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诊所(上)
一、我们家的诊所
我出生前四五年，诊所是我们的家。为什么不说成我们家就是诊所呢?这是有道理的。我的祖父和父亲原来是乡村里的私业医师，那时我们家当然就是诊所，但20世纪50年代初不允许了，医师要走集体化道路，诊所归公，这样我们家就随诊所而安，诊所到哪儿，家就在哪儿，等我出生后，诊所为家已经有好几处了。
在我童年时，诊所和我们的家就比较固定了。它在苏北一个铺着麻条石的老镇子上，一条又宽又直的青砖巷子的尽头，前后两进青瓦房，前面三间用来作诊所，后面三间住着我们全家，前后有一个圆门，我们跨过圆门，就走到诊所里去了。诊所里，总是有很多人，说话声，病人的咳喘声、呻吟声，不时地传到后面我们的家里来，从声音就能够知道诊所有多少病人，哪些是重病人。家里人一般是不往前面诊所去的，常从圆门一会儿进一会儿出的就是我一个，每天好像我最忙，却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无非是在药房抢着帮祖父拉开药橱上的抽屉，忽然又想起祖父要吸烟了，跑到后屋给他拿水烟袋。但有一件事是最要紧的，那就是一到午饭时分，必定要去牵祖父的衣角，也不顾祖父面前有多少病人，说，不看了不看了，要吃饭了。病人不好意思，笑道，先生，您老先吃饭。祖父也陪笑道，得罪得罪。由着我把他从病人那儿牵走，一直牵过圆门，牵到饭桌上。祖父吃饭很快，一吃完饭就又坐到诊案前了。
, 百拇医药
其实我对诊所里大人的事记得并不清楚，恍恍惚惚、混混沌沌。但有一点却不会弄错，那就是祖父对诊所的爱惜。在祖父心里，这个诊所不用说是他自己的，换成我现在的口气，就是我们家的。虽然名义上诊所已经公有，但那不过是化私为公罢了。诊所里，那四只高高顶到山墙横梁的中药橱，是我们家的；那只长一丈二尺的药案，是我们家的；那只红木做成的诊案，是我们家的；还有那些青花药瓶、黑铁碾子、紫铜药臼，也都是我们家的。所有这些，都经过我祖父几十年的手泽，如今并不因为诊所改了名换了姓，它们就再也不属于我们家所有了。我祖父相信不会，我从懂事的那天开始，也相信不会。我们一家都很爱惜它们，因爱惜它们兼爱惜诊所，这便成了爱乌及屋。
最值得记忆的是一张藤躺椅。这张藤椅还在我祖父独自行医时，就专门给病人用的。它既可供病人休息，也可作治病的病榻。诊所里没有专设的医疗床，也不需要，有一张藤躺椅，足够了。藤椅放在作诊室的堂屋中间，夏天用凉水拭拂得干干净净，冬天拿一张棉垫垫着，这样病人舒服。我在诊所和祖父生活了近十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祖父自己躺到这张椅子上过。夏日午长，病人少，有时候诊所闲静下来，祖父宁可坐在他的医案前打很长的瞌睡，身子前仰后合，也不到藤椅上小憩一回。倒是诊所里有一位比我父亲稍大些的小外科医师，常常翘腿躺在藤椅上，非常惬意的样子。他是个没脾气的好人，单身在诊所工作，喜欢与孩子闹着玩。每次他躺着，就叫我过来，把腿搁在我的肩上，让我使劲扛。他腿往下压，我憋着气往上扛，扛着扛着藤椅发出吱吱的声音，祖父抬起身朝这边看看，也不说什么。那位小外科医师，瞧见了，就停下来，脸上有点讪讪地，对我说，小孩儿，力气大。以后还是照样躺到藤椅上，照样让我扛他的腿。藤椅用的时间长了，有几处藤条断开来，祖父修过好几回，一直到祖父带着我离开这个诊所，还在用着。
, 百拇医药
诊所虽然天天断不了求医的病人，但诊所里的气氛始终清清和和，甚至还多了一点家居生活的温暖感。祖父白天坐诊、开药方、配药，晚上歇下来，烫一壶酒，就一两样小菜，慢慢地喝。喝完酒，坐到窗前，翻几页医书，有时候用朱笔在书的空处写几行字，大约白天诊病遇到了疑问，读书时心有所动吧。窗外一架栝楼，有几根藤蔓顺着窗棂爬上去，月亮出来了，二更天，祖父熄了灯就寝，月光就把栝楼翠羽一样的叶，安安静静地映照在窗纸上。
但不知不觉间，诊所变了。有几年，忽然增加了好几名新人员，其中有一个长着麻脸的年轻男医生和一个生得有些妖娆的女医生，两个人一进来就一副不省事的模样，诊所里一天天不安分起来。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到了，果然由这两个男女领头造反，成立“白求恩战斗队”，斗争对象是我祖父。他们先封闭了圆门，将我们家与诊所隔开来，然后在诊所墙壁上张贴起白纸黑字大标语，声讨我祖父的“反革命罪行”。白天不让祖父回来吃饭，晚上也不让他回来睡觉。我们不知道前面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见诊所里两个男女不停高呼“打倒!打倒!”的口号。有一个深夜，声音变了，变成了木板打击人身体沉闷的啪啪声，随后又夹杂着我祖父凄楚的哀求声，声音很低，但一个字一个字传到我耳里，清晰得恐怖，我躲进被子里，声音还是往里面钻。我在惊恐中整整听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祖父被人拉回后面来，他脸色黑黄，眼窝凹得很深，一回屋就倒在床上不住地呻吟，他身上多处受伤，最严重的是一只胳膊被打折了。
