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医20年的回顾、反思及展望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杨殿兴访谈录之一
杨殿兴，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四川省卫生厅党组成员，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咨询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中医药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
曾担任成都中医药大学教务处长、副校长职务。长期从事中医药教育、科研、临床和管理工作，出版专著10余部，公开发表论文60余篇，以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经方临床运用和政策、管理为研究方向。
20年前，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件，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以党委、政府名义开展的振兴中医工作。
振兴中医的热潮由四川而起。1984年2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召开振兴中医工作大会，率先在全国第一次以党委、政府的名义提出“振兴中医”的口号，并以《决定》的形式，从政策、组织、经费等方面给予中医药事业发展有力的保障，广大中医药人员和有识之士欢呼雀跃，迎来了中医药又一个春天。为此，国家卫生部专门授予四川“振兴中医工作的先声”称号。在不长的时间里，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振兴中医高潮逐级而起，进而波澜壮阔，发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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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采访了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杨殿兴局长。
记者：杨局长，20年前由四川而起的振兴中医工作对于全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四川的历史功绩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关于这个问题，想请你谈谈。
杨殿兴：振兴中医20年的今天，我们进行阶段性总结，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这2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为瞬间，但对于全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因为，各级党委、政府开始在真正意义上重视支持中医药事业，也才有了今天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大好局面。1984年至今，我们经历了四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再有一年时间，“十五”即将结束，那么在下一个阶段的“十一五”建设中，对于中医药事业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关口，为此，我们今天对前20年的中医药工作做一个回顾性的总结反思，尤其对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主旨和思路进行认真思考，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振兴中医20年，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的中医药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为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和促进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你认为这些贡献率和显示度体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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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殿兴：我以为，振兴中医的成就主要显示在七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在机构建设上提出县县建中医院。这是最大的成就之一。从现在统计数据来看，目前全国有2800多所中医院，我省有180多所中医院，中医院对中医药的发展和学术推进起到舞台和阵地的作用，给中医创造了一个发挥优势与特色的用武之地。
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医药法制化建设的突破。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发展传统医药和现代医学”；中医药作为国家卫生政策中三大发展战略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出台；全国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地方性中医药法规，所有这些，为中医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政策层面和法制层面，为中医药后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证。
第三个方面我认为是中医药教育得到有效发展。20年来，中医药教育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全国有32所中医高等院校，40多所中医药专科学校，90年代全国遴选了7所中医院校升格为大学，形成中医药教育的“龙头”。中医药教育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以四川为例，近些年来，许多西医院校看好中医，许多综合院校涉足中医药领域，如我省西南交通大学、西华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近年来都开设了中医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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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方面是中医管理工作上了台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198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局，之后，各省市相继建立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中医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与职能逐步完善，我认为这对中医药事业的推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组织保证是行业发展的基石，没有中医药管理机构的建立，就没有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今天。
第五个方面是中医药昂首阔步走向世界，这是一个显示度的问题。从80年代初，中医逐步走出国门，现在运用中医药治疗疾病的国家已经扩大到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在8个国家获得了法定地位，在9个国家被纳入医疗保险体系，在18个国家实行注册管理，有19个国家就针灸专门立法。
第六个方面是中医药科学研究成绩喜人。在中医药科研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制定了一批中医药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中医文献得到及时地抢救、整理和研究，基础研究取得了进展，临床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推进。针刺镇痛和针麻研究始终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在中药研究方面，目前我国生产中成药有6000多个品种、40多个剂型，涵盖了各种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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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方面，中医药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中医药产业化发展在最近几年是一个突破，去年中药生产产值达949亿人民币。近几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中药产业发展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很多省都把中医药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随着中医药的发展，带动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第一、二产业，甚至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中医药产业化的推进，人们对中医药的认识也大大提高。
