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考证训诂学术贡献考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中国医学史上颇具影响的医学家。在章太炎诞辰135周年之际,敬读其医学论著对中医的贡献。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生于1869年1月,卒于1936年6月。章太炎出生于世医之家,又曾随汉学大师俞曲园先生深造,不但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训导,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迪,而且受国医的熏陶,对中医药学、中国文化有系统、高深的研究。他处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社会变革时期,不但参与了社会改革“上医医国”,而且参与了医学研究“下医医人”。民国初期先后章太炎荣任中国医学院院长、上海国医学院院长、苏州国医院院长等职。他一生撰写了大量政论性文章和学术专著,还有不少医药学论著,《章太炎全集》记载了他有关医学的论文134篇。敬读这些论著,人们不免肃然起敬,感叹其对中医药研究之精深、对中医学术的高见、对祖国医学的突出贡献。初读是书,可赞之处多矣!其在考证训诂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
章太炎先生是一位对史学、文学、古典医学造诣深邃之学者。对中医四大经典著作,太炎先生均有所考证,分别作《论素问灵枢》、《论伤寒论原本及注家优劣》、《金匮玉函经校录》、《论本草不始子仪》等。太炎先生对医学之研究“上不取《灵枢》、《内》、《难》,下不采薛、叶诸家”,并不人云亦云,而好自探古寻源一一考证,故在其医论中不乏对医史、医家、文献考证、训诂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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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家的考证:太炎先生在多篇著作中考证了张仲景、王叔和的籍贯、年代、名字、字号、官职等。这些内容始见于《医故》眉批中,后有《张仲景事状考》、《王叔和考》专著,又散见于《菿汉微言》之中,通过《隋志》、《御览·何永别传》、《张仲景方序》、高湛《养生论》等引证,指出仲景确系南阳人,得仓公之传,于建安七、八年间,始作《伤寒论》。王叔和之名,在林亿所引《名医录》中无有,由《御览·七百二十》引高湛《养生论》知乃高平人,故《千金方·二十六食治篇》之“高平王熙,即高平王叔和也,叔和名熙,乃赖此一见耳”。
对《伤寒论》注解的考证:《伤寒论》历来注家众多,太炎先生对王叔和、成无己、赵清常、林亿、宋文宪、柯韵伯、张隐庵、黄元御、陈修圆诸家之注释均一一予以考证、评注,指出其优劣长短,其中尤推崇林氏所校之《伤寒论》及柯氏《论翼》,赞其“柯氏《伤寒论翼疏》发大义,杰然出诸家上……聪明特达,于作者真为素臣”。而指出王叔和的主要错误,为强引《内经》释《伤寒》“《伤寒论》自王叔和偏次,逮及两宋,未有异言。叔和之失,独在以《内经》一日一经之说强相附会,遂失仲景大义”。对其他医书也进行了考证,提出“医书大抵上取先唐,兼存两宋,金、元、明诸家著述,略不必观,明末喻家言,近世柯韵伯、徐忠可之书,是所应览。叶天士、吴鞠通浅薄之言,不足尚也。自唐以前旧籍不过十部,《灵枢》、《素问》诚是元龟,所重乃在经脉出入,疾病传变,其附会五行者,但当置之。《八十一难》虽是古书,而妖妄之言甚众,亦当取其一二。近道者惟《伤寒论》、《金匮要略》,语皆精审,绝少附会五行之语,审证处方,非是莫赖”。这些考证对研究《伤寒论》、中医古籍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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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文舛错:太炎先生通过大量文献,并通过个人卓识予以校正,如对《伤寒论》的考证指出:“林亿等校定《伤寒论》,据开宝中节度史高继冲所进上者,以其文理舛错,施以校雠,而校语亦为成注本所刪,如太阳篇有云:‘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柯氏以为黄连、巴豆寒热天渊,改定其文,作与三白小陷胸汤,即桔梗、贝母、巴豆三物者,是不悟单论,本林校有云:一云与三物小白散,此仲景所著,叔和所编者,其文本然。《千金翼方》第九卷云: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白散,其下即疏桔梗、巴豆、贝母方,是其证也。写者于‘三物小’下误入‘陷胸汤’三字,因于白散下臆增‘亦可服’三字,方治相反,糅在一证。成注本惟据此本,而不出一本异文,遂启柯氏之疑,柯氏改订,于义近之矣”。(《伤寒论》称白散,《金匮要略》引《外台秘要》称其为桔梗白散,宜注意。)
