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 国内众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
刚刚在北京结束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向《易经》“开火”。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日，国内易学研究权威学者谈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
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说道：《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曾讨论过近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萌生，我觉得和《易经》有很大关系。”
杨振宁认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受《易经》的影响。如果归纳一下今天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发现其中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归纳法，另一条路是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发展的。
中华文化的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观物取像，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思想，《易经》的精神分类、精简、抽象化是归纳法的精神。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非常好的例子是明朝末年的学者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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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第一个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史上一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变成规律化。徐光启翻译后了解到，推演法的一个精髓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是摆事实，次序没关系，重要的是最后的结论。可惜徐光启的译著只翻译了前六章。没在中国产生应有的影响，所以推演法没在中国生根。
杨振宁认为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杨振宁最后表示，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所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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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家称杨振宁观点“有很多常识性错误”
著名的易学专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认为，杨先生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杨先生说《周易》只有归纳，而没有推演。可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
另外一个目前属于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该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认为，杨振宁的演讲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出发点令人欣赏，但是其中牵扯到《易经》的有些地方的确值得商榷。比如杨振宁说《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周之前的甲骨象形文字就有单音字出现。
其实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反思从李约瑟就已经开始。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基本是李约瑟的一个延续。究竟是不是《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与进步？该人士认为，评价中国近代科学，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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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杨先生说《易经》没有演绎法，所以导致科学裹足不前。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古希腊时期就有一大堆演绎法，比如演绎逻辑和形式逻辑。但是为什么也没有产生牛顿呢？他并不否认中国近代科学精神的缺失，但是把原因归结于《易经》，“显然有失公允”，容易误导对于古代哲学的认知。他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已经有很长历史，认为天与人是同一性的，人首先是个自然物。而西方哲学的观点，讲究主客观、西方传统、近代科学，讲究人和自然是对抗的，这涉及东西方思维的差别。况且，“只有思维方式还不够，关键是社会条件”。
欧洲近代的科技之路不是惟一的发展向度
另一位《周易》学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萧汉明教授介绍说，16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与科学方面的发展一直远较欧洲卓有成效，然而近代科学为什么首先出现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其实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萌生过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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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杨先生特别注意到《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与影响，又由于杨先生以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向度为惟一尺度，所以杨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周易》没有推演法，因而阻碍了中国科学走向近代。如果就历史事实而言，中国在近代不仅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科学，也没有走出中国自身的近代科学道路。这个历史事实，是否一定要归咎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杨先生认为中国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把技术当作“奇技淫巧”，这个观念的确在历史上出现，但是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特别值得一议的是，《周易》是否对科技采取拒斥的态度？萧汉明教授认为，如果考察一下公元前四百年前后问世的世界性名著，那么有哪一本书曾经明确无误地宣称过它对科技具有促进作用呢？回答恐怕只有《周易》。
在《周易·系辞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将“制器尚象”列入圣人使用《周易》四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说明《系辞传》作者十分看重易象对制器的作用。依据作者所举之例，诸如耒耜、舟楫、服牛乘马、臼杵、棺椁、书契等古代发明，都与易象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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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教授介绍，《周易》的确不具备欧几里德《几何原理》的思维路向，它所重视的是取类比象的分类法与易象的模拟功能。
以取类比象而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1892种药物按无机界的水、火、土、金石，植物界的草、谷、菜、果、木、服器，动物界的虫、鳞、介、禽、兽，最后到人，共分16部60类，其先后次序包含着由低向高的进化程序。达尔文称此书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时珍的分类法比林奈的分类法还要高明。因此《本草纲目》可以看作是中国科技刚刚踏入近代科技门槛的代表作。如果中国科技在近代不是由于封建专制体制的制约，《周易》的思维方式将会促使中国科技走出自己的近代之路。
杨先生说：“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个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萧教授认为，杨先生此说抓住了西方近代科学的本质特征。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医学注重四季气候变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从这个基点出发，如果中国医学有自身的独立的近代进程，那么它也决不会抛弃由此得出的一切相关结论。由此可见，如果中国有自己的近代科技之路，那么它决不会出现与西方完全雷同的发展向度。, 百拇医药(北京科技报 杨猛)
