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流行病学使中国公共卫生变得“崭新” 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光教授
最近，震惊世界的印度洋海啸灾害，使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高专业“枢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值此机会，著名公共卫生专家、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监测应急反应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执行主任曾光教授向记者介绍了使我国公共卫生领域出现崭新面貌的新学科——现场流行病学。
如何定义现场流行病学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学者在《现场流行病学》一书中，对现场流行病学的定义是：“流行病学在下列情况的应用：要解决的问题出乎预料；必须立即对该问题做出反应；流行病学工作者必须亲赴现场解决问题；由于必须及时地采取控制措施，故调查深度可能受限。”
但在中国，如何定义现场流行病学？学者们尚存争议。“理论派”认为：它是“流行病学中，与现场工作有关的方法学”，即是流行病学的一部分，对现有流行病学的知识进行挑选和重新组合就可写出一部好的现场流行病学，按大专院校现有的教学模式就可以教好现场流行病学。而“实干派”则认为：它是“流行病学加疾病控制”，我国各级疾病控制机构一直在做这项工作，而且已富有经验，没有必要特别宣传现场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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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教授认为，至今国内多数学者对现场流行病学的认识还停留在以往应急反应的年代里，那时每遇应急状态，其全部内容就是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但在国际上，现场流行病学的内容早已扩增到了对监测系统的评价以及对慢性病、艾滋病和伤害调查与控制等重要方面，显然需要新定义来概括更广泛的内容。
对此，他说：“根据实践，我认为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定义现场流行病学，即现场流行病学是用于调查和解决现场实际发生的、各种公共卫生问题的方法学。从方法学的角度，强调的是流行病学方法和其他学科方法的组合，而不再是流行病学方法的一统天下；从系统的角度，提倡的是公共卫生大团队，而不仅仅是流行病学调查小组；从培训的角度，强调的是干中学，而不是课堂教学或培养研究生式的课题研究为主；从产出的角度，强调疾病控制的效果和防治对策建议，而不仅仅是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
如何培养现场流行病学团队
人才培养，对于任何学科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现场流行病当然也不例外。对此，曾教授有着独特的看法和做法。他说：“有这样的实例，有些博士、硕士尽管对流行病学的方法学习得很好，但由于深入现场不够，一旦面对实际发生的公共卫生问题，就不知该如何下手了。他们不善于取得当地政府的配合，不懂得与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不知道如何与群众、决策者和媒体沟通，更难以做到使调查结果产生最大的公共卫生效应。这足以说明，仅仅掌握流行病学方法，是难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场流行病学的实践，不但要涉及其他医学科学知识，还一定要联系到公共关系学、侦探学、心理学、传媒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系统知识。以现场调查为例，我们不但经常采用流行病学的定量调查方法，也经常采取社会学的定性调查的方法，就关键问题对关键人物开展快速调查，以回答‘怎么回事’、‘为什么’、‘怎么办’等决定性的问题，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发现已有流行病学方法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工具时，应该立即考虑试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有时甚至非它不可。例如，在控制SARS流行的关键时刻，我曾率领学员，采用社会学定性调查的方法，分别对中山大学第二医院、广州市第二医院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感染情况进行了快速调查，并及时向政府提出了很重要的建议，被采纳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再如，2004年调查SARS实验室感染的案例中，我引导学员按照侦探学的思路开展调查，并获得了成功。可以说，流行病学专家一旦掌握了社会学调查的方法就‘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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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场流行病学工作的能力，曾教授有一个很通俗、形象的解释：不等同于“知道了”、“学会了”、“掌握了”等概念；而是亲自实践、把握全过程，而且最后成功的能力。同时，他强调说：“现场流行病学工作就是要迅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出反应，果断决策。一方面，开展流行病学侦察；另一方面，要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控制疾病的暴发、中断疾病流行；再一方面，其他相关工作亦要有序进行、按计划开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准确及时的情报。我在学员培训及实践工作中发现：迟到的情报和地方上的消极态度往往是制约快速反应的‘瓶颈’；而只对搞清病原学感兴趣，却不把控制疾病流行、扩散和复发放在最紧迫的位置，则是造成疫情失控的败因。例如，SARS流行初期，我国的反应并不慢，但由于没有及时研究、采取控制医院感染的有效措施，而是片面、错误地研究病原学，就造成了一次最惨痛的教训。”
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公共卫生“大手笔”
