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帝内经》札记①
一、伪托的意味
没有人能够证明黄帝与歧伯两个人在明堂上作过关于医学的长篇对话。时间太遥远了，所有的证明都已经消失无存，留下来的只能是猜测。
既然不能证明，那就免不了否定。有人根据黄帝要处理国家大事工作十分繁忙，根本不可能一天到晚与歧伯去谈论什么医药、针灸之类的事情，推论《黄帝内经》分明是后人假托，也有人从这部书“文字古奥，语致玄妙”的叙述风格，认为是周秦时的作品，还有人根据战国时期方士出现，认定这部书大半是方术之士写出来的，甚至更有人分析音韵和用字，得出结论说，南朝沈约的“声韵说”出来后才有这部书。大家讲得都有道理，而且除了时间上的分歧外，作者伪托黄帝、歧伯之说，已渐渐成为共识。今天如果没有地下考古新发现，单靠地上有限的文献资料，除了少数不负责任的人危言耸听外，人们在继续寻找《黄帝内经》的著作者上将不会再有突破。这意思是说，在20世纪末，我们对这部中国最重要的医学著作，仍然不妨以伪托之作看待它、评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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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一向喜欢假借古代圣贤的名义说话，这不仅仅是文字游戏，而是实际需要。刘向在《淮南子》里面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汉代尊古和复古的风气很流行，士人乘机借用古代圣贤名义，来倡导他们的学说，这样做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他们的学说也就可以广泛传播。刘向所指，是汉代的情形，也是汉代以前从孔子时代即存在的思想倾向和方法。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是由古之圣人确定的，与现实生存相关的问题，都可以从古之圣人那儿找到说法和依据，这样的思想方法，自然也反映在医学方面。要想使一种知识能够符合道的意义，那就必须设法表明它并非今天凡俗之人所发明，而是古代圣人早有此说。《黄帝内经》托名黄帝与歧伯的问答，其实就是把一种知识性、实用性很强的学说，上升到了“先王之道”的境界，从而为它争得一个“三坟”的地位。这件事不一定是汉代人干的，但可以设想在汉代普遍需要古代典籍来指导现实的时代要求下，《黄帝内经》通过伪托方式，肯定大大获取了它的流传价值。
然而，伪托并不等于伪造。我们宁可把《黄帝内经》看成一部形式上的虚构作品。似乎没有哪种方式比对话更能展示早期中国医学那些生动的思想。对话制造了一种生动的气氛和一种在场感，它使建立在生命感觉和生存经验之上的医学，通过话语交流而取得了传述性的叙事效果，这样的效果足以使《黄帝内经》成为一部口传文学。事实上，人们对它的接受是在听的过程中进行的，有一种亲切的声音，引导着后来所有听者的心智，从而入于古奥而领会玄妙。对于那些把此书看作“经”读解的人来说，我想，他们所进行的艰难阐述，其实是错了，因为他们只注意技术，而违背了它的话语传述方式，并由此失去对声音的倾听。
, 百拇医药
这个声音，是不是黄帝与歧伯的声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吸引我们接近某种知识和思想的源头。
二、黄帝之学
8世纪中叶，启玄子王冰重新整理了《黄帝内经》，将《素问》与《灵枢》编成一部，二十卷八十一篇，算是构成完整的黄帝之学。但这时候的中国医学已经过历史家和思想家的分门别类，归入方伎数术之流，一部黄帝之学再完备、再出色，再饰以“经”的外包装，也不能够放到知识和思想“学派”的系列之中了。王冰的初序，曾引前人的话，坚持《黄帝内经》是“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的观点，而到了宋人林亿，就比较看得清楚黄帝之学的真正处境，他在《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里说：“唐宝应中，太仆王冰笃好之，得先师所藏之卷，大为次注，犹是三皇遗文，烂然可观，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艺伎之流，而缙绅先生罕言之，去圣已远……”
一句“去圣已远”，让我们感慨不已。如果我们在追溯黄帝之学的知识源流时，不是那样过于把这些知识附于“先王之道”而神圣化，同时也不是那么过于突出它的道的思想传统，那么，我们实际上理应清楚地看到，在《黄帝内经》遥远的知识背景上所凸现出来的，其实是对于人的认识和解析，而生命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寻找与确证，乃是重要的核心。这就表明了这部中国早期医学典籍所包含的人文性学说，其实远比它作为一般的医学意义要重大。作为“三皇遗文”，《黄帝内经》的“烂然可观”之处，不仅在它的语言，而在于它与中国先秦思想具有同出一源的人道精神，它至少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先秦道家共同的特色。这里面，人的自然性被放到了显要的位置上。当黄帝与歧伯开始对话时，他们首先确定的主题，即人在何种意义上才是一个保全了天然状态而生机不息的人。在这一主题下面，“上古天真论”以超现实的自然主义观点，回顾了人类远古时代的理想生存形态，它所描绘的“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的真人，以及“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的至人，与“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的圣人及“法则天地，象似日月”的贤人，其实也就是庄子讲到的那些归化自然而获得大自由的种种逍遥之人。这些人物，为道所生，假道而存，代表了人类生命本真混一之状。《黄帝内经》便是从这种历史叙述之中，走向了人类哲学的思想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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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一部开启医学之源的书，它对于人类的关注之思，对于人类的哲学表达，在后世注定要被掩盖。前人讲到的道与术之间的转化和对立关系，在黄帝之学逐渐“付之艺伎之流”的历史变动中，特别显眼，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用现代人的话说，黄帝之学向后世传流，由于一代一代医学之士选择和坚持它的知识和技术立场，因而它的实用性的一面被最大限度地强化了，虽然这种实用性后面仍然还可看到“神圣之道”的背影。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当黄帝之学在世人心中变为歧黄之术时，便意味着它在中国思想史中再也不能有正当的位置，这就难怪它越到后世越被那些占据思想和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人拒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方伎”，与天象历算之学一同沦落到边缘。
三、黄帝的疑虑
黄帝的疑虑，是对于人生的疑虑：
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邪?人将失之邪?
