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硕仁教授眼中的中西医结合
建国以来，我国在制定促进中医药发展的相关政策中一直将“中医药现代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随着中医药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不少学者也在尝试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对中医药进行拓展和研究。近日，记者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中医内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王硕仁教授进行中西医结合科研问题的交流，王教授开诚布公地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个人观点。
从临床实践和经典论著中提炼科研思路
建国以来，中医药在科研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以中国中医研究院陈可冀教授牵头的课题组进行的“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研究”获得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使得中医科研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得到认同，也标志着中西医结合科研30年的阶段性光辉成果。回顾中医药科研发展的全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都是全国众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一项科研课题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对学科发展有所裨益，不仅需要科研工作者们以科学、严谨、客观的态度进行实际操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科研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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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科研思路来自科研人员本身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科研人员学习、工作的经历以及知识结构都会对他们的科研思路有所影响。王硕仁教授已经在益气活血方面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科学研究，他认为作为一名医学临床科研人员，应着重从临床实践和经典论著中提炼科研思路。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邀请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专家郭士奎教授定期到该院会诊、查房，对冠心病患者进行诊疗后，郭老认为大部分冠心病患者心前区疼痛是“不通则痛”，依据此理，他认为该病的治疗法则应以使气血通达，达到“通则不痛”为第一要义，即“理气活血”。由此，他创立了冠心二号，其组成主要是五味药：降香(主要用于气滞的治疗)、川芎(血中气药)、丹参(君药)、红花、丹皮。凡此五味，四味走血分，两味偏气分，其中降香纯属气药。郭士奎教授的这种思维不仅是理、法、方、药的统一，也是局部辨证的一种体现。廖家桢教授是我国建国以后第一届西学中人员，也是王硕仁教授的授业恩师，据王教授介绍，廖教授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很强，有强烈的创新观念。对于新事物，他总是能够辩证地看待。得知郭教授理气活血治疗冠心病的思路后，廖教授首先肯定了这一治疗方法的科学性，同时他也对自己所见的患者进行调查，观察他们的临床表现，总结这些患者的证候特点，并进行了临床流行病学的相关研究。他发现，冠心病的证型并非都是气滞血瘀。此时王硕仁教授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跟随廖教授进行了相关研究，在调查中发现，由于病源的不同，大多数慢性冠心病患者，即稳定劳累性冠心病和陈旧性心肌梗死患者多属于气虚血瘀。廖教授结合传统中医气血相关理论“气为血帅、血为气母”，依据病源优势，将研究方向确定为益气活血。正是临床工作和中医经典论著为他提供了科研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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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临床工作和中医经典科学论著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临床工作的接触面不同，再加上科研人员学习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对经典的把握也不同，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形成的科研思路也会有所不同。对此，王硕仁教授强调：做科研的人，要包容，不能固步自封，也不可妄自菲薄，要虚心地倾听，不要以自己为标准来评论他人，更不能随便否定他人。
中医科研造模是客观需要和学科发展的必然
我们常听人们说中医药是一门古老的医学，甚至有人称之为经验医学，因此常有人质疑中医科研的必要性。但我们从医史的片段中发现，中医其实很早就开始进行人体实验和动物实验了。早在《灵枢》中就有对人体骨肉经脉的度量记载，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当时的人是否也进行过人体实验。三国时代的华佗曾以麻沸散名噪一时，并曾经开展过腹腔手术。清朝的王清任更是开近代中国解剖之先河。由此足见中医自古以来就并不排斥人体和动物实验。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以现代医学中成熟的动物模型为基础，对其与中医证候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拓展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范围，这类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需求。