面对我国越来越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政府决策层和老一辈公共卫生专家达成了共识：要使现场流行病学这一崭新学科在中国迅速开展。为此，曾教授作为中方代表，就创建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并加入国际“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干预培训项目网络”，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成功谈判。2001年10月15日，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在我国卫生部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领导下，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支持下，正式建立了。首先举办的是高级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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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得到我国政府重视、支持，并获得国际组织有力帮助的公共卫生“大手笔”项目，曾教援感慨地介绍说：“我和学员们一起开始了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之路。三年来，在卫生部的领导下以及国际、国内各有关组织和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它得到了蓬勃发展，被称为中国公共卫生的‘黄埔军校’。为了迎接各种公共卫生事件的挑战，学员和教师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大地，其战果，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流行病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经过3年的实践，这一培训项目的产出硕果累累。首先，是为国家培养出了20名高级现场流行病学人才。这些学员现已进入卫生部和国家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网，并被频繁地使用。他们或者去应对各种紧急的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去承担重要的专项使命，或者以专家的身份去筹划和承担培训任务。到目前为止，与这一培训项目相关的任务完成总数已超过300起。例如，在SARS暴发那关键又困难的时刻，培训项目成员率先开展了SARS传播链的调查，评价了SARS隔离的效果；在后来的SARS实验室感染中，又初步查明了感染原因等。又如，培训项目成员首次查明了国内第一起瘦肉精污染鱼后，致使人类群体中毒的案例，探索出在我国开展监测系统评价的成功之路。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目前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非常缺乏现场流行病学人才的情况下，培训项目成员作为一支‘精锐部队’，已协助其完成了大量的工作，满足了国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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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曾教授又介绍了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开展的国际合作以及目前的发展情况。他说：“这一培训项目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在北京开展了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伤害流行病学调查。再有，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下，这一培训项目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我国在安全注射方面存在的隐患；其还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首次在中国开展了中小学学生洗手现状的调查。3年来，在这一培训项目中，共有40余篇报告或论文为全球和区域性‘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干预培训项目网络’大会所接受；30人应邀参加这些会议。更重要的是，这一培训项目促进了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的概念在国内的大普及，促成了省级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的开展，以新的形式加固了我国的公共卫生网。目前，我国省级‘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班’已在贵州、广东和浙江等省开办，各种类型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些现场流行病学培训教材和专著也相继问世。”, http://www.100md.com(胥晓琦)
如何定义现场流行病学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学者在《现场流行病学》一书中，对现场流行病学的定义是：“流行病学在下列情况的应用：要解决的问题出乎预料；必须立即对该问题做出反应；流行病学工作者必须亲赴现场解决问题；由于必须及时地采取控制措施，故调查深度可能受限。”
但在中国，如何定义现场流行病学？学者们尚存争议。“理论派”认为：它是“流行病学中，与现场工作有关的方法学”，即是流行病学的一部分，对现有流行病学的知识进行挑选和重新组合就可写出一部好的现场流行病学，按大专院校现有的教学模式就可以教好现场流行病学。而“实干派”则认为：它是“流行病学加疾病控制”，我国各级疾病控制机构一直在做这项工作，而且已富有经验，没有必要特别宣传现场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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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教授认为，至今国内多数学者对现场流行病学的认识还停留在以往应急反应的年代里，那时每遇应急状态，其全部内容就是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但在国际上，现场流行病学的内容早已扩增到了对监测系统的评价以及对慢性病、艾滋病和伤害调查与控制等重要方面，显然需要新定义来概括更广泛的内容。
对此，他说：“根据实践，我认为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定义现场流行病学，即现场流行病学是用于调查和解决现场实际发生的、各种公共卫生问题的方法学。从方法学的角度，强调的是流行病学方法和其他学科方法的组合，而不再是流行病学方法的一统天下；从系统的角度，提倡的是公共卫生大团队，而不仅仅是流行病学调查小组；从培训的角度，强调的是干中学，而不是课堂教学或培养研究生式的课题研究为主；从产出的角度，强调疾病控制的效果和防治对策建议，而不仅仅是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
