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肝炎，少些盲目，多点理性
中国是肝炎大国，患病的人多，种类也多，能叫出名来的类型都占全了。它就像一枚硬币，一面在张扬，另一面却隐藏着能够存在的种种理由——药物的滥用、预防的不利、患者医学知识的不足、医疗秩序的混乱……
在专家指点下，我们得以掀开这枚硬币的背面，一窥它存在的姿态……
刘教授非常容易进入角色，采访刚一开始，她就已经滔滔不绝了。对谈到的每一个问题，她都能发散性思维，而且是一追到底，甚至追到自己都无奈为止。在某种程度上，她所关注的事物已远远超出了医学本身的范畴。但教授关注最多、投入精力最大的，还是消化类疾病的防治工作。下面就是她关于慢性病毒性肝炎的防治介绍。
检查出现异常咋办
“病毒性肝炎的种类非常多，乙型肝炎是其中最多见、危害最广的一种，”刘教授开门见山地介绍：“很多病人都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看到自己的乙肝五项指标显示阳性时，就认为应该治疗，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她继而举例分析：像“小三阳”、肝功正常、DNA测试呈阴性的患者，充其量只能算是无症状携带者。“对于这类病人，最好不要乱治疗、乱用药，”教授强调，“首先病人应该丢掉压力，注意不要过度疲劳、饮酒，应定期复查，3个月到半年一次，最少也得一年查一次，然后根据肝功、五项指标的情况决定如何治疗。”而如果一旦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小三阳’变成‘大三阳’、DNA测试呈阳性、肝功也不正常了，这表明肝细胞开始受到损伤了，肝脏自身也有了抗病毒的免疫反应了。所以说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一旦自身能够抗病毒了，治疗时机也就成熟了。“
, 百拇医药
刘教授主张在上述情况下才进行治疗有她的道理。她分析道：在正常情况下，药物抗病毒作用只有肝脏自身抗病毒作用的1%，因此，在肝脏自身没有产生免疫反应、还处于免疫耐受期时，用药反而使病人承受不了，包括身体和经济两方面。
因此，即使像“大三阳”、DNA测试阳性但肝功却正常的病人运用干扰素治疗，同样不会取得好的疗效。因为干扰素在体内通过淋巴系统产生免疫作用，而这时由于肝功正常，肝脏还处于免疫耐受的状况，因而干扰素的免疫治疗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刘教授说她们曾作过一项统计：抛开肝功正常与否而都用干扰素治疗的话，乙肝转阴率只有40%多一点；而有选择地对肝功不正常者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成功率则要高出很多。
而对于肝功不正常的情况，刘教授说也要看情况，一般在转氨酶升高2～5倍的情况下，可考虑抗病毒治疗，太高不行，转氨酶到了七八百，甚至上千，自身抗病毒能力亢进，很容易造成肝细胞损伤，这时再施加外力，就会“过犹不及”，造成大块的肝坏死，从而导致重型肝炎。如果转氨酶偏低，肝脏自身抗病毒的能力较弱，药物同样起不了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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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情况，刘教授谈到了抗病毒治疗的另一个误区。她在头一天查房时碰见一位病人，转氨酶已经降到50，教授建议他进行抗病毒治疗。患者有些拿不准，就去其他大医院问了一圈，然后带回一堆大夫们的“批示”。其中一种较为大众化的说法是：应该在转氨酶升高2～5倍时抗病毒，现在已经降下来了，没有必要再抗病毒了。
刘教授认为这种说法属于断章取义。的确，在转氨酶升高2～5倍时应该抗病毒，但病人错过了这个机会，转氨酶升上去了，现在是通过药物强制它降下来，而并非转氨酶的真实水平就那么低，因此，这时候抗病毒是非常适宜的。相反，如果一旦停止抗病毒，肝功能各项指标马上就会反复。
治疗掌握七字要诀
采访进行到这儿，刘教授指出，很多乙肝患者由于缺乏相应的疾病防治知识，在寻医问药时往往就会有盲目性。例如有的病人一看到乙肝五项指标有(+)显示就慌了神，四处奔走治疗；有的病人在某些指标转阴后就停药不再治疗，这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教授说她曾听过上海瑞金医院一位老专家对何时治疗乙肝概括了七字要诀，即“高、低、大、短、活、不、长”。她进而一一做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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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即转氨酶要升高，最适宜的水平是正常情况的2～5倍。“低”是DNA的测试水平要低，如果到了109级，抗病毒操作起来就过于困难。“大”即“大三阳”。“短”就是病程短，如果从小就带着病毒，这就不好治疗。如果是前两年还是阴性，现在突然变成阳性，这样成功率就高。“活”就是活动性肝炎。如果肝细胞活动呈阴性，说明肝脏还处于免疫耐受状态，这就不宜抗病毒。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活动性肝炎表面上看不出来，只有通过肝穿刺才能证实。像某些患者，肝功虽然正常，但肝穿刺显示肝细胞内有活动性炎症，或出现变性、坏死等情况，同样也需要抗病毒治疗。