但是仍然有人质疑中医造模进行的科研。王硕仁教授认为中医造模进行科研是学术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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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引入了动物模型，常有一些人对中医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一个研究生能否毕业，似乎已经不是他的导师点头与否，而是他实验的“小白鼠”是否点头。那么研究生所做的工作到底如何才能得到承认？难道只有通过实验动物才能作数？理化性质的探讨是西医的问题，我们又当如何认识中医的证候？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开展有动物模型介入的科学研究，不但要让“小白鼠”点头，还要让人点头。
王教授谈到，西医的疾病动物模型已经做得很成熟了，目前中医科研所用的动物模型可以用西医成熟的疾病动物模型技术，并以此进行中医证候学探讨，即中西医结合的病证模型。但是因为动物与人难以沟通，因此将临床对患者辨证的定性标准替代以同等意义的计量标准，对动物的临床表现进行判读，这是解决对造模动物辨证中问诊困难的技术突破。以心气虚证为例，心气虚的患者在临床上有两个辨证要点，一是患者要有心虚证，二是患者要有气虚证。1986年中西医结合心虚证的辨证标准规定：心虚证须见心悸或胸闷(它们为必见证)、健忘、失眠、脉虚；气虚证须见气短懒言、神疲乏力、舌胖大或有齿痕、脉虚少力。心悸主要可见心率或快、或慢、或在心率快慢的同时伴有心律不齐、或有单纯的心律不齐、或心跳的力量较大有撞击感。对实验动物而言，主观的撞击感不易探查，但是对其他的临床表现可以通过心电图来监测，患病的动物会有若干相关的表现。只要心电图显示有窦性心动过速，窦性心动过缓，或者有房性早搏，早搏合并心动过速、过缓就可以确认造模动物有心悸的症状。另如神疲乏力，神疲在动物可表现为没精神、不活跃、没有反抗应激的能力……。乏力则可以游泳力竭性实验来检测，具体做法是令鼠尾负重(身体重量的10%)的大鼠在一定深度一定温度的水中(水温在28℃～32℃内波动)游泳，小鼠的鼻尖没入水面10秒钟即为沉底，记录下游泳时间数据。从实验中观察到，体力越差的大鼠游泳的时间越短。但是王硕仁教授也在实验中发现，以同等意义的计量标准来替代临床定性的标准这种方法也不是万能的，因为中医很多临床标准是无法用这种方法来计量的，它也存在局限性。如失眠问题和情感问题。另外，中医四诊信息的综合采集是必要的。上海中医药大学就曾专门对动物的爪甲是否有浮肿、颜色是否淡暗、是否有苍白等进行研究，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中医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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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开发的中成药，需要强调病与证候。对于中药而言，强调理、法、方、药的一致性是保证其疗效的重要环节之一，因此开发新药时所建立的动物模型应该是有病有证的。而现在的实际情况往往是有病无证。西医目前也使用中药治疗疾病，但是如果不明确证候，只是针对一个病就使用中药治疗，不明确适应证，就难以取得良好的疗效。因此，为了药物开发的科学性也有必要对动物模型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点面结合，发挥中西医科研的优势
王硕仁教授从事中西医结合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他回忆，在毕业填写志愿的时候，他是班里惟一一名以中西医结合为志愿的毕业生。时至今日，他仍在反复琢磨中西医两种思维模式的异同，他认为二者的结合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启发，在工作中二者结合的力量更大，犹如双桅帆船快于单桅船一样。他说，中医和西医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条件形成了二者在观念、看法和技术上的不同，如果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将会更有助于学科的发展。他坚信中西医结合的力量会比单打一的力量强。西医客观、严谨，但是对于疾病，它总是针对主要矛盾找出它的调控点，并沿此“点”一直探讨下去，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免会蹈入机械唯物论，而忽视了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同时由于西医深受还原论思维的影响，大多数从事西医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是以一个小工作组的方式进行研究的，因此常会有一小部分的研究者从事某一个方面的研究(点)，其他的研究者则从事另一些点的研究，他们期望通过这些人在某一问题各个点上的研究来形成人类对于这一问题的全面认识。当然如果人类的思维和研究结果能够认识这一问题所有的点的话，这一构想是伟大的；如果人类的思维不能够达到这种周密的程度，要想对事物有全面的认识就会很难。在国内，中医科研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医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对事物宏观的问题或者事物之间的关系上，所以我们得到的常常是“面”的东西，缺少实际的“点”的充实。当前我国西医的科研投入和研究水平与国外相差还很大，要西医在“点”的研究上赶超西方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将我国西医科研工作者在“点”上的研究与中医“面”上的研究进行有机的整合则可能更容易出成绩。王教授认为中医发源于我国，相对于国外而言，中西医结合进行科研是我国的优势，但是如何促进科研工作者自发地经由不同的切入点进行科研立项，并对其进行有机的整合是目前中西医结合科研最为迫切的问题。
人物链接
王硕仁：1947年9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教育部中医内科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心血管病研究、实验室应用基础研究工作。先后参加国家七五攻关、八五攻关研究、国家973项目，并作为设计、负责者承担了国家教育部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3项。撰写科研论文五十余篇。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六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编委会委员、第五届北京市中西医结合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心脏研究会会员。, http://www.100md.com( 王乐羊)