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
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说道：《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曾讨论过近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萌生，我觉得和《易经》有很大关系。”
杨振宁认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受《易经》的影响。如果归纳一下今天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发现其中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归纳法，另一条路是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发展的。
中华文化的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观物取像，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思想，《易经》的精神分类、精简、抽象化是归纳法的精神。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非常好的例子是明朝末年的学者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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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第一个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史上一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变成规律化。徐光启翻译后了解到，推演法的一个精髓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是摆事实，次序没关系，重要的是最后的结论。可惜徐光启的译著只翻译了前六章。没在中国产生应有的影响，所以推演法没在中国生根。
杨振宁认为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杨振宁最后表示，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所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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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家称杨振宁观点“有很多常识性错误”
著名的易学专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认为，杨先生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杨先生说《周易》只有归纳，而没有推演。可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
另外一个目前属于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该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认为，杨振宁的演讲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出发点令人欣赏，但是其中牵扯到《易经》的有些地方的确值得商榷。比如杨振宁说《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周之前的甲骨象形文字就有单音字出现。
其实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反思从李约瑟就已经开始。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基本是李约瑟的一个延续。究竟是不是《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与进步？该人士认为，评价中国近代科学，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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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杨先生说《易经》没有演绎法，所以导致科学裹足不前。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古希腊时期就有一大堆演绎法，比如演绎逻辑和形式逻辑。但是为什么也没有产生牛顿呢？他并不否认中国近代科学精神的缺失，但是把原因归结于《易经》，“显然有失公允”，容易误导对于古代哲学的认知。他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已经有很长历史，认为天与人是同一性的，人首先是个自然物。而西方哲学的观点，讲究主客观、西方传统、近代科学，讲究人和自然是对抗的，这涉及东西方思维的差别。况且，“只有思维方式还不够，关键是社会条件”。
欧洲近代的科技之路不是惟一的发展向度
另一位《周易》学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萧汉明教授介绍说，16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与科学方面的发展一直远较欧洲卓有成效，然而近代科学为什么首先出现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其实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萌生过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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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杨先生特别注意到《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与影响，又由于杨先生以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向度为惟一尺度，所以杨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周易》没有推演法，因而阻碍了中国科学走向近代。如果就历史事实而言，中国在近代不仅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科学，也没有走出中国自身的近代科学道路。这个历史事实，是否一定要归咎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杨先生认为中国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把技术当作“奇技淫巧”，这个观念的确在历史上出现，但是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特别值得一议的是，《周易》是否对科技采取拒斥的态度？萧汉明教授认为，如果考察一下公元前四百年前后问世的世界性名著，那么有哪一本书曾经明确无误地宣称过它对科技具有促进作用呢？回答恐怕只有《周易》。
在《周易·系辞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将“制器尚象”列入圣人使用《周易》四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说明《系辞传》作者十分看重易象对制器的作用。依据作者所举之例，诸如耒耜、舟楫、服牛乘马、臼杵、棺椁、书契等古代发明，都与易象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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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教授介绍，《周易》的确不具备欧几里德《几何原理》的思维路向，它所重视的是取类比象的分类法与易象的模拟功能。
以取类比象而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1892种药物按无机界的水、火、土、金石，植物界的草、谷、菜、果、木、服器，动物界的虫、鳞、介、禽、兽，最后到人，共分16部60类，其先后次序包含着由低向高的进化程序。达尔文称此书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时珍的分类法比林奈的分类法还要高明。因此《本草纲目》可以看作是中国科技刚刚踏入近代科技门槛的代表作。如果中国科技在近代不是由于封建专制体制的制约，《周易》的思维方式将会促使中国科技走出自己的近代之路。
杨先生说：“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个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萧教授认为，杨先生此说抓住了西方近代科学的本质特征。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医学注重四季气候变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从这个基点出发，如果中国医学有自身的独立的近代进程，那么它也决不会抛弃由此得出的一切相关结论。由此可见，如果中国有自己的近代科技之路，那么它决不会出现与西方完全雷同的发展向度。, 百拇医药(北京科技报 杨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