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子孙说《内经》
据史籍记载：黄帝轩辕氏、炎帝神农氏、伏羲氏(教民畜牧、庖厨、画八卦)、燧人氏(教民取火烹食物)、有巢氏(教民从野居到建宇室)等古代贤圣，使上古民众不仅要防洪水、猛兽等灾害，还要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所改善。衣着方面，人们原来披树叶、兽皮“能覆前而不能覆后”，黄帝之妻氏教民养蚕、植麻到织衣；食物方面，炎帝神农氏从“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到教民播种五谷，“一日而遇七十毒”乃有医药。在远古历史最惨烈的涿鹿之战中，黄帝战胜了蚩尤，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历代的广大民众感到所以能得到太平、兴旺，都和我们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上古贤圣所建功业分不开。因此，我们自豪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基于上述历史背景，炎黄子孙这一概念即与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发扬，有着不可分离、不可割断的关系。
黄帝战胜了蚩尤，在统一中华大地之后，思考最多的就是民众的生存和健康。因为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与存亡。黄帝经常和他的助手岐伯、雷公等人探讨如何使民众得到医药、健康等事宜。后人对于这些谈论、探讨的内容，开始通过“口耳相传”、“识识相因”变为医药经验，加之收集记录了各地、各民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片段资料，加以整理、综合，渐渐总结出了学术思想，编辑成书简，这就是《内经》，即《黄帝内经》。根据现存的《黄帝内经》内容，除了主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还保存着古代的本来面目之外，其中有很多部分可能是后人增补的。这是因为在《内经》成书之后，历经多次战乱、社会动荡，书简多有散失、残缺，后人加以充实是意中之事。由此可见这一伟大著作，绝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医学成就，而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地方的医疗实践汇集，是可靠的、来源于在人体实践的总结性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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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作为炎黄子孙、从事中医工作将近70年的老中医，深知《黄帝内经》对中国医学的巨大贡献。《内经》的基本内容大体上归结为“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针刺学说”、“精气神学说”、“病因学说”、“摄生学说”、“运气学说”以及一些与医学相关的边缘学科。它内容博大、旨意精深，是一部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医学宝典。综观其学术思想，主要有：人体生命观、天人相应观、互动观。正如王太仆所说：“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近代专家亦誉之为“东方传统生命科学。”因此，几千年来，它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其价值至今不衰。笔者之体会既多且深，举例说：我辈老中医治疗各种疾病，都要考虑患病之人当时所处环境、季节等，即患者与自然的全面关系。“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是治一切外感病必须首先掌握的。比如麻疹，治宜宣透，但疾病在四时不同气候下，由于春温、夏暑、秋湿(或秋燥)、冬寒之不同，宣透之中还当区分之，给予不同的投药，方有显效。比如，1956年石家庄市流行乙型脑炎，用白虎汤甚效；次年，北京市流行此病，用白虎汤不但无效，反而恶化。究其原由，虽均发于暑季，而石家庄久晴无雨偏热，辨证属暑温范畴，投白虎汤清热透邪，正中病机。而次年北京久雨，湿热交蒸，辨证属湿温范畴，应该用化湿热之三仁汤化裁，顿时转危为安。这是《内经》中，人与自然整体观的具体体现，否则不可能有此治效。又比如，人与疾病的关系，《内经》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使医生明确人身正气存内，就不致患病，一旦正气虚了，就会因病邪侵入而病。同时，“虚者补之”、“损者益之”，的中医补法，也是由此而生。“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虚有气虚、血虚、阴虚、阳虚之异，补法就有补气、补血滋阴、助阳之区分。再如“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等等，指出了补的原则和方法，使中医有丸、散、膏、丹等丰富多彩的补益方法以适应各种虚证。根据“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理论，笔者在治疗肿瘤方面，制定了“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症治之”的“十二字原则”，治疗了很多肿瘤病人。这是由于，笔者在临床上，对《内经》的病机和治则，既多熟习还常应用。笔者对“治未病”，思想上更是重视，决不能浅薄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至于“三因制宜”、“标本缓急”等原则，在辨证方法上，分清阴、阳、盛、衰，方能施治。《内经》的阴阳学说、脏腑学说，指导临床的例子不胜枚举。就脏腑而论，比如“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据此，临床上，笔者常以淡渗性味之药，先上升而后下降，以治肾病，得到膀胱气化，则小便通利，治得显效。笔者还以脏腑学说，探治各种疑难病证，虽不直接对其病证，然则合乎“先其所因，伏其所主”的原则。我辈老中医对脏腑十二官理论，即十二官不得相失的理解是深刻的；对“心主神明”、“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更是十分重视。从而，对于养生、析病、救治大病重证，乃至防治难治的老年病，都有举足重轻的作用。我辈老中医这样的实例甚多，说不尽言。
, 百拇医药
《黄帝内经》这一巨著的现实意义极大。它是中国医药从理论到实践的代表。它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回顾中医药在整个20世纪的沧桑变化，有许多令人回味，发人深思的地方。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中医政策逐步得到贯彻落实，全国中医事业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并正在走向世界、造福人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重申了“中西医并重，发展中医药”的一贯方针。抚今思昔，感觉到我国的中医药事业走到这一步，来之不易。今天，我国的中医事业虽面临新的前景，但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同在，成功与困难并存。
