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方士医家——葛洪与陶隐居
作者：费振钟
这两位人物的名声都不算小，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方士。葛洪也即抱朴子，《晋书》记：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
《抱朴子》自序中说：“洪之为人也，而騃野，性钝口讷，形貌丑陋，而终不辨，自矜饰也。冠履垢弊，衣或褴褛，而或不耻焉。俗之服用，俄而屡改，或忽广领而大带，或身促而修袖，或长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其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是以供著书，因以自号焉。”
陶隐居即陶弘景，字通明，号贞白，丹阳秣陵人，《太平广记·神仙》录：贞白先生陶君……幼而聪识，长而博达，因读《神仙传》，有乘云驭龙之志。年十七与江斅、褚炫、刘俊为宋朝昇明四友，仕齐历诸王侍读。年二十余，稍服食，后就兴世观主孙先生咨禀经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傅奉朝请，乃拜表解职……遂入茅山，又得杨许真书，遂登岩告静，自称华阳隐居，书疏亦以此代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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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也作自述道：“隐居先生在乎茅山之上，以吐纳余暇，游乎方伎……”。道教至晋、宋时代，在中国南方声势很大，葛洪和陶弘景应该说是这一时期里的前后代表。并且，从上面的传、录中还可以看出，葛洪与陶弘景之间还有一种传承关系，由于受葛洪《神仙传》的影响，青年陶弘景产生了学道的志愿，从而日后在茅山开创了东南道教新圣地。历来讲道教，并没有多少思想学说上的事情可论，大都从神仙方药这类具体问题着眼为要。看抱朴子葛洪与华阳隐居陶弘景亦如此。葛洪著《抱朴子》，代表他的道家特点的内篇二十卷，按他自己的说法，其内容专门“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理论上的论说较次要，介绍金丹、仙药、黄白这些修真养性、得道成仙的具体方法才是主要目的。至于陶弘景，他自然首先也是一个烧药炼丹的专家，自从到了茅山后，四十多年时间中，陶弘景重要的事情就是用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合飞丹”，据说这种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对人能“飞化”成仙大有效验，直至晚年，他还烧炼出了“善胜”、“成胜”两种仙丹，可见他一生是怎样致力于神仙事业的。
中国文人对于道教的信仰，大概以东晋、南朝时最厉害。很多文人都皈依道教，据学者的考证，那时凡名字带着一个“之”的士大夫文人，毫无疑问都是道教信徒，看《世说新语》之类的书，“之”字号的文人真是多，可见道教徒在士大夫阶层中的比重。为什么?这个问题，显然与处在乱世中的文人特别希望保全性命的愿望有关，文人的养生要求，越来越上升到了超越一切世俗之上的自然之道。著名文人嵇康，就曾经洋洋洒洒写过一篇《养生论》，代表那时的士大夫文人集团，表达了他们尊崇性命的强烈愿望和现实要求。不难想像，道教在养生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最大限度地打动了士大夫文人，使他们成为这些养生理论和方法最热情、最起劲的追随者和实践者。且不要说养生怎样给生命忧患之中的文人带来多少幻想，多少精神上的安慰和欢乐，也带来多少生理上的变态及肉体上的痛苦，带来多少生命的危害，在这一切的另一面，由于士大夫文人对养生的热心推动，与养生密切相关的医方研究亦空前发达起来了。晋、宋以后三百年间，士大夫文人医方的著录，数量上可以说大大超过了以前，说这三百年是一个养生的时代，从生命和医学的两种角度上看，都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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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记住了这个养生时代的特点，当然也就不能不记住抱朴子和陶隐居。假如你单单把他们当作有名的道士，以为他们不过是身穿太极衣、头戴五常冠、手持桃木剑、口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之辈，那就不免小看了他们作为养生学领袖的意义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由于抱朴子和陶隐居从“性命”的根源性上疏导了当时士大夫文人普遍的生存焦虑，从而不但使养生文化成为那一时代最突出、最有影响的文化时尚，而且还使之相沿成习，成为士大夫文人的一个重要传统。恰恰因为这一点，抱朴子、陶隐居的名字才具有那个时代特殊的文化魅力。