记者：从1984年至今，中医药事业在发展进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实际工作中感受和察觉到一些阻碍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或者称之为体制性障碍。你认为目前中医药事业发展进步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杨殿兴：我认为，在振兴中医开展20年后的今天，有三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总结，二是反思，三是展望。所谓反思，就是对我们的工作中存在问题进行认真清理和思考，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对策。
目前影响或者阻碍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有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已有的中医政策得不到较好落实。政策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中西医并重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落实。在具体和实际的工作中，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并没有把中西医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加以考虑和对待，中西医并重成为一个口号，无论是在管理上，资金、项目的投入上，重视程度上都不是并重，不是同等对待，从而出现中医和西医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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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医药的良性发展要给予区别性政策，也就是对中医药发展规律特性的科学认定。中医和西医在认知和诊疗疾病上，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中医药有着非常独特的自身发展规律，如果不遵循这些规律，中医药的优势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甚至已经具有的优势可能被弱化和肢解。
国家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提倡用比较低廉的价格，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而中医的“简、便、廉、验”的特点正符合这个要求。我们呼吁国家应该对中医药事业，尤其是中医医疗机构给予特殊的补偿政策，否则，价廉就使中医医疗机构陷入生存危机的泥潭，发展就成为一句空话，中医医院“以西养中”的现象就难以避免。
国家应该制定区别性政策，在中医药物价、药品等方面的制度和准入政策要体现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特殊性，而不是一概而论。比如在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方面，以及在医疗保险方面，应该允许中医药具有区别性政策，从政策面上就应该提倡和鼓励使用中药、针灸、理疗、按摩等中医的方法手段，因为它符合医改提出的“用比较低廉的价格，提供比较优质服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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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院内制剂的问题，中医历来就是医药不分家的。但目前院内制剂的生产受限太大，中医的一些绝活绝招都在“管制”中被扼杀。我举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我省前两年组织力量对藏药“佐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佐塔”在藏药中是非常有特色的，凡是一些藏药名贵药和补益药，都要放入“佐塔”成份，如“珍珠七十丸”、“二十五味珍珠丸”、“二十五味珊瑚丸”、“仁青芒觉”等。其处方大，有100多味药，其主要原料为汞化合物，包括金、银、铜、铁、锌、珍珠、玛瑙、珊瑚等，但是通过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甘孜州藏医院的科研人员联合攻关，最后研究的成果令人鼓舞。在复杂的炮制工艺中，“佐塔”中的汞以硫化汞的形式存在，在人体中可以很快排出，实验证实不但对人体无明显的毒副作用，而且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减毒增效等功能，所以这个课题获得省政府的科技进步三等奖，在《西藏研究》2004年第1期上发表，这个成果震动了整个藏区。
中药的研发固然应当借用先进的科技方法，但前提是应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若把中医和中药简单地割裂开，按照西方的植物药有效成份提取的路子来研究，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因为丢掉的恰恰是中国的优势、中医药的优势。, http://www.100md.com(罗 建)
曾担任成都中医药大学教务处长、副校长职务。长期从事中医药教育、科研、临床和管理工作，出版专著10余部，公开发表论文60余篇，以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经方临床运用和政策、管理为研究方向。
20年前，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件，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以党委、政府名义开展的振兴中医工作。
振兴中医的热潮由四川而起。1984年2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召开振兴中医工作大会，率先在全国第一次以党委、政府的名义提出“振兴中医”的口号，并以《决定》的形式，从政策、组织、经费等方面给予中医药事业发展有力的保障，广大中医药人员和有识之士欢呼雀跃，迎来了中医药又一个春天。为此，国家卫生部专门授予四川“振兴中医工作的先声”称号。在不长的时间里，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振兴中医高潮逐级而起，进而波澜壮阔，发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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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采访了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杨殿兴局长。
记者：杨局长，20年前由四川而起的振兴中医工作对于全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四川的历史功绩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关于这个问题，想请你谈谈。
杨殿兴：振兴中医20年的今天，我们进行阶段性总结，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这2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为瞬间，但对于全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因为，各级党委、政府开始在真正意义上重视支持中医药事业，也才有了今天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大好局面。1984年至今，我们经历了四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再有一年时间，“十五”即将结束，那么在下一个阶段的“十一五”建设中，对于中医药事业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关口，为此，我们今天对前20年的中医药工作做一个回顾性的总结反思，尤其对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主旨和思路进行认真思考，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振兴中医20年，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的中医药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为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和促进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你认为这些贡献率和显示度体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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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殿兴：我以为，振兴中医的成就主要显示在七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在机构建设上提出县县建中医院。这是最大的成就之一。从现在统计数据来看，目前全国有2800多所中医院，我省有180多所中医院，中医院对中医药的发展和学术推进起到舞台和阵地的作用，给中医创造了一个发挥优势与特色的用武之地。