, 百拇医药
黄帝是个大聪明人，当他高高在上时，以一种俯视的眼光，看到了古今人的生命强弱与长短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为时代环境的不同，还是因为人类本身的过失呢?他拿这个问题来问天师歧伯，天师的回答直截明了：是人自身的原因。他做了如下解释：上古人民朴实，生活恬淡，“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所以能够“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人人都活到百岁；现时的人奢侈，沉溺于酒色，“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这等堕落的人只好短命。最后歧伯把古今人的生命差别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那就是，古代人“以其德全不危也”，现时的人则因为不遵循生活的道德律，所以生命不能不产生危机。
也许一种植根在朴素基础上的道德生活，对于人类确实非常重要。庄子屡屡提醒陷在欲望之中不能保全自己的人类：“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圣人之道也。”但是人类在保持朴素生活方面却越来越无能为力，欲望从它出现的那一天开始，就产生了无法约束的力量。在欲望驱使之下，人类早已不在乎做什么圣人了。
人变了，时代自然也变了。将后世医学建立在道德复古上，黄帝的疑虑恐怕永远也不能消除。①, 百拇医药(费振钟)
没有人能够证明黄帝与歧伯两个人在明堂上作过关于医学的长篇对话。时间太遥远了，所有的证明都已经消失无存，留下来的只能是猜测。
既然不能证明，那就免不了否定。有人根据黄帝要处理国家大事工作十分繁忙，根本不可能一天到晚与歧伯去谈论什么医药、针灸之类的事情，推论《黄帝内经》分明是后人假托，也有人从这部书“文字古奥，语致玄妙”的叙述风格，认为是周秦时的作品，还有人根据战国时期方士出现，认定这部书大半是方术之士写出来的，甚至更有人分析音韵和用字，得出结论说，南朝沈约的“声韵说”出来后才有这部书。大家讲得都有道理，而且除了时间上的分歧外，作者伪托黄帝、歧伯之说，已渐渐成为共识。今天如果没有地下考古新发现，单靠地上有限的文献资料，除了少数不负责任的人危言耸听外，人们在继续寻找《黄帝内经》的著作者上将不会再有突破。这意思是说，在20世纪末，我们对这部中国最重要的医学著作，仍然不妨以伪托之作看待它、评论它。
, http://www.100md.com
中国文人一向喜欢假借古代圣贤的名义说话，这不仅仅是文字游戏，而是实际需要。刘向在《淮南子》里面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汉代尊古和复古的风气很流行，士人乘机借用古代圣贤名义，来倡导他们的学说，这样做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他们的学说也就可以广泛传播。刘向所指，是汉代的情形，也是汉代以前从孔子时代即存在的思想倾向和方法。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是由古之圣人确定的，与现实生存相关的问题，都可以从古之圣人那儿找到说法和依据，这样的思想方法，自然也反映在医学方面。要想使一种知识能够符合道的意义，那就必须设法表明它并非今天凡俗之人所发明，而是古代圣人早有此说。《黄帝内经》托名黄帝与歧伯的问答，其实就是把一种知识性、实用性很强的学说，上升到了“先王之道”的境界，从而为它争得一个“三坟”的地位。这件事不一定是汉代人干的，但可以设想在汉代普遍需要古代典籍来指导现实的时代要求下，《黄帝内经》通过伪托方式，肯定大大获取了它的流传价值。
然而，伪托并不等于伪造。我们宁可把《黄帝内经》看成一部形式上的虚构作品。似乎没有哪种方式比对话更能展示早期中国医学那些生动的思想。对话制造了一种生动的气氛和一种在场感，它使建立在生命感觉和生存经验之上的医学，通过话语交流而取得了传述性的叙事效果，这样的效果足以使《黄帝内经》成为一部口传文学。事实上，人们对它的接受是在听的过程中进行的，有一种亲切的声音，引导着后来所有听者的心智，从而入于古奥而领会玄妙。对于那些把此书看作“经”读解的人来说，我想，他们所进行的艰难阐述，其实是错了，因为他们只注意技术，而违背了它的话语传述方式，并由此失去对声音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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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声音，是不是黄帝与歧伯的声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吸引我们接近某种知识和思想的源头。
二、黄帝之学
8世纪中叶，启玄子王冰重新整理了《黄帝内经》，将《素问》与《灵枢》编成一部，二十卷八十一篇，算是构成完整的黄帝之学。但这时候的中国医学已经过历史家和思想家的分门别类，归入方伎数术之流，一部黄帝之学再完备、再出色，再饰以“经”的外包装，也不能够放到知识和思想“学派”的系列之中了。王冰的初序，曾引前人的话，坚持《黄帝内经》是“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的观点，而到了宋人林亿，就比较看得清楚黄帝之学的真正处境，他在《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里说：“唐宝应中，太仆王冰笃好之，得先师所藏之卷，大为次注，犹是三皇遗文，烂然可观，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艺伎之流，而缙绅先生罕言之，去圣已远……”
