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的怪病
中国人对疾病的认识很早，在巫医分离的周代，就有专门治疗“万民之疾病”的疾医。那时的疾病，人们认为是因四时之毒的侵害而发生的疠疾，医士见病发而下毒药攻治，即平常所说的“以毒攻毒”。至于当时有哪些病名，考查上古文献，可以知道的有三四十种之多，但这三四十种也非严格的划分，有些还是重复的。不过在疾医为主的医学时代，对于疾病的认知，似乎只重现象而不重推论，只重具体的人事而不重造化原理。这是医学在朴质时期的必然表现。但是，随着中国医学向阴阳五行方向发展，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反而复杂化了。研究“皇汉医学”的日本学者吉益东洞，批评中国医学的这种变化说，从汉代以后，疾医之道逐渐衰落，而阴阳医则开始兴盛起来。阴阳是讲天地造化之事而不讲人事的，汉代大力提倡阴阳学说，结果带来了医道的淹没。对于为医之道而言，阴阳讲得越多越细微，越难以治病。医者承负着治病的责任，假如他不能治病，还叫什么医呢?吉益东洞又举出汉代的著名医人仓公为例，认为他就是一个只会讲生死而不能救疾病的人。不论吉益东洞氏的批评是否完全符合中国医学的历史事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确实从一个重要的视点，看出了中国医学发展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自公元6世纪中国医学传入日本，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尊奉汉医，但毕竟站在圈子外面，容易在研习中国医学的同时，发现它的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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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中国唐朝，忽然出现许多怪病的记录。我起初读到时只觉得有趣，后来读出一点疑问来了，查唐代以前，怪病少见，而到了唐代却大大增多起来，那疾病生得十分的蹊跷，你简直想不出它是怎样生出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唐代人喜欢生怪病，还是疾病在唐代就该生得怪异，我还真弄不清楚。现仅就宋太平兴国初编纂的《太平广记》所记，检出数条，以供疑义相析。
永徽中绛州有一僧，病噎，都(疑为“堵”)不下食，如此数年，临命终告其弟子云，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卒。弟子依其言，开视胸中，得一物，形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弟子置钵中，跳跃不止，戏以诸味置钵中，虽不见食，须臾悉化成水。又以诸毒药内之，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中以此作靛，有一僧往，因以少靛置钵中，此虫惟恇绕钵驰走，须臾，化成水。世传以靛水疗噎疾。
唐国子司业知制诰崔融，病百余日，腹中虫蚀，极痛不能忍，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须臾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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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中，有陇西李生，自白衣调选桂州参军。既至任，以热病旬余，觉左乳痛不可忍。及视之隆若痈肿之状，即召医验其脉。医者曰，脏腑无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痈，不可为也。又旬余，病甚，一日痈溃，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飞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
江表尝有商人，左臂有疮，悉如人面，亦无它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历试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
以上四条，原分别出自《广五行记》、《朝野佥载》、《宣室记》、《酉阳杂俎》中。虽然稗官野史小说家言，历来都以怪为尚，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关于奇异疾病的记述，透露了唐代医学思想中某种文化倾向。实际上，这种描述疾病的观点，并非单单是小说家的观点，同时也是医家和医学的观点。对此，我们可以批评那时人们缺乏科学精神，对某些疾病难以作出正确解释，所以往往把它们神异化，不过这种批评却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实质。中国唐代医学在认识疾病方面，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科学程度，存在多大的错误，我想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唐代医学用什么样的理论观念和方式认识疾病。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到唐代医学理论形成的思想背景，以及在此思想背景之下唐代医学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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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背景，这个特殊性，就在唐代的道教文化。道教并非唐代才有，但道教在唐代却有特别的政治意识形态含义。《旧唐书·礼仪志》记述了道教在全国的文化地位：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已丑，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天宝元年，诏《史记·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庄子号南华真人，文子号通玄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改《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两京崇玄学，各置博士助教，又置学生一百员。