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医机构应该突出中医特色。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医的做法不改变，或是在漂亮的口号下使中医很快西医化，那就重复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消灭汉医的悲剧。为了在不同认识的比较中，使人们分辨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路子。作为值得自豪的炎黄子孙，在尊重中华民族文化，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前提下，重温中医的经典巨著，了解它的理论与认识，探讨和发扬它的实质内容，就是今天说《内经》的理由所在。, 百拇医药( 何 任 浙江省中医学院教授)
黄帝战胜了蚩尤，在统一中华大地之后，思考最多的就是民众的生存和健康。因为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与存亡。黄帝经常和他的助手岐伯、雷公等人探讨如何使民众得到医药、健康等事宜。后人对于这些谈论、探讨的内容，开始通过“口耳相传”、“识识相因”变为医药经验，加之收集记录了各地、各民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片段资料，加以整理、综合，渐渐总结出了学术思想，编辑成书简，这就是《内经》，即《黄帝内经》。根据现存的《黄帝内经》内容，除了主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还保存着古代的本来面目之外，其中有很多部分可能是后人增补的。这是因为在《内经》成书之后，历经多次战乱、社会动荡，书简多有散失、残缺，后人加以充实是意中之事。由此可见这一伟大著作，绝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医学成就，而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地方的医疗实践汇集，是可靠的、来源于在人体实践的总结性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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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作为炎黄子孙、从事中医工作将近70年的老中医，深知《黄帝内经》对中国医学的巨大贡献。《内经》的基本内容大体上归结为“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针刺学说”、“精气神学说”、“病因学说”、“摄生学说”、“运气学说”以及一些与医学相关的边缘学科。它内容博大、旨意精深，是一部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医学宝典。综观其学术思想，主要有：人体生命观、天人相应观、互动观。正如王太仆所说：“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近代专家亦誉之为“东方传统生命科学。”因此，几千年来，它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其价值至今不衰。笔者之体会既多且深，举例说：我辈老中医治疗各种疾病，都要考虑患病之人当时所处环境、季节等，即患者与自然的全面关系。“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是治一切外感病必须首先掌握的。比如麻疹，治宜宣透，但疾病在四时不同气候下，由于春温、夏暑、秋湿(或秋燥)、冬寒之不同，宣透之中还当区分之，给予不同的投药，方有显效。比如，1956年石家庄市流行乙型脑炎，用白虎汤甚效；次年，北京市流行此病，用白虎汤不但无效，反而恶化。究其原由，虽均发于暑季，而石家庄久晴无雨偏热，辨证属暑温范畴，投白虎汤清热透邪，正中病机。而次年北京久雨，湿热交蒸，辨证属湿温范畴，应该用化湿热之三仁汤化裁，顿时转危为安。这是《内经》中，人与自然整体观的具体体现，否则不可能有此治效。又比如，人与疾病的关系，《内经》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使医生明确人身正气存内，就不致患病，一旦正气虚了，就会因病邪侵入而病。同时，“虚者补之”、“损者益之”，的中医补法，也是由此而生。“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虚有气虚、血虚、阴虚、阳虚之异，补法就有补气、补血滋阴、助阳之区分。再如“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等等，指出了补的原则和方法，使中医有丸、散、膏、丹等丰富多彩的补益方法以适应各种虚证。根据“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理论，笔者在治疗肿瘤方面，制定了“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症治之”的“十二字原则”，治疗了很多肿瘤病人。这是由于，笔者在临床上，对《内经》的病机和治则，既多熟习还常应用。笔者对“治未病”，思想上更是重视，决不能浅薄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至于“三因制宜”、“标本缓急”等原则，在辨证方法上，分清阴、阳、盛、衰，方能施治。《内经》的阴阳学说、脏腑学说，指导临床的例子不胜枚举。就脏腑而论，比如“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据此，临床上，笔者常以淡渗性味之药，先上升而后下降，以治肾病，得到膀胱气化，则小便通利，治得显效。笔者还以脏腑学说，探治各种疑难病证，虽不直接对其病证，然则合乎“先其所因，伏其所主”的原则。我辈老中医对脏腑十二官理论，即十二官不得相失的理解是深刻的；对“心主神明”、“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更是十分重视。从而，对于养生、析病、救治大病重证，乃至防治难治的老年病，都有举足重轻的作用。我辈老中医这样的实例甚多，说不尽言。
, 百拇医药
《黄帝内经》这一巨著的现实意义极大。它是中国医药从理论到实践的代表。它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回顾中医药在整个20世纪的沧桑变化，有许多令人回味，发人深思的地方。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中医政策逐步得到贯彻落实，全国中医事业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并正在走向世界、造福人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重申了“中西医并重，发展中医药”的一贯方针。抚今思昔，感觉到我国的中医药事业走到这一步，来之不易。今天，我国的中医事业虽面临新的前景，但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同在，成功与困难并存。
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医机构应该突出中医特色。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医的做法不改变，或是在漂亮的口号下使中医很快西医化，那就重复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消灭汉医的悲剧。为了在不同认识的比较中，使人们分辨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路子。作为值得自豪的炎黄子孙，在尊重中华民族文化，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前提下，重温中医的经典巨著，了解它的理论与认识，探讨和发扬它的实质内容，就是今天说《内经》的理由所在。, 百拇医药( 何 任 浙江省中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