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值心理问题高发期 心理学家为国人把脉
没有人怀疑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和生活条件迅速改善；也没有人怀疑由于社会不确定因素的增多，人们面临越来越多的生活风险：事故、污染、健康威胁，甚至在普通老百姓意料之外的是，在电厂林立的今天，居民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遭受断电之苦。
在北京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的心理学专家们在接受专访时指出，中国正值社会和经济转型期，也处于心理问题高发期，各类心理问题丛生：“前赴后继”收受贿赂的交通局长、讨工钱不成跳楼的农民工、报复校园的大学生、绑架人质的下岗工人，以及被焦虑症、抑郁症困扰的许多社会精英。
“这些事情背后暗含着社会转型带来的人们心理压力的失衡状态，个人的不健康心理导致了许多惨剧的发生。”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登峰说。
他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越来越开放的社会发展空间和相对丰富、畅通的社会流通途径，也造就了今天中国人在总体上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社会由上而下的各阶层中，六成多的人希望向上层流动。
, 百拇医药
但是，王登峰同时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物质利益的过分追求，对精神层面追求的淡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已经统治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理，上升为某些领域和人群的普遍社会心理。
“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居住环境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从工资几百元增加到几千元的中国人比过去更满足了么？”他分析说，在收入一百元的时候，人的需求也很少；在收入升至一千元甚至几千元时，从心理学上讲，人们的欲望迅速膨胀。而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增加能够带给人们的物质满足是非常有限的。“许多国家的人们都在这个工业化的过程中，心灵经受了更多的挫折。”
他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社会地位、等级决定了他掌握的社会资源，而市场经济把人们推向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下，人们普遍感到“自己成了商品”。而上了货架的人们拼命想被人关注，成为名牌，体现自己的价值。
“就像如果人是饮料，那么人人都想作可口可乐，”王登峰比喻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许多国家干部和学校老师为了通过高收入体现自身价值，不甘寂寞，从商“下海”成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他们在拼命‘成为可口可乐’的过程中感到了压力，而即便是‘成为可口可乐’后，又觉得失去了很多，这个过程中，人们经历了太多心灵上的折磨与煎熬，造成了群体性心理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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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的尤韦·吉伦教授一直从事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现在与美国60年代的社会很相似，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转型期的社会、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躁”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必然导致众多的社会矛盾。
北京大学心理学副教授侯玉波指出，当今天的人们对未来没有良好预期，感到无法把握自己的未来时，人们开始更多地着眼于眼前利益，冲动性增加，于是商人制造了阜阳的劣质婴儿奶粉，非典时期的假医用手套。他们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可以无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可以不惜工人的健康甚至生命。
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腐败行为的心理因素更为明显。
侯玉波说：“当官不比做商人轻松。”为官一任都不愿无所作为，但身在官场，一些人耳闻目睹了许多依靠不合法手段获取高位的例子，便自认为晋升之道并不一定在为民办事。在这种心理倾向的支配下，一些人无法将精力集中在工作上，于是各种灾难性事件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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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农民和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尤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他说，中国在发展，但是农民的地位在下降。如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工业化更多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农民在其中付出的多、获得的少。例如，中国山西以煤矿资源丰富著称，而冒着生命危险在煤窑里工作的挖煤农民每个月只有500元收入，面对着来自城市的巨额利益获得者，他们不可避免地心理失衡。
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的王登峰教授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中国的教育没有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他说，社会竞争增强，教育已经一天天变成让小孩子记住东西，忽视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社会化训练。于是一代代大学生、高中生更多地考虑怎么让自己过得开心、过得舒服。在面对困难，面对压力的时候，许多人出现了反常行为，于是有了马加爵报复校园的极端例子。
心理学家已经开始探索解决方法。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主任时勘说，在政治领域，中国科学院已经就变革时期的领导者建立科研课题，通过事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考察人的品行、冲动性、责任感等指标，通过探索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的测量工具，建立中国领导胜任特征的数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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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科学的模型有望成为中国领导干部选拔的重要指标。”他说。
美国的尤韦·吉伦教授说，在美国，有学者专门研究法官腐败，他们通过调查不同法院的工作气氛，法官的家庭关系，来确定什么样的法院更容易滋长腐败，修改其工作规则和工作方式，为政府制约腐败提供意见。他指出，中国在这方面开展类似的调查研究必将对反腐败工作提供有力帮助。
就当前中国人个体心理问题，尤韦·吉伦建议开办辅导母亲们如何培育孩子的项目，“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年轻人的心理行为更容易矫正，并且，年轻人是一个国家的未来，而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王登峰教授也提出，中国的教育体系亟须改革，传统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很成功，但能够让青少年受用一生的行为教育明显不足。现在需要的是行为规范的教育，让学生做到按时上课，知道怎样与老师相处，通过训练告诉他们在面对困难、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做。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说：“金钱并不意味着快乐，迅速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反而会承受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他说，心理学家应不断加强与社会学家、公共政策研究者合作，为社会的管理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建议，为日常生活，特别是各类突发事件导致人们心理压力失衡，进行正确引导和及时疏通，为社会协调发展做出贡献。□韩乔, 百拇医药
