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医学“奇葩”为何难结“硕果”
由于研究和开发价值并存，在敦煌宝藏中，敦煌医药文献向来被人们认为是一支“奇葩”，但近些年来，不但有关敦煌医药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少，而且曾经被人们寄予期望的敦煌医药开发也难以听到动静，是什么原因让民族医药“奇葩”难以结出“硕果”？
曾经的“繁荣”让人怀念
1900年，敦煌宝藏被发现，在藏经洞出土的约5万卷遗书中，保存了一批医药文献，经后人整理和统计，约有80余件，它们的数量尽管还占不到总遗书的千分之二，可它们的价值却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随着敦煌学的兴起，敦煌医药研究便成了敦煌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掀起了一股敦煌医药热。《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医粹》、《敦煌中医药全书》，这些至今被学术界认为是敦煌医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就是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完成的，其中后两部均由甘肃中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完成。与此同时，一大批有关敦煌医学的医理类、藏医类、本草类、针灸类、医方类的著作和论文相继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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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时期成果多，成绩显著，被人们称为是敦煌医学的“繁荣期”，敦煌医药学文献得到了系统整理和全面研究。甘肃中医学院副院长李金田说，通过系统整理和全面研究，人们不光从浩繁的敦煌卷子中了解到了敦煌医药文献的数量和内容，而且充分认识到了它们的价值：文物价值、文献研究价值和开发应用价值。
同敦煌藏洞出土的其他文献一样，敦煌医药文献基本都是隋唐五代的手抄遗物，而在我国历史上，这一时期尽管医学著作和种类繁多，但完整保存下来了的却屈指可数，因此专家们认为，这些在我国雕版印刷前写成的墨迹能够保存至今，本身就是珍贵文物和稀世珍宝。
除文物价值之外，文献和学术价值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敦煌医药学文献最看好的，除《本草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本草”类医药学经典著作外，《脉经》、上千个早已失传的古药方和数件藏文、于阗文医药文献等都极富研究价值，它们不但为我国古医籍校勘和辑佚提供了佐证，而且填补了许多医药文献空白。
, 百拇医药
敦煌医药文献研究，是敦煌学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的同时，人们尝试古为今用，20世纪80、90年代，此类开发逐步展开。如开发具有食疗价值的“神仙粥”，开发治疗泌尿疾病的“敦煌孕宝”，古灸经学临床应用，用古医方治病救人，从敦煌壁画的“形象医学”中获取信息研制“敦煌272腹带”等。
研究、开发在新世纪同遭“尴尬”
与20世纪末的“繁荣”相比，在新世纪初，有关敦煌医学的研究和开发却显得黯淡无光，日前记者在被认为是敦煌中医药研究中心的甘肃中医学院采访时，却难遇研究者的身影。不是学者们不愿接受采访，而是老一代学者的退休、改行和后继乏人，使得敦煌医学研究队伍中没有了“中坚力量”。
“我们学院专业从事敦煌医学研究的人已经为数不多，近年来除了少量的论文外，几乎很难看到一些大部头和有份量的著作，但我们仍没有放弃将敦煌医学作为学校发展特色的目标，从学生们踊跃选修《实用敦煌医学汇讲》课上，已经看到了一些希望，为了证明学校对敦煌医学的继续重视，我们还专门划出经费建设了新的敦煌医学馆。”李金田副院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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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整个国内，目前研究敦煌医学的人也寥寥无几。原甘肃中医学院院长丛春雨教授说，新老相加，目前约有10余人在从事专业研究，由于成果少，以至好多年人们不知他们在干什么。
与此同时，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敦煌医药开发也遭遇尴尬，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还有多少机构和人在进行开发，除根据敦煌“形象医学”开发的“敦煌272腹带”还在市场上有流通外，所谓的敦煌医学开发，大多以专家坐门诊的形式在尴尬中临床实践。
为了验证敦煌医方和针灸的有效性，一些研究者不得不“屈尊”，通过临床来实践，可喜的是，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并赢得了患者的认可。在兰州菁华苑名老中医诊疗中心坐诊的丛春雨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用敦煌医方治病救人，并不是古医方简单的重复再利用，而是汲取其中医药思维和精华，结合现代中医药理论和药物进行综合诊断治疗。通过临床应用，这些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医方，已显示出不错的疗效，特别在妇科疾病、外感热病、心脑血管疾病、传染病的治疗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 百拇医药
专家呼吁重视敦煌中医药研究与开发
作为我国传统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文献研究还是临床应用来看，敦煌医药文献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有着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开发潜力，重视这一宝藏成了许多专家的共同呼声。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甘肃敦煌学会副会长李正宇研究员说，敦煌医药文献既有研究中的学术价值，又有开发中的实用价值，二者都不可偏废，客观地讲，当前敦煌医药的文献价值并没有挖掘殆尽，还大有文章可做，出几本书，发表几篇文章并不等于敦煌医药文献研究已经大功告成，需要深挖，需要吃透的东西还很多很多，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行相当深层次的开发应用研究。