一句“去圣已远”，让我们感慨不已。如果我们在追溯黄帝之学的知识源流时，不是那样过于把这些知识附于“先王之道”而神圣化，同时也不是那么过于突出它的道的思想传统，那么，我们实际上理应清楚地看到，在《黄帝内经》遥远的知识背景上所凸现出来的，其实是对于人的认识和解析，而生命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寻找与确证，乃是重要的核心。这就表明了这部中国早期医学典籍所包含的人文性学说，其实远比它作为一般的医学意义要重大。作为“三皇遗文”，《黄帝内经》的“烂然可观”之处，不仅在它的语言，而在于它与中国先秦思想具有同出一源的人道精神，它至少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先秦道家共同的特色。这里面，人的自然性被放到了显要的位置上。当黄帝与歧伯开始对话时，他们首先确定的主题，即人在何种意义上才是一个保全了天然状态而生机不息的人。在这一主题下面，“上古天真论”以超现实的自然主义观点，回顾了人类远古时代的理想生存形态，它所描绘的“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的真人，以及“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的至人，与“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的圣人及“法则天地，象似日月”的贤人，其实也就是庄子讲到的那些归化自然而获得大自由的种种逍遥之人。这些人物，为道所生，假道而存，代表了人类生命本真混一之状。《黄帝内经》便是从这种历史叙述之中，走向了人类哲学的思想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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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一部开启医学之源的书，它对于人类的关注之思，对于人类的哲学表达，在后世注定要被掩盖。前人讲到的道与术之间的转化和对立关系，在黄帝之学逐渐“付之艺伎之流”的历史变动中，特别显眼，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用现代人的话说，黄帝之学向后世传流，由于一代一代医学之士选择和坚持它的知识和技术立场，因而它的实用性的一面被最大限度地强化了，虽然这种实用性后面仍然还可看到“神圣之道”的背影。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当黄帝之学在世人心中变为歧黄之术时，便意味着它在中国思想史中再也不能有正当的位置，这就难怪它越到后世越被那些占据思想和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人拒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方伎”，与天象历算之学一同沦落到边缘。
三、黄帝的疑虑
黄帝的疑虑，是对于人生的疑虑：
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邪?人将失之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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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是个大聪明人，当他高高在上时，以一种俯视的眼光，看到了古今人的生命强弱与长短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为时代环境的不同，还是因为人类本身的过失呢?他拿这个问题来问天师歧伯，天师的回答直截明了：是人自身的原因。他做了如下解释：上古人民朴实，生活恬淡，“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所以能够“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人人都活到百岁；现时的人奢侈，沉溺于酒色，“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这等堕落的人只好短命。最后歧伯把古今人的生命差别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那就是，古代人“以其德全不危也”，现时的人则因为不遵循生活的道德律，所以生命不能不产生危机。
也许一种植根在朴素基础上的道德生活，对于人类确实非常重要。庄子屡屡提醒陷在欲望之中不能保全自己的人类：“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圣人之道也。”但是人类在保持朴素生活方面却越来越无能为力，欲望从它出现的那一天开始，就产生了无法约束的力量。在欲望驱使之下，人类早已不在乎做什么圣人了。
人变了，时代自然也变了。将后世医学建立在道德复古上，黄帝的疑虑恐怕永远也不能消除。①, 百拇医药(费振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