对《金匮要略》的考证:太炎先生认为妇人妊娠、产后、杂病脉证并治三篇,是记载治疗妇人疾病最古之文,他指出古虽有“重胎教之道”,而不及于方药,古之名医,“扁鹊之为带下医”、“华佗能为李将军妻下针去死胎”,但前者未尝有书,后者之书亦不传,故《金匮》是为最古治疗妇人疾之书,为有关妇产科著作进行了考证。可见章氏对《伤寒论》研读之深,考证功夫非同一般,不但有极高的文字水平,而且有中医理论水平,深值后学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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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伤寒论》与《内经》理论的不同考证:太炎先生通过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的全面研究,率先提出《伤寒论》与《内经》的主要不同是对五行的取舍。太炎先生认为中医不应把五行用作理论,指出,中医把五行运用于说理工具根源在《内经》,在《论素问灵枢》一文中指出“《素问》、《灵枢》、《八十一难》所说脏腑部位、经脉流注,多与实验不相应,其以五行比附者,尤多虚言”。“仆与余氏往来频数,观其意,似以《伤寒》、《金匮》、《千金》、《外台》为有用,而上不取《灵》、《素》、《难经》,以其言脏腑血脉之多违也。下不取四大家,以其言五行之为辞遁也”。而多次指明仲景不用五行之说:“若乃不袭脏腑血脉之譌,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并指出“金元诸家喜以五行笼罩,正与仲景相反,要之,六气可凭,五行、五运不可据也”。可知太炎先生的“上不取”和“下不取”,主要是因沿用五行说理。
对六经实质的考证:《伤寒论》是以六经分证,太炎先生认为:六经不同于《内经》之十二经脉之含义,并认为柯氏《论翼》谓:“经为径界,然仲景本未直用经字,太阳等六篇,并不加经字,犹曰:太阳部、阳明部耳”,提出了自己见解。六经的传变是《伤寒论》中病证传变的一种形式,王叔和、柯韵伯对此均有注释,太炎先生认为王叔和强引《内经》一日传一经之说,误也,因“仲景并无是言”且以阳明篇有云:“阳明居中,土也,无所复传,可见阳明无再传三阴之理。更观太阳篇中,有云二三日者,有云八九日者,甚至有云过经七余日不解者”为据,指出“何尝日传一经耶”。并赞柯氏“曾谓仲景各有提纲,非定以次相传”,其语甚确,故提出“六经递传之说,余以为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六经是径界、部位、病位的概念,不是脏腑经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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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温病与伤寒关系的考证:温病学说是清代传染病流行而逐渐发展形成的中医学派,其时有“伤寒论不涉温病”之说,太炎先生通过考证予以驳斥,先后撰写《杂论温病》、《温病自口鼻入论》、《治温退热论》等专文,论述伤寒与温病之异同、演变。其一,太炎先生认为“《伤寒论》本为广义伤寒,中风、温热悉在其中”。“以为《伤寒论》只论伤寒,与温病无干,讵知《伤寒论》提纲中已说明”。其二,太炎先生认为所谓“伤寒由皮毛而入,温疫由口鼻而入”,“其实两者,亦皆互有,而总以从毛窍入者为多”。其以“毛窍肌肤,无时不与空气接触也,口鼻呼吸,无时不与空气迎送也”。以及春温“是始之寒由皮毛肌肤而入,终之热由皮毛肌肤而出”之语为据,指出“伤寒初中亦未有不兼口鼻者”,温病“更自皮毛肌肤侵入无疑”。且以“若果尽从口鼻而入,何以治法中有汗法乎!”反驳温病单从口鼻入论。其三,从伤寒、温病之治法用药为据,指出“吴鞠通、王孟英疗治温病,仍采栀豉、白虎、承气诸汤”,若“《伤寒论》必不兼温热”,绝不相涉,则诸方亦不可用矣。从各方面论述了伤寒与温病之内在联系。