, 百拇医药
祖父被彻底斗倒，还不仅在他的肉体上，他被剥夺了诊病的权利。诊所后面的房子，也不给我们住了，我们搬到镇外一座草屋暂时存身。祖父每天按时到诊所“监督劳动”，每周照例要挂着一块木牌参加全镇的“牛鬼蛇神”集体游街，祖父低着头，举着双手，走在大街上，夏天的太阳晒着他的光头，汗水一串串从他的胡子上往下流。他原本是镇上受人尊敬的老医师，现在沦落到这般模样，真有点生不如死。惟一能让他感到安慰的是，我还在他身边，陪伴着他。他是不能像过去那样安闲地喝酒了，但他晚上吸水烟袋时，让我给他吹纸捻儿，不声不响地，祖父和我就在火光明灭间度过了一个落寞凄清的黄昏。
我和祖父离开这个镇子，离开诊所，是在第二年春天。祖父被赶回老家劳动改造，走时没有带走诊所里任何一样原本属于他、属于我们家的东西，甚至包括那只宝贵的藤躺椅。我们完全失去了诊所。临走时，我问祖父，我们到哪儿去？祖父没有说一句话，他把伤心藏在深深的缄默中。, 百拇医药(费振钟)
我出生前四五年，诊所是我们的家。为什么不说成我们家就是诊所呢?这是有道理的。我的祖父和父亲原来是乡村里的私业医师，那时我们家当然就是诊所，但20世纪50年代初不允许了，医师要走集体化道路，诊所归公，这样我们家就随诊所而安，诊所到哪儿，家就在哪儿，等我出生后，诊所为家已经有好几处了。
在我童年时，诊所和我们的家就比较固定了。它在苏北一个铺着麻条石的老镇子上，一条又宽又直的青砖巷子的尽头，前后两进青瓦房，前面三间用来作诊所，后面三间住着我们全家，前后有一个圆门，我们跨过圆门，就走到诊所里去了。诊所里，总是有很多人，说话声，病人的咳喘声、呻吟声，不时地传到后面我们的家里来，从声音就能够知道诊所有多少病人，哪些是重病人。家里人一般是不往前面诊所去的，常从圆门一会儿进一会儿出的就是我一个，每天好像我最忙，却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无非是在药房抢着帮祖父拉开药橱上的抽屉，忽然又想起祖父要吸烟了，跑到后屋给他拿水烟袋。但有一件事是最要紧的，那就是一到午饭时分，必定要去牵祖父的衣角，也不顾祖父面前有多少病人，说，不看了不看了，要吃饭了。病人不好意思，笑道，先生，您老先吃饭。祖父也陪笑道，得罪得罪。由着我把他从病人那儿牵走，一直牵过圆门，牵到饭桌上。祖父吃饭很快，一吃完饭就又坐到诊案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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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记忆的是一张藤躺椅。这张藤椅还在我祖父独自行医时，就专门给病人用的。它既可供病人休息，也可作治病的病榻。诊所里没有专设的医疗床，也不需要，有一张藤躺椅，足够了。藤椅放在作诊室的堂屋中间，夏天用凉水拭拂得干干净净，冬天拿一张棉垫垫着，这样病人舒服。我在诊所和祖父生活了近十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祖父自己躺到这张椅子上过。夏日午长，病人少，有时候诊所闲静下来，祖父宁可坐在他的医案前打很长的瞌睡，身子前仰后合，也不到藤椅上小憩一回。倒是诊所里有一位比我父亲稍大些的小外科医师，常常翘腿躺在藤椅上，非常惬意的样子。他是个没脾气的好人，单身在诊所工作，喜欢与孩子闹着玩。每次他躺着，就叫我过来，把腿搁在我的肩上，让我使劲扛。他腿往下压，我憋着气往上扛，扛着扛着藤椅发出吱吱的声音，祖父抬起身朝这边看看，也不说什么。那位小外科医师，瞧见了，就停下来，脸上有点讪讪地，对我说，小孩儿，力气大。以后还是照样躺到藤椅上，照样让我扛他的腿。藤椅用的时间长了，有几处藤条断开来，祖父修过好几回，一直到祖父带着我离开这个诊所，还在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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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祖父离开这个镇子，离开诊所，是在第二年春天。祖父被赶回老家劳动改造，走时没有带走诊所里任何一样原本属于他、属于我们家的东西，甚至包括那只宝贵的藤躺椅。我们完全失去了诊所。临走时，我问祖父，我们到哪儿去？祖父没有说一句话，他把伤心藏在深深的缄默中。, 百拇医药(费振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