李正宇说，当前有两个问题人们必须认识到，一是必须加大相关人才的培养。敦煌医学研究中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已经出现，随着老一代研究者的“退役”，敦煌医药研究后继乏人的局面已经出现，在这个领域，至今没有发现青年才俊。二是要有多学科的“内行人”从事专业研究和开发，除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外，要呼吁文史、诊疗、化学、药剂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参与这一事业，必须要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
, 百拇医药
对敦煌医药的开发，李正宇认为，由于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尚未完成，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时日尚早，只有文献研究透彻了，药理分析清楚了，临床实验成功了，获得科学的数据、验证和国家医药管理部门的权威认证之后，才能进行相关的开发和推广应用。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认为，当前敦煌医药研究之所以默默无闻，与从业人员有限和人们对这个领域的重视不够有着重要关系，我国中医药研究本身的萧条也影响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研究上没有大的突破，内容没有搞清楚，上不了层次，开发也就无从谈起。
值得注意的是，当国内对敦煌医学的研究和和开发开始降温时，海外华人、研究者和医学界对敦煌医药却非常关注。丛春雨教授说，近年来，他先后被邀请前往日本、英国等地多次讲学，并被聘为澳大利亚中医药学院、英国东方医学院客座教授及日本株式会社高级中医药顾问，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意想不到的重视和欢迎，这种状况国内却极少见。针对敦煌中医药研究开发中缺人才、缺资金投入、缺少政策支持的现实，丛春雨教授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要有选择性地在高等院校、医疗卫生部门开设敦煌中医药学课程，首先从教学上让人们了解和认识这一珍贵遗产，从而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二是建立相关专业性研究机构，整合科研力量，改变目前学者们单打独斗的局面；三是通过政府投入或民间融资，解决敦煌中医药开发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使其产业开发迈出实质性一步，改变目前仅有的产品难以开拓市场和专家通过坐门诊来进行临床实践的尴尬局面。, 百拇医药(王艳明)
曾经的“繁荣”让人怀念
1900年，敦煌宝藏被发现，在藏经洞出土的约5万卷遗书中，保存了一批医药文献，经后人整理和统计，约有80余件，它们的数量尽管还占不到总遗书的千分之二，可它们的价值却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随着敦煌学的兴起，敦煌医药研究便成了敦煌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掀起了一股敦煌医药热。《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医粹》、《敦煌中医药全书》，这些至今被学术界认为是敦煌医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就是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完成的，其中后两部均由甘肃中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完成。与此同时，一大批有关敦煌医学的医理类、藏医类、本草类、针灸类、医方类的著作和论文相继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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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时期成果多，成绩显著，被人们称为是敦煌医学的“繁荣期”，敦煌医药学文献得到了系统整理和全面研究。甘肃中医学院副院长李金田说，通过系统整理和全面研究，人们不光从浩繁的敦煌卷子中了解到了敦煌医药文献的数量和内容，而且充分认识到了它们的价值：文物价值、文献研究价值和开发应用价值。
同敦煌藏洞出土的其他文献一样，敦煌医药文献基本都是隋唐五代的手抄遗物，而在我国历史上，这一时期尽管医学著作和种类繁多，但完整保存下来了的却屈指可数，因此专家们认为，这些在我国雕版印刷前写成的墨迹能够保存至今，本身就是珍贵文物和稀世珍宝。
除文物价值之外，文献和学术价值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敦煌医药学文献最看好的，除《本草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本草”类医药学经典著作外，《脉经》、上千个早已失传的古药方和数件藏文、于阗文医药文献等都极富研究价值，它们不但为我国古医籍校勘和辑佚提供了佐证，而且填补了许多医药文献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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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医药文献研究，是敦煌学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的同时，人们尝试古为今用，20世纪80、90年代，此类开发逐步展开。如开发具有食疗价值的“神仙粥”，开发治疗泌尿疾病的“敦煌孕宝”，古灸经学临床应用，用古医方治病救人，从敦煌壁画的“形象医学”中获取信息研制“敦煌272腹带”等。
研究、开发在新世纪同遭“尴尬”
与20世纪末的“繁荣”相比，在新世纪初，有关敦煌医学的研究和开发却显得黯淡无光，日前记者在被认为是敦煌中医药研究中心的甘肃中医学院采访时，却难遇研究者的身影。不是学者们不愿接受采访，而是老一代学者的退休、改行和后继乏人，使得敦煌医学研究队伍中没有了“中坚力量”。