不难想见，在唐代，被政治意识形态化的道教，对当时文化与学术会产生多么大的渗透作用。以医学而言，唐代两位最重要的医学人物孙思邈和王冰，似乎仅仅从他们的名号就能看出道教的强大影响。孙思邈以真人为名，王冰别号启玄子，两人对神仙道教阴阳气化和摄生之道都极为精熟。他们以医人之身附会道教，除了上承葛洪与陶弘景的遗绪，更主要出于这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要求。那么道教思想对医学会产生什么作用呢?从孙思邈从事医学活动的唐初，到王冰作为一时“医家宗范”的中唐，其近一百五十年时间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唐代医学在道教文化规范下，越来越表现出阴阳医的理论特色，其代表性的医学论述，当首推王冰“刻意研精、探微索隐”的《素问》七篇大论，它们从医学典籍《素问》进一步发展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学说，从而确立了阴阳医在唐代医学中的主导地位。尽管中国医史描述唐代医学时，用比较肯定的态度，把运气学说作为这一时期新的学术成就，然而如果换个说法，也可以说唐代医学循着道教阴阳气化思想的老路，走向了中国医学发展的误区。事情正如日本学者吉益东洞氏讲的那样，这种拿天地造化的阴阳原理来对应和解释人的病理的医学思维，其最致命的弱点，就在于“以不知为知”，按照阴阳五行运气变化之理，推论疾病，往往成为想当然的臆断，越讲得头头是道、细致入微，越让人感到摸不着头脑，而越与真正的医道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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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也许明白了，唐代许多怪病的出现，显然与天地造化、阴阳五行之理紧密相关，这正是“阴阳医”流布之下的必然结果。为什么那位绛州和尚的胸喉里会生长出一条两头鱼般的怪物，而且遇蓝(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蓝草)而化，因为这乃阳火所成，所以不惧所有的热毒，独独碰上蓝这种水寒之物，便消解不见。为什么崔融先生的腹中居然无端爬出一条守宫，守宫者，壁虎也，为纯阴之物，腹中产此毒虫，当是阴气郁结而致。为什么从年轻的读书人李生的乳痈里面，奇怪地扑拉拉飞出一只野鸡(这只野鸡能有多大?)，以致鸡飞人亡，若不是金居火木位，又何能这般出奇？至于为什么那位商人的手臂长了一副人面疮，还能张口吃食饮酒，那更是天地造化所为，因为生命离不开阴阳化育之功，疾病不也是一种生命现象吗?人面疮又何足为怪。所有这些，读者不要误以为是我的解释，假如不是有一个阴阳五行的理论放在那儿，我岂能胡乱编排，就是说了你也不会相信。只有唐代人敢这样大胆解释疾病，而且说得神灵活现，仿佛如在眼前。我们疑惑那些疾病的怪异，可唐代人却习以为常。“化气生成，万物皆禀，故言气应者，以物明之，故曰善盲应者，必彰于物也”(启玄子语)。唐代人也学会了古代圣人“智周万物，无所不通”的本事，所以他们要不这样说，恐怕倒有点不正常了。, 百拇医药(费振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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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中国唐朝，忽然出现许多怪病的记录。我起初读到时只觉得有趣，后来读出一点疑问来了，查唐代以前，怪病少见，而到了唐代却大大增多起来，那疾病生得十分的蹊跷，你简直想不出它是怎样生出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唐代人喜欢生怪病，还是疾病在唐代就该生得怪异，我还真弄不清楚。现仅就宋太平兴国初编纂的《太平广记》所记，检出数条，以供疑义相析。
永徽中绛州有一僧，病噎，都(疑为“堵”)不下食，如此数年，临命终告其弟子云，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卒。弟子依其言，开视胸中，得一物，形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弟子置钵中，跳跃不止，戏以诸味置钵中，虽不见食，须臾悉化成水。又以诸毒药内之，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中以此作靛，有一僧往，因以少靛置钵中，此虫惟恇绕钵驰走，须臾，化成水。世传以靛水疗噎疾。
唐国子司业知制诰崔融，病百余日，腹中虫蚀，极痛不能忍，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须臾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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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中，有陇西李生，自白衣调选桂州参军。既至任，以热病旬余，觉左乳痛不可忍。及视之隆若痈肿之状，即召医验其脉。医者曰，脏腑无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痈，不可为也。又旬余，病甚，一日痈溃，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飞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
江表尝有商人，左臂有疮，悉如人面，亦无它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历试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
以上四条，原分别出自《广五行记》、《朝野佥载》、《宣室记》、《酉阳杂俎》中。虽然稗官野史小说家言，历来都以怪为尚，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关于奇异疾病的记述，透露了唐代医学思想中某种文化倾向。实际上，这种描述疾病的观点，并非单单是小说家的观点，同时也是医家和医学的观点。对此，我们可以批评那时人们缺乏科学精神，对某些疾病难以作出正确解释，所以往往把它们神异化，不过这种批评却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实质。中国唐代医学在认识疾病方面，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科学程度，存在多大的错误，我想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唐代医学用什么样的理论观念和方式认识疾病。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到唐代医学理论形成的思想背景，以及在此思想背景之下唐代医学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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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已丑，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天宝元年，诏《史记·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庄子号南华真人，文子号通玄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改《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两京崇玄学，各置博士助教，又置学生一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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