太炎先生的考证和论述,对正确认识伤寒和温病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以上可看出,太炎先生对中医文献考证是多方面的,而对《伤寒论》的考证最多、最精、最深。他赞《伤寒论》“为吾土辨析最详之著作”,盛赞代表中医为国争光者莫过于《伤寒论》,“中医之勝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在他的医论集里,有关《伤寒》研究的论文最多,专著20余篇,涉及《伤寒》者70余篇,可知《伤寒》在太炎先生心目中的地位。, 百拇医药( 冯世纶)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生于1869年1月,卒于1936年6月。章太炎出生于世医之家,又曾随汉学大师俞曲园先生深造,不但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训导,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迪,而且受国医的熏陶,对中医药学、中国文化有系统、高深的研究。他处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社会变革时期,不但参与了社会改革“上医医国”,而且参与了医学研究“下医医人”。民国初期先后章太炎荣任中国医学院院长、上海国医学院院长、苏州国医院院长等职。他一生撰写了大量政论性文章和学术专著,还有不少医药学论著,《章太炎全集》记载了他有关医学的论文134篇。敬读这些论著,人们不免肃然起敬,感叹其对中医药研究之精深、对中医学术的高见、对祖国医学的突出贡献。初读是书,可赞之处多矣!其在考证训诂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
章太炎先生是一位对史学、文学、古典医学造诣深邃之学者。对中医四大经典著作,太炎先生均有所考证,分别作《论素问灵枢》、《论伤寒论原本及注家优劣》、《金匮玉函经校录》、《论本草不始子仪》等。太炎先生对医学之研究“上不取《灵枢》、《内》、《难》,下不采薛、叶诸家”,并不人云亦云,而好自探古寻源一一考证,故在其医论中不乏对医史、医家、文献考证、训诂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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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家的考证:太炎先生在多篇著作中考证了张仲景、王叔和的籍贯、年代、名字、字号、官职等。这些内容始见于《医故》眉批中,后有《张仲景事状考》、《王叔和考》专著,又散见于《菿汉微言》之中,通过《隋志》、《御览·何永别传》、《张仲景方序》、高湛《养生论》等引证,指出仲景确系南阳人,得仓公之传,于建安七、八年间,始作《伤寒论》。王叔和之名,在林亿所引《名医录》中无有,由《御览·七百二十》引高湛《养生论》知乃高平人,故《千金方·二十六食治篇》之“高平王熙,即高平王叔和也,叔和名熙,乃赖此一见耳”。
对《伤寒论》注解的考证:《伤寒论》历来注家众多,太炎先生对王叔和、成无己、赵清常、林亿、宋文宪、柯韵伯、张隐庵、黄元御、陈修圆诸家之注释均一一予以考证、评注,指出其优劣长短,其中尤推崇林氏所校之《伤寒论》及柯氏《论翼》,赞其“柯氏《伤寒论翼疏》发大义,杰然出诸家上……聪明特达,于作者真为素臣”。而指出王叔和的主要错误,为强引《内经》释《伤寒》“《伤寒论》自王叔和偏次,逮及两宋,未有异言。叔和之失,独在以《内经》一日一经之说强相附会,遂失仲景大义”。对其他医书也进行了考证,提出“医书大抵上取先唐,兼存两宋,金、元、明诸家著述,略不必观,明末喻家言,近世柯韵伯、徐忠可之书,是所应览。叶天士、吴鞠通浅薄之言,不足尚也。自唐以前旧籍不过十部,《灵枢》、《素问》诚是元龟,所重乃在经脉出入,疾病传变,其附会五行者,但当置之。《八十一难》虽是古书,而妖妄之言甚众,亦当取其一二。近道者惟《伤寒论》、《金匮要略》,语皆精审,绝少附会五行之语,审证处方,非是莫赖”。这些考证对研究《伤寒论》、中医古籍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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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匮要略》的考证:太炎先生认为妇人妊娠、产后、杂病脉证并治三篇,是记载治疗妇人疾病最古之文,他指出古虽有“重胎教之道”,而不及于方药,古之名医,“扁鹊之为带下医”、“华佗能为李将军妻下针去死胎”,但前者未尝有书,后者之书亦不传,故《金匮》是为最古治疗妇人疾之书,为有关妇产科著作进行了考证。