“我们学院专业从事敦煌医学研究的人已经为数不多，近年来除了少量的论文外，几乎很难看到一些大部头和有份量的著作，但我们仍没有放弃将敦煌医学作为学校发展特色的目标，从学生们踊跃选修《实用敦煌医学汇讲》课上，已经看到了一些希望，为了证明学校对敦煌医学的继续重视，我们还专门划出经费建设了新的敦煌医学馆。”李金田副院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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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整个国内，目前研究敦煌医学的人也寥寥无几。原甘肃中医学院院长丛春雨教授说，新老相加，目前约有10余人在从事专业研究，由于成果少，以至好多年人们不知他们在干什么。
与此同时，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敦煌医药开发也遭遇尴尬，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还有多少机构和人在进行开发，除根据敦煌“形象医学”开发的“敦煌272腹带”还在市场上有流通外，所谓的敦煌医学开发，大多以专家坐门诊的形式在尴尬中临床实践。
为了验证敦煌医方和针灸的有效性，一些研究者不得不“屈尊”，通过临床来实践，可喜的是，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并赢得了患者的认可。在兰州菁华苑名老中医诊疗中心坐诊的丛春雨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用敦煌医方治病救人，并不是古医方简单的重复再利用，而是汲取其中医药思维和精华，结合现代中医药理论和药物进行综合诊断治疗。通过临床应用，这些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医方，已显示出不错的疗效，特别在妇科疾病、外感热病、心脑血管疾病、传染病的治疗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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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呼吁重视敦煌中医药研究与开发
作为我国传统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文献研究还是临床应用来看，敦煌医药文献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有着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开发潜力，重视这一宝藏成了许多专家的共同呼声。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甘肃敦煌学会副会长李正宇研究员说，敦煌医药文献既有研究中的学术价值，又有开发中的实用价值，二者都不可偏废，客观地讲，当前敦煌医药的文献价值并没有挖掘殆尽，还大有文章可做，出几本书，发表几篇文章并不等于敦煌医药文献研究已经大功告成，需要深挖，需要吃透的东西还很多很多，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行相当深层次的开发应用研究。
李正宇说，当前有两个问题人们必须认识到，一是必须加大相关人才的培养。敦煌医学研究中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已经出现，随着老一代研究者的“退役”，敦煌医药研究后继乏人的局面已经出现，在这个领域，至今没有发现青年才俊。二是要有多学科的“内行人”从事专业研究和开发，除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外，要呼吁文史、诊疗、化学、药剂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参与这一事业，必须要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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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敦煌医药的开发，李正宇认为，由于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尚未完成，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时日尚早，只有文献研究透彻了，药理分析清楚了，临床实验成功了，获得科学的数据、验证和国家医药管理部门的权威认证之后，才能进行相关的开发和推广应用。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认为，当前敦煌医药研究之所以默默无闻，与从业人员有限和人们对这个领域的重视不够有着重要关系，我国中医药研究本身的萧条也影响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研究上没有大的突破，内容没有搞清楚，上不了层次，开发也就无从谈起。
值得注意的是，当国内对敦煌医学的研究和和开发开始降温时，海外华人、研究者和医学界对敦煌医药却非常关注。丛春雨教授说，近年来，他先后被邀请前往日本、英国等地多次讲学，并被聘为澳大利亚中医药学院、英国东方医学院客座教授及日本株式会社高级中医药顾问，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意想不到的重视和欢迎，这种状况国内却极少见。针对敦煌中医药研究开发中缺人才、缺资金投入、缺少政策支持的现实，丛春雨教授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要有选择性地在高等院校、医疗卫生部门开设敦煌中医药学课程，首先从教学上让人们了解和认识这一珍贵遗产，从而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二是建立相关专业性研究机构，整合科研力量，改变目前学者们单打独斗的局面；三是通过政府投入或民间融资，解决敦煌中医药开发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使其产业开发迈出实质性一步，改变目前仅有的产品难以开拓市场和专家通过坐门诊来进行临床实践的尴尬局面。, 百拇医药(王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