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医药法制化建设的突破。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发展传统医药和现代医学”；中医药作为国家卫生政策中三大发展战略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出台；全国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地方性中医药法规，所有这些，为中医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政策层面和法制层面，为中医药后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证。
第三个方面我认为是中医药教育得到有效发展。20年来，中医药教育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全国有32所中医高等院校，40多所中医药专科学校，90年代全国遴选了7所中医院校升格为大学，形成中医药教育的“龙头”。中医药教育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以四川为例，近些年来，许多西医院校看好中医，许多综合院校涉足中医药领域，如我省西南交通大学、西华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近年来都开设了中医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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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方面是中医管理工作上了台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198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局，之后，各省市相继建立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中医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与职能逐步完善，我认为这对中医药事业的推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组织保证是行业发展的基石，没有中医药管理机构的建立，就没有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今天。
第五个方面是中医药昂首阔步走向世界，这是一个显示度的问题。从80年代初，中医逐步走出国门，现在运用中医药治疗疾病的国家已经扩大到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在8个国家获得了法定地位，在9个国家被纳入医疗保险体系，在18个国家实行注册管理，有19个国家就针灸专门立法。
第六个方面是中医药科学研究成绩喜人。在中医药科研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制定了一批中医药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中医文献得到及时地抢救、整理和研究，基础研究取得了进展，临床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推进。针刺镇痛和针麻研究始终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在中药研究方面，目前我国生产中成药有6000多个品种、40多个剂型，涵盖了各种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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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方面，中医药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中医药产业化发展在最近几年是一个突破，去年中药生产产值达949亿人民币。近几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中药产业发展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很多省都把中医药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随着中医药的发展，带动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第一、二产业，甚至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中医药产业化的推进，人们对中医药的认识也大大提高。
记者：从1984年至今，中医药事业在发展进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实际工作中感受和察觉到一些阻碍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或者称之为体制性障碍。你认为目前中医药事业发展进步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杨殿兴：我认为，在振兴中医开展20年后的今天，有三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总结，二是反思，三是展望。所谓反思，就是对我们的工作中存在问题进行认真清理和思考，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对策。
目前影响或者阻碍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有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已有的中医政策得不到较好落实。政策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中西医并重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落实。在具体和实际的工作中，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并没有把中西医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加以考虑和对待，中西医并重成为一个口号，无论是在管理上，资金、项目的投入上，重视程度上都不是并重，不是同等对待，从而出现中医和西医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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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医药的良性发展要给予区别性政策，也就是对中医药发展规律特性的科学认定。中医和西医在认知和诊疗疾病上，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中医药有着非常独特的自身发展规律，如果不遵循这些规律，中医药的优势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甚至已经具有的优势可能被弱化和肢解。
国家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提倡用比较低廉的价格，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而中医的“简、便、廉、验”的特点正符合这个要求。我们呼吁国家应该对中医药事业，尤其是中医医疗机构给予特殊的补偿政策，否则，价廉就使中医医疗机构陷入生存危机的泥潭，发展就成为一句空话，中医医院“以西养中”的现象就难以避免。
国家应该制定区别性政策，在中医药物价、药品等方面的制度和准入政策要体现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特殊性，而不是一概而论。比如在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方面，以及在医疗保险方面，应该允许中医药具有区别性政策，从政策面上就应该提倡和鼓励使用中药、针灸、理疗、按摩等中医的方法手段，因为它符合医改提出的“用比较低廉的价格，提供比较优质服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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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院内制剂的问题，中医历来就是医药不分家的。但目前院内制剂的生产受限太大，中医的一些绝活绝招都在“管制”中被扼杀。我举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我省前两年组织力量对藏药“佐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佐塔”在藏药中是非常有特色的，凡是一些藏药名贵药和补益药，都要放入“佐塔”成份，如“珍珠七十丸”、“二十五味珍珠丸”、“二十五味珊瑚丸”、“仁青芒觉”等。其处方大，有100多味药，其主要原料为汞化合物，包括金、银、铜、铁、锌、珍珠、玛瑙、珊瑚等，但是通过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甘孜州藏医院的科研人员联合攻关，最后研究的成果令人鼓舞。在复杂的炮制工艺中，“佐塔”中的汞以硫化汞的形式存在，在人体中可以很快排出，实验证实不但对人体无明显的毒副作用，而且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减毒增效等功能，所以这个课题获得省政府的科技进步三等奖，在《西藏研究》2004年第1期上发表，这个成果震动了整个藏区。
中药的研发固然应当借用先进的科技方法，但前提是应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若把中医和中药简单地割裂开，按照西方的植物药有效成份提取的路子来研究，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因为丢掉的恰恰是中国的优势、中医药的优势。, http://www.100md.com(罗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