可见章氏对《伤寒论》研读之深,考证功夫非同一般,不但有极高的文字水平,而且有中医理论水平,深值后学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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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伤寒论》与《内经》理论的不同考证:太炎先生通过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的全面研究,率先提出《伤寒论》与《内经》的主要不同是对五行的取舍。太炎先生认为中医不应把五行用作理论,指出,中医把五行运用于说理工具根源在《内经》,在《论素问灵枢》一文中指出“《素问》、《灵枢》、《八十一难》所说脏腑部位、经脉流注,多与实验不相应,其以五行比附者,尤多虚言”。“仆与余氏往来频数,观其意,似以《伤寒》、《金匮》、《千金》、《外台》为有用,而上不取《灵》、《素》、《难经》,以其言脏腑血脉之多违也。下不取四大家,以其言五行之为辞遁也”。而多次指明仲景不用五行之说:“若乃不袭脏腑血脉之譌,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并指出“金元诸家喜以五行笼罩,正与仲景相反,要之,六气可凭,五行、五运不可据也”。可知太炎先生的“上不取”和“下不取”,主要是因沿用五行说理。
对六经实质的考证:《伤寒论》是以六经分证,太炎先生认为:六经不同于《内经》之十二经脉之含义,并认为柯氏《论翼》谓:“经为径界,然仲景本未直用经字,太阳等六篇,并不加经字,犹曰:太阳部、阳明部耳”,提出了自己见解。六经的传变是《伤寒论》中病证传变的一种形式,王叔和、柯韵伯对此均有注释,太炎先生认为王叔和强引《内经》一日传一经之说,误也,因“仲景并无是言”且以阳明篇有云:“阳明居中,土也,无所复传,可见阳明无再传三阴之理。更观太阳篇中,有云二三日者,有云八九日者,甚至有云过经七余日不解者”为据,指出“何尝日传一经耶”。并赞柯氏“曾谓仲景各有提纲,非定以次相传”,其语甚确,故提出“六经递传之说,余以为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六经是径界、部位、病位的概念,不是脏腑经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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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温病与伤寒关系的考证:温病学说是清代传染病流行而逐渐发展形成的中医学派,其时有“伤寒论不涉温病”之说,太炎先生通过考证予以驳斥,先后撰写《杂论温病》、《温病自口鼻入论》、《治温退热论》等专文,论述伤寒与温病之异同、演变。其一,太炎先生认为“《伤寒论》本为广义伤寒,中风、温热悉在其中”。“以为《伤寒论》只论伤寒,与温病无干,讵知《伤寒论》提纲中已说明”。其二,太炎先生认为所谓“伤寒由皮毛而入,温疫由口鼻而入”,“其实两者,亦皆互有,而总以从毛窍入者为多”。其以“毛窍肌肤,无时不与空气接触也,口鼻呼吸,无时不与空气迎送也”。以及春温“是始之寒由皮毛肌肤而入,终之热由皮毛肌肤而出”之语为据,指出“伤寒初中亦未有不兼口鼻者”,温病“更自皮毛肌肤侵入无疑”。且以“若果尽从口鼻而入,何以治法中有汗法乎!”反驳温病单从口鼻入论。其三,从伤寒、温病之治法用药为据,指出“吴鞠通、王孟英疗治温病,仍采栀豉、白虎、承气诸汤”,若“《伤寒论》必不兼温热”,绝不相涉,则诸方亦不可用矣。从各方面论述了伤寒与温病之内在联系。太炎先生的考证和论述,对正确认识伤寒和温病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以上可看出,太炎先生对中医文献考证是多方面的,而对《伤寒论》的考证最多、最精、最深。他赞《伤寒论》“为吾土辨析最详之著作”,盛赞代表中医为国争光者莫过于《伤寒论》,“中医之勝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在他的医论集里,有关《伤寒》研究的论文最多,专著20余篇,涉及《伤寒》者70余篇,可知《伤寒》在太炎先生心目中的地位。, 百拇医药( 冯世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