从临床实践和经典论著中提炼科研思路
建国以来，中医药在科研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以中国中医研究院陈可冀教授牵头的课题组进行的“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研究”获得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使得中医科研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得到认同，也标志着中西医结合科研30年的阶段性光辉成果。回顾中医药科研发展的全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都是全国众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一项科研课题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对学科发展有所裨益，不仅需要科研工作者们以科学、严谨、客观的态度进行实际操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科研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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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科研思路来自科研人员本身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科研人员学习、工作的经历以及知识结构都会对他们的科研思路有所影响。王硕仁教授已经在益气活血方面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科学研究，他认为作为一名医学临床科研人员，应着重从临床实践和经典论著中提炼科研思路。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邀请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专家郭士奎教授定期到该院会诊、查房，对冠心病患者进行诊疗后，郭老认为大部分冠心病患者心前区疼痛是“不通则痛”，依据此理，他认为该病的治疗法则应以使气血通达，达到“通则不痛”为第一要义，即“理气活血”。由此，他创立了冠心二号，其组成主要是五味药：降香(主要用于气滞的治疗)、川芎(血中气药)、丹参(君药)、红花、丹皮。凡此五味，四味走血分，两味偏气分，其中降香纯属气药。郭士奎教授的这种思维不仅是理、法、方、药的统一，也是局部辨证的一种体现。廖家桢教授是我国建国以后第一届西学中人员，也是王硕仁教授的授业恩师，据王教授介绍，廖教授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很强，有强烈的创新观念。对于新事物，他总是能够辩证地看待。得知郭教授理气活血治疗冠心病的思路后，廖教授首先肯定了这一治疗方法的科学性，同时他也对自己所见的患者进行调查，观察他们的临床表现，总结这些患者的证候特点，并进行了临床流行病学的相关研究。他发现，冠心病的证型并非都是气滞血瘀。此时王硕仁教授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跟随廖教授进行了相关研究，在调查中发现，由于病源的不同，大多数慢性冠心病患者，即稳定劳累性冠心病和陈旧性心肌梗死患者多属于气虚血瘀。廖教授结合传统中医气血相关理论“气为血帅、血为气母”，依据病源优势，将研究方向确定为益气活血。正是临床工作和中医经典论著为他提供了科研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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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临床工作和中医经典科学论著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临床工作的接触面不同，再加上科研人员学习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对经典的把握也不同，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形成的科研思路也会有所不同。对此，王硕仁教授强调：做科研的人，要包容，不能固步自封，也不可妄自菲薄，要虚心地倾听，不要以自己为标准来评论他人，更不能随便否定他人。
中医科研造模是客观需要和学科发展的必然
我们常听人们说中医药是一门古老的医学，甚至有人称之为经验医学，因此常有人质疑中医科研的必要性。但我们从医史的片段中发现，中医其实很早就开始进行人体实验和动物实验了。早在《灵枢》中就有对人体骨肉经脉的度量记载，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当时的人是否也进行过人体实验。三国时代的华佗曾以麻沸散名噪一时，并曾经开展过腹腔手术。清朝的王清任更是开近代中国解剖之先河。由此足见中医自古以来就并不排斥人体和动物实验。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以现代医学中成熟的动物模型为基础，对其与中医证候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拓展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范围，这类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需求。但是仍然有人质疑中医造模进行的科研。王硕仁教授认为中医造模进行科研是学术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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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引入了动物模型，常有一些人对中医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一个研究生能否毕业，似乎已经不是他的导师点头与否，而是他实验的“小白鼠”是否点头。那么研究生所做的工作到底如何才能得到承认？难道只有通过实验动物才能作数？理化性质的探讨是西医的问题，我们又当如何认识中医的证候？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开展有动物模型介入的科学研究，不但要让“小白鼠”点头，还要让人点头。