一部《抱朴子》成为那时士大夫文人必读的生活教科书，自不必说有多么大的感召力，就是陶隐居以道自命、入山修真之初，据史传上说，那也倾动了建康城里多少名人，“公卿祖之征虏亭，供账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他就这样去了山中，潜心著述，为士大夫文人们寻一条生命的康庄大道去了。我见到几部医史，都将抱朴子和陶隐居列为魏晋医学中最有贡献的人物，起初理解上还不够深入，现在重读抱朴子和陶隐居，看到他们怎样在中国原始养生学基础上，进一步融入了士大夫文人的“性命”观点，建立了适合中国士大夫文人生命理想的养生学，这才感到他们进入中国医史实在并不缺少资格。相比之下，那种简单地从医药技术和经验的角度来解释他们医学才能的说法，反而显得有点浅薄，虽然他们两个人确实都在专修神仙导养之外写了不少的医药著作，如抱朴子的《肘后备急方》，陶隐居的《陶氏效验方》，然而总不如在思想深处找出他们与医学之道根底相连的地方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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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出身贫寒，一生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他从小靠借书阅读而能博览群书，后由于战乱频仍，没有能够做成文人，可好几回做了带兵打仗的武官，他在箭法、刀法和杖法上都有过人之处，是从刀光血影中走过来的人，最后辞了征召和爵位，带着子侄一千人，跑到南方广州罗浮山“炼丹以求遐寿”去了，八十一岁托言寻师，“尸解得仙”，终成道家正果。陶弘景却生在名门士族，小时候即有异禀，年轻时为王室服务，并且结识了后来成为梁朝武帝的萧道成。他的隐身道门，完全是为了完成他的素志，虽说他在隐居地茅山筑高楼、听松风、游泉石、炼飞丹，然而他又是皇帝的高参，京城里的政治大事，常常要向他咨询的，所以“时人谓之山中宰相”。他的死，也极其不同寻常，“自知应逝，逆亡日，为告逝诗……卒时年八十五，颜色不变，屈伸如常，香气累日，氛氲满山”。抱朴子和陶隐居两人的年岁，在那个往往短命的时代都活得挺长的，而且都以死对肉体的解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抱朴子和陶隐居对未来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都成了养生文化的标本。如此，亵渎了两位神仙也未可知。, 百拇医药
这两位人物的名声都不算小，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方士。葛洪也即抱朴子，《晋书》记：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
《抱朴子》自序中说：“洪之为人也，而騃野，性钝口讷，形貌丑陋，而终不辨，自矜饰也。冠履垢弊，衣或褴褛，而或不耻焉。俗之服用，俄而屡改，或忽广领而大带，或身促而修袖，或长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其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是以供著书，因以自号焉。”
陶隐居即陶弘景，字通明，号贞白，丹阳秣陵人，《太平广记·神仙》录：贞白先生陶君……幼而聪识，长而博达，因读《神仙传》，有乘云驭龙之志。年十七与江斅、褚炫、刘俊为宋朝昇明四友，仕齐历诸王侍读。年二十余，稍服食，后就兴世观主孙先生咨禀经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傅奉朝请，乃拜表解职……遂入茅山，又得杨许真书，遂登岩告静，自称华阳隐居，书疏亦以此代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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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也作自述道：“隐居先生在乎茅山之上，以吐纳余暇，游乎方伎……”。道教至晋、宋时代，在中国南方声势很大，葛洪和陶弘景应该说是这一时期里的前后代表。并且，从上面的传、录中还可以看出，葛洪与陶弘景之间还有一种传承关系，由于受葛洪《神仙传》的影响，青年陶弘景产生了学道的志愿，从而日后在茅山开创了东南道教新圣地。历来讲道教，并没有多少思想学说上的事情可论，大都从神仙方药这类具体问题着眼为要。看抱朴子葛洪与华阳隐居陶弘景亦如此。葛洪著《抱朴子》，代表他的道家特点的内篇二十卷，按他自己的说法，其内容专门“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理论上的论说较次要，介绍金丹、仙药、黄白这些修真养性、得道成仙的具体方法才是主要目的。至于陶弘景，他自然首先也是一个烧药炼丹的专家，自从到了茅山后，四十多年时间中，陶弘景重要的事情就是用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合飞丹”，据说这种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对人能“飞化”成仙大有效验，直至晚年，他还烧炼出了“善胜”、“成胜”两种仙丹，可见他一生是怎样致力于神仙事业的。
