家长，当时她家长的反应完全就是那种晴天霹雳，但这个不光是小孩的责任，也有你家长的责任，也有我们教育的责任，也有我们全社会的责任。试想，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小孩，她能够承受得住吗？
《新京报》：问题还在教育本身？
曾：其实，我们教育部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了，在去年9月份把大学生管理条例进行修改，大学生怀了小孩不再开除了，还在广州搞了试点。性这个问题堵是堵不住的，关键是如何去疏导，那么作为以前的条例，她大学生意外怀孕了，本来就很痛苦，你学校还要开除，简直是落井下石啊，这里面有学校的责任有医院的责任，有家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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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但仅仅是治疗，好像不能治根？
曾：是的，无论如何要检讨我们教育本身的问题，不能光靠医生在后面去收拾残局。在国外，从小孩还在幼儿园时，老师就会告诉她(他)，她是怎么来的，告诉她哪些人可以接触，哪些人不可以接触，包括男孩，也同样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新京报》：国内这方面做得好像不是很好？
曾：我们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尽管我们现在出现了性教育教材，重庆也有，但是像在大学中就是一个选修课，你不一定非得去认真地学习；在很多中学，体育和卫生是一个处室，讲课的老师有时候是体育老师或者生物老师，这差的太远了，根本就是两码事。
《新京报》：这是近两年少女怀孕增加的根本原因吗？
曾：起码性教育的“缺席”，使得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不懂得如何成熟地看待性；使得少女们面对恋人提出的性要求时，不懂得或者不善于说“不”；也使得她们在面对性侵犯时，不懂得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受孕了，也不能及时采取恰当手段终止妊娠。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要对未成年人进行性知识的传授，还要进行心理、社会、伦理相关的性道德、性人格的培养，这些问题不是目前中学教育中施行的生理卫生课就可以简单解决的。,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