如何培养现场流行病学团队
人才培养，对于任何学科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现场流行病当然也不例外。对此，曾教授有着独特的看法和做法。他说：“有这样的实例，有些博士、硕士尽管对流行病学的方法学习得很好，但由于深入现场不够，一旦面对实际发生的公共卫生问题，就不知该如何下手了。他们不善于取得当地政府的配合，不懂得与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不知道如何与群众、决策者和媒体沟通，更难以做到使调查结果产生最大的公共卫生效应。这足以说明，仅仅掌握流行病学方法，是难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场流行病学的实践，不但要涉及其他医学科学知识，还一定要联系到公共关系学、侦探学、心理学、传媒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系统知识。以现场调查为例，我们不但经常采用流行病学的定量调查方法，也经常采取社会学的定性调查的方法，就关键问题对关键人物开展快速调查，以回答‘怎么回事’、‘为什么’、‘怎么办’等决定性的问题，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发现已有流行病学方法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工具时，应该立即考虑试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有时甚至非它不可。例如，在控制SARS流行的关键时刻，我曾率领学员，采用社会学定性调查的方法，分别对中山大学第二医院、广州市第二医院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感染情况进行了快速调查，并及时向政府提出了很重要的建议，被采纳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再如，2004年调查SARS实验室感染的案例中，我引导学员按照侦探学的思路开展调查，并获得了成功。可以说，流行病学专家一旦掌握了社会学调查的方法就‘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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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场流行病学工作的能力，曾教授有一个很通俗、形象的解释：不等同于“知道了”、“学会了”、“掌握了”等概念；而是亲自实践、把握全过程，而且最后成功的能力。同时，他强调说：“现场流行病学工作就是要迅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出反应，果断决策。一方面，开展流行病学侦察；另一方面，要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控制疾病的暴发、中断疾病流行；再一方面，其他相关工作亦要有序进行、按计划开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准确及时的情报。我在学员培训及实践工作中发现：迟到的情报和地方上的消极态度往往是制约快速反应的‘瓶颈’；而只对搞清病原学感兴趣，却不把控制疾病流行、扩散和复发放在最紧迫的位置，则是造成疫情失控的败因。例如，SARS流行初期，我国的反应并不慢，但由于没有及时研究、采取控制医院感染的有效措施，而是片面、错误地研究病原学，就造成了一次最惨痛的教训。”
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公共卫生“大手笔”
面对我国越来越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政府决策层和老一辈公共卫生专家达成了共识：要使现场流行病学这一崭新学科在中国迅速开展。为此，曾教授作为中方代表，就创建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并加入国际“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干预培训项目网络”，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成功谈判。2001年10月15日，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在我国卫生部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领导下，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支持下，正式建立了。首先举办的是高级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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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曾教授又介绍了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开展的国际合作以及目前的发展情况。他说：“这一培训项目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在北京开展了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伤害流行病学调查。再有，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下，这一培训项目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我国在安全注射方面存在的隐患；其还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首次在中国开展了中小学学生洗手现状的调查。3年来，在这一培训项目中，共有40余篇报告或论文为全球和区域性‘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干预培训项目网络’大会所接受；30人应邀参加这些会议。更重要的是，这一培训项目促进了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的概念在国内的大普及，促成了省级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的开展，以新的形式加固了我国的公共卫生网。目前，我国省级‘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班’已在贵州、广东和浙江等省开办，各种类型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些现场流行病学培训教材和专著也相继问世。”, http://www.100md.com(胥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