在北京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的心理学专家们在接受专访时指出，中国正值社会和经济转型期，也处于心理问题高发期，各类心理问题丛生：“前赴后继”收受贿赂的交通局长、讨工钱不成跳楼的农民工、报复校园的大学生、绑架人质的下岗工人，以及被焦虑症、抑郁症困扰的许多社会精英。
“这些事情背后暗含着社会转型带来的人们心理压力的失衡状态，个人的不健康心理导致了许多惨剧的发生。”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登峰说。
他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越来越开放的社会发展空间和相对丰富、畅通的社会流通途径，也造就了今天中国人在总体上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社会由上而下的各阶层中，六成多的人希望向上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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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登峰同时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物质利益的过分追求，对精神层面追求的淡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已经统治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理，上升为某些领域和人群的普遍社会心理。
“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居住环境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从工资几百元增加到几千元的中国人比过去更满足了么？”他分析说，在收入一百元的时候，人的需求也很少；在收入升至一千元甚至几千元时，从心理学上讲，人们的欲望迅速膨胀。而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增加能够带给人们的物质满足是非常有限的。“许多国家的人们都在这个工业化的过程中，心灵经受了更多的挫折。”
他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社会地位、等级决定了他掌握的社会资源，而市场经济把人们推向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下，人们普遍感到“自己成了商品”。而上了货架的人们拼命想被人关注，成为名牌，体现自己的价值。
“就像如果人是饮料，那么人人都想作可口可乐，”王登峰比喻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许多国家干部和学校老师为了通过高收入体现自身价值，不甘寂寞，从商“下海”成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他们在拼命‘成为可口可乐’的过程中感到了压力，而即便是‘成为可口可乐’后，又觉得失去了很多，这个过程中，人们经历了太多心灵上的折磨与煎熬，造成了群体性心理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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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的尤韦·吉伦教授一直从事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现在与美国60年代的社会很相似，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转型期的社会、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躁”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必然导致众多的社会矛盾。
北京大学心理学副教授侯玉波指出，当今天的人们对未来没有良好预期，感到无法把握自己的未来时，人们开始更多地着眼于眼前利益，冲动性增加，于是商人制造了阜阳的劣质婴儿奶粉，非典时期的假医用手套。他们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可以无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可以不惜工人的健康甚至生命。
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腐败行为的心理因素更为明显。
侯玉波说：“当官不比做商人轻松。”为官一任都不愿无所作为，但身在官场，一些人耳闻目睹了许多依靠不合法手段获取高位的例子，便自认为晋升之道并不一定在为民办事。在这种心理倾向的支配下，一些人无法将精力集中在工作上，于是各种灾难性事件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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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农民和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尤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他说，中国在发展，但是农民的地位在下降。如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工业化更多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农民在其中付出的多、获得的少。例如，中国山西以煤矿资源丰富著称，而冒着生命危险在煤窑里工作的挖煤农民每个月只有500元收入，面对着来自城市的巨额利益获得者，他们不可避免地心理失衡。
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的王登峰教授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中国的教育没有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他说，社会竞争增强，教育已经一天天变成让小孩子记住东西，忽视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社会化训练。于是一代代大学生、高中生更多地考虑怎么让自己过得开心、过得舒服。在面对困难，面对压力的时候，许多人出现了反常行为，于是有了马加爵报复校园的极端例子。
心理学家已经开始探索解决方法。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主任时勘说，在政治领域，中国科学院已经就变革时期的领导者建立科研课题，通过事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考察人的品行、冲动性、责任感等指标，通过探索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的测量工具，建立中国领导胜任特征的数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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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科学的模型有望成为中国领导干部选拔的重要指标。”他说。
美国的尤韦·吉伦教授说，在美国，有学者专门研究法官腐败，他们通过调查不同法院的工作气氛，法官的家庭关系，来确定什么样的法院更容易滋长腐败，修改其工作规则和工作方式，为政府制约腐败提供意见。他指出，中国在这方面开展类似的调查研究必将对反腐败工作提供有力帮助。
就当前中国人个体心理问题，尤韦·吉伦建议开办辅导母亲们如何培育孩子的项目，“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年轻人的心理行为更容易矫正，并且，年轻人是一个国家的未来，而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王登峰教授也提出，中国的教育体系亟须改革，传统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很成功，但能够让青少年受用一生的行为教育明显不足。现在需要的是行为规范的教育，让学生做到按时上课，知道怎样与老师相处，通过训练告诉他们在面对困难、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做。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说：“金钱并不意味着快乐，迅速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反而会承受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他说，心理学家应不断加强与社会学家、公共政策研究者合作，为社会的管理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建议，为日常生活，特别是各类突发事件导致人们心理压力失衡，进行正确引导和及时疏通，为社会协调发展做出贡献。□韩乔,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