中国文人对于道教的信仰，大概以东晋、南朝时最厉害。很多文人都皈依道教，据学者的考证，那时凡名字带着一个“之”的士大夫文人，毫无疑问都是道教信徒，看《世说新语》之类的书，“之”字号的文人真是多，可见道教徒在士大夫阶层中的比重。为什么?这个问题，显然与处在乱世中的文人特别希望保全性命的愿望有关，文人的养生要求，越来越上升到了超越一切世俗之上的自然之道。著名文人嵇康，就曾经洋洋洒洒写过一篇《养生论》，代表那时的士大夫文人集团，表达了他们尊崇性命的强烈愿望和现实要求。不难想像，道教在养生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最大限度地打动了士大夫文人，使他们成为这些养生理论和方法最热情、最起劲的追随者和实践者。且不要说养生怎样给生命忧患之中的文人带来多少幻想，多少精神上的安慰和欢乐，也带来多少生理上的变态及肉体上的痛苦，带来多少生命的危害，在这一切的另一面，由于士大夫文人对养生的热心推动，与养生密切相关的医方研究亦空前发达起来了。晋、宋以后三百年间，士大夫文人医方的著录，数量上可以说大大超过了以前，说这三百年是一个养生的时代，从生命和医学的两种角度上看，都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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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记住了这个养生时代的特点，当然也就不能不记住抱朴子和陶隐居。假如你单单把他们当作有名的道士，以为他们不过是身穿太极衣、头戴五常冠、手持桃木剑、口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之辈，那就不免小看了他们作为养生学领袖的意义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由于抱朴子和陶隐居从“性命”的根源性上疏导了当时士大夫文人普遍的生存焦虑，从而不但使养生文化成为那一时代最突出、最有影响的文化时尚，而且还使之相沿成习，成为士大夫文人的一个重要传统。恰恰因为这一点，抱朴子、陶隐居的名字才具有那个时代特殊的文化魅力。一部《抱朴子》成为那时士大夫文人必读的生活教科书，自不必说有多么大的感召力，就是陶隐居以道自命、入山修真之初，据史传上说，那也倾动了建康城里多少名人，“公卿祖之征虏亭，供账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他就这样去了山中，潜心著述，为士大夫文人们寻一条生命的康庄大道去了。我见到几部医史，都将抱朴子和陶隐居列为魏晋医学中最有贡献的人物，起初理解上还不够深入，现在重读抱朴子和陶隐居，看到他们怎样在中国原始养生学基础上，进一步融入了士大夫文人的“性命”观点，建立了适合中国士大夫文人生命理想的养生学，这才感到他们进入中国医史实在并不缺少资格。相比之下，那种简单地从医药技术和经验的角度来解释他们医学才能的说法，反而显得有点浅薄，虽然他们两个人确实都在专修神仙导养之外写了不少的医药著作，如抱朴子的《肘后备急方》，陶隐居的《陶氏效验方》，然而总不如在思想深处找出他们与医学之道根底相连的地方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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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出身贫寒，一生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他从小靠借书阅读而能博览群书，后由于战乱频仍，没有能够做成文人，可好几回做了带兵打仗的武官，他在箭法、刀法和杖法上都有过人之处，是从刀光血影中走过来的人，最后辞了征召和爵位，带着子侄一千人，跑到南方广州罗浮山“炼丹以求遐寿”去了，八十一岁托言寻师，“尸解得仙”，终成道家正果。陶弘景却生在名门士族，小时候即有异禀，年轻时为王室服务，并且结识了后来成为梁朝武帝的萧道成。他的隐身道门，完全是为了完成他的素志，虽说他在隐居地茅山筑高楼、听松风、游泉石、炼飞丹，然而他又是皇帝的高参，京城里的政治大事，常常要向他咨询的，所以“时人谓之山中宰相”。他的死，也极其不同寻常，“自知应逝，逆亡日，为告逝诗……卒时年八十五，颜色不变，屈伸如常，香气累日，氛氲满山”。抱朴子和陶隐居两人的年岁，在那个往往短命的时代都活得挺长的，而且都以死对肉体的解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抱朴子和陶隐居对未来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都成了养生文化的标本。如此，亵渎了两位神仙也未可知。,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