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脑死亡立法
每年，我省仅尿毒症患者就新增4000多名，而能等到肾源、做移植手术的仅占一成。而其他器官如胰腺、眼角膜等也因为供体缺乏，遭遇相似困境，心和肝的捐赠情况则更不容乐观。
器官移植手术越来越先进，而器官捐赠的渠道却越来越窄小。许多器官移植患者，在等待中死去。
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器官捐赠的程序设计缺乏可操作性，许多愿意无偿捐赠器官的志愿者却觉得：捐赠很难。
许多生命就在这种矛盾中死去了。让人痛心。
而在国外器官捐赠主要来自车祸等突发事故。驾驶员都签订器官捐赠协议的良好经验。随着驾驶员人员的加剧，这一措施已经到了可以实施的时候了。
现状：
能做移植手术的少之又少
又是一年岁末，省人民医院的心脏移植专家许林海医生心里不太好受。
今年，他们医院只做了一例心脏移植手术，而他手头有10个病人因为等不到供体，都痛苦地死去了。
和许林海一样不好受的，还有浙医二院眼科主任姚克教授。
姚教授说，他们医院需做角膜移植的病人每年都有两三百个，但可供移植的角膜却很少，偶尔会有濒临死亡的或者眼睛大范围破裂的病人同意捐献，但每年仍然只有15个左右的幸运儿能等到手术。
眼角膜捐献者还算多的，其他器官的捐献情况则更加不容乐观。许林海医生说，除了他们医院，省内其他还有四五家能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院，大都在做过一例以后，没能再做第二例。
据了解，因为志愿者捐献很难达成，杭州不少医院目前已不再做器官移植手术。
怪现象：
志愿者想捐献器官却捐不了
在杭州，只有10-20%的患者能做肾移植手术，大多数人等不到肾源，只好靠人工机体活着，每周都要做3次肾透析，每次700多元，简直就是钱堆出来的生命。
对他们而言，结束痛苦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肾移植。但这可能性在杭州实在是太小了。
难道真的没有人愿意捐赠器官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据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姚玉峰介绍，1990年，他曾参与组建浙江省第一个眼库———浙江医科大学眼库，当时由于宣传攻势猛烈，曾有5000名多志愿者登记表示愿意捐献角膜，但实际上，后来真正达成的一个都没有。近几年，每年都有七八个志愿者在省红十字会填写捐赠遗体的表格，但具体达成数也是零。
一方面是人体器官极度缺乏，另一方面志愿捐献者“有力无处使”，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杭州乃至全国都存在的问题：目前对器官捐赠仍然缺乏可操作性。
根源：
“好的器官”无法及时合法取出
据了解，器官移植对器官的要求很高：眼角膜必须在死亡后数小时之内取出；其他器官如心、肝、肾等，更要在死者脑死亡、其他器官还未死亡之时就提取。, 百拇医药
器官移植手术越来越先进，而器官捐赠的渠道却越来越窄小。许多器官移植患者，在等待中死去。
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器官捐赠的程序设计缺乏可操作性，许多愿意无偿捐赠器官的志愿者却觉得：捐赠很难。
许多生命就在这种矛盾中死去了。让人痛心。
而在国外器官捐赠主要来自车祸等突发事故。驾驶员都签订器官捐赠协议的良好经验。随着驾驶员人员的加剧，这一措施已经到了可以实施的时候了。
现状：
能做移植手术的少之又少
又是一年岁末，省人民医院的心脏移植专家许林海医生心里不太好受。
今年，他们医院只做了一例心脏移植手术，而他手头有10个病人因为等不到供体，都痛苦地死去了。
和许林海一样不好受的，还有浙医二院眼科主任姚克教授。
姚教授说，他们医院需做角膜移植的病人每年都有两三百个，但可供移植的角膜却很少，偶尔会有濒临死亡的或者眼睛大范围破裂的病人同意捐献，但每年仍然只有15个左右的幸运儿能等到手术。
眼角膜捐献者还算多的，其他器官的捐献情况则更加不容乐观。许林海医生说，除了他们医院，省内其他还有四五家能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院，大都在做过一例以后，没能再做第二例。
据了解，因为志愿者捐献很难达成，杭州不少医院目前已不再做器官移植手术。
怪现象：
志愿者想捐献器官却捐不了
在杭州，只有10-20%的患者能做肾移植手术，大多数人等不到肾源，只好靠人工机体活着，每周都要做3次肾透析，每次700多元，简直就是钱堆出来的生命。
对他们而言，结束痛苦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肾移植。但这可能性在杭州实在是太小了。
难道真的没有人愿意捐赠器官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据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姚玉峰介绍，1990年，他曾参与组建浙江省第一个眼库———浙江医科大学眼库，当时由于宣传攻势猛烈，曾有5000名多志愿者登记表示愿意捐献角膜，但实际上，后来真正达成的一个都没有。近几年，每年都有七八个志愿者在省红十字会填写捐赠遗体的表格，但具体达成数也是零。
一方面是人体器官极度缺乏，另一方面志愿捐献者“有力无处使”，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杭州乃至全国都存在的问题：目前对器官捐赠仍然缺乏可操作性。
根源：
“好的器官”无法及时合法取出
据了解，器官移植对器官的要求很高：眼角膜必须在死亡后数小时之内取出；其他器官如心、肝、肾等，更要在死者脑死亡、其他器官还未死亡之时就提取。,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