王教授谈到，西医的疾病动物模型已经做得很成熟了，目前中医科研所用的动物模型可以用西医成熟的疾病动物模型技术，并以此进行中医证候学探讨，即中西医结合的病证模型。但是因为动物与人难以沟通，因此将临床对患者辨证的定性标准替代以同等意义的计量标准，对动物的临床表现进行判读，这是解决对造模动物辨证中问诊困难的技术突破。以心气虚证为例，心气虚的患者在临床上有两个辨证要点，一是患者要有心虚证，二是患者要有气虚证。1986年中西医结合心虚证的辨证标准规定：心虚证须见心悸或胸闷(它们为必见证)、健忘、失眠、脉虚；气虚证须见气短懒言、神疲乏力、舌胖大或有齿痕、脉虚少力。心悸主要可见心率或快、或慢、或在心率快慢的同时伴有心律不齐、或有单纯的心律不齐、或心跳的力量较大有撞击感。对实验动物而言，主观的撞击感不易探查，但是对其他的临床表现可以通过心电图来监测，患病的动物会有若干相关的表现。只要心电图显示有窦性心动过速，窦性心动过缓，或者有房性早搏，早搏合并心动过速、过缓就可以确认造模动物有心悸的症状。另如神疲乏力，神疲在动物可表现为没精神、不活跃、没有反抗应激的能力……。乏力则可以游泳力竭性实验来检测，具体做法是令鼠尾负重(身体重量的10%)的大鼠在一定深度一定温度的水中(水温在28℃～32℃内波动)游泳，小鼠的鼻尖没入水面10秒钟即为沉底，记录下游泳时间数据。从实验中观察到，体力越差的大鼠游泳的时间越短。但是王硕仁教授也在实验中发现，以同等意义的计量标准来替代临床定性的标准这种方法也不是万能的，因为中医很多临床标准是无法用这种方法来计量的，它也存在局限性。如失眠问题和情感问题。另外，中医四诊信息的综合采集是必要的。上海中医药大学就曾专门对动物的爪甲是否有浮肿、颜色是否淡暗、是否有苍白等进行研究，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中医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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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开发的中成药，需要强调病与证候。对于中药而言，强调理、法、方、药的一致性是保证其疗效的重要环节之一，因此开发新药时所建立的动物模型应该是有病有证的。而现在的实际情况往往是有病无证。西医目前也使用中药治疗疾病，但是如果不明确证候，只是针对一个病就使用中药治疗，不明确适应证，就难以取得良好的疗效。因此，为了药物开发的科学性也有必要对动物模型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点面结合，发挥中西医科研的优势
王硕仁教授从事中西医结合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他回忆，在毕业填写志愿的时候，他是班里惟一一名以中西医结合为志愿的毕业生。时至今日，他仍在反复琢磨中西医两种思维模式的异同，他认为二者的结合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启发，在工作中二者结合的力量更大，犹如双桅帆船快于单桅船一样。他说，中医和西医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条件形成了二者在观念、看法和技术上的不同，如果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将会更有助于学科的发展。他坚信中西医结合的力量会比单打一的力量强。西医客观、严谨，但是对于疾病，它总是针对主要矛盾找出它的调控点，并沿此“点”一直探讨下去，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免会蹈入机械唯物论，而忽视了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同时由于西医深受还原论思维的影响，大多数从事西医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是以一个小工作组的方式进行研究的，因此常会有一小部分的研究者从事某一个方面的研究(点)，其他的研究者则从事另一些点的研究，他们期望通过这些人在某一问题各个点上的研究来形成人类对于这一问题的全面认识。当然如果人类的思维和研究结果能够认识这一问题所有的点的话，这一构想是伟大的；如果人类的思维不能够达到这种周密的程度，要想对事物有全面的认识就会很难。在国内，中医科研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医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对事物宏观的问题或者事物之间的关系上，所以我们得到的常常是“面”的东西，缺少实际的“点”的充实。当前我国西医的科研投入和研究水平与国外相差还很大，要西医在“点”的研究上赶超西方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将我国西医科研工作者在“点”上的研究与中医“面”上的研究进行有机的整合则可能更容易出成绩。王教授认为中医发源于我国，相对于国外而言，中西医结合进行科研是我国的优势，但是如何促进科研工作者自发地经由不同的切入点进行科研立项，并对其进行有机的整合是目前中西医结合科研最为迫切的问题。
人物链接
王硕仁：1947年9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教育部中医内科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心血管病研究、实验室应用基础研究工作。先后参加国家七五攻关、八五攻关研究、国家973项目，并作为设计、负责者承担了国家教育部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3项。撰写科研论文五十余篇。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六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编委会委员、第五届北京市中西医结合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心脏研究会会员。, http://www.100md.com( 王乐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