药物疗效仍需提高
目前，肝炎的治疗存在着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在病人查出肝脏各项指标出现异常时，并不是都能进行大张旗鼓的治疗，有些只能是等待——检查——再等待，因为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解决肝脏免疫耐受的问题。虽然国家最近已研制出一些抗免疫耐受的药物，但疗效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 百拇医药 20世纪80年代，人们发现了a-干扰素治疗慢性乙肝有效，经过10多年来的临床实践明确了该药的治疗对象和疗效，成为90年代治疗活动性慢性乙肝的主流药物。但是a-干扰素治疗的适应症比较窄，疗效也不够好，需肌肉注射，副反应较大，价格也比较昂贵，所以尚不是理想的抗乙肝药。90年代，科学家在研究抗爱滋病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核苷类药物，称为拉米夫定(商品名：贺普丁)，具有明显抗乙肝病毒复制的作用，经过近十年的研究，证明了该药在治疗慢性乙肝中的疗效，而且该药价格也比干扰素便宜，但使用时间却较长。刘教授说很多同行都认为3年可作为一个停药期限，国际上也主张如此。其实大家都只能是抱着停停试试看的心态，也期待在这个过程中能有更好的药物出现。刘教授说这话时一脸的无奈，这些年当医生，虽然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仍然没有理想的药物。但她同时也说：“任何疾病单纯靠治疗是承担不起来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才是出路。”
预防永远都是关键
肝炎的预防主要就是切断它的传播途径。以前血源性的传播占了很大的比例，现在血液制品的质量提高了，这方面的传播少了，但接触传播又多了起来。国人的一些传统如聚餐等都要“扎堆”，十几个人围坐一桌那才叫热闹，那么多匙子在一个汤盆里来回的涮，谁能知道谁有没有病？
再说一次性的医用器械。刘教授说她前些天刚参加了一个医疗器械成果鉴定会。那是一台将一次性医用器械回收利用的设备，受评者说它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刘教授却持不同意见。她认为：由于我们的经济状况，某些一次性医用器械再回收利用是不得已的事情，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一些昂贵如介入导管的器械装置，也是一次性的，因而根本用不着研制相关器械。运用这样的医疗器械还能确保回收利用品的无感染性，而一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一管多用、一针多用的现象却是时有发生。用刘教授的话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了。
再从疾病本身来看预防的重要性, http://www.100md.com
在专家指点下，我们得以掀开这枚硬币的背面，一窥它存在的姿态……
刘教授非常容易进入角色，采访刚一开始，她就已经滔滔不绝了。对谈到的每一个问题，她都能发散性思维，而且是一追到底，甚至追到自己都无奈为止。在某种程度上，她所关注的事物已远远超出了医学本身的范畴。但教授关注最多、投入精力最大的，还是消化类疾病的防治工作。下面就是她关于慢性病毒性肝炎的防治介绍。
检查出现异常咋办
“病毒性肝炎的种类非常多，乙型肝炎是其中最多见、危害最广的一种，”刘教授开门见山地介绍：“很多病人都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看到自己的乙肝五项指标显示阳性时，就认为应该治疗，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她继而举例分析：像“小三阳”、肝功正常、DNA测试呈阴性的患者，充其量只能算是无症状携带者。“对于这类病人，最好不要乱治疗、乱用药，”教授强调，“首先病人应该丢掉压力，注意不要过度疲劳、饮酒，应定期复查，3个月到半年一次，最少也得一年查一次，然后根据肝功、五项指标的情况决定如何治疗。”而如果一旦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小三阳’变成‘大三阳’、DNA测试呈阳性、肝功也不正常了，这表明肝细胞开始受到损伤了，肝脏自身也有了抗病毒的免疫反应了。所以说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一旦自身能够抗病毒了，治疗时机也就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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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教授主张在上述情况下才进行治疗有她的道理。她分析道：在正常情况下，药物抗病毒作用只有肝脏自身抗病毒作用的1%，因此，在肝脏自身没有产生免疫反应、还处于免疫耐受期时，用药反而使病人承受不了，包括身体和经济两方面。
因此，即使像“大三阳”、DNA测试阳性但肝功却正常的病人运用干扰素治疗，同样不会取得好的疗效。因为干扰素在体内通过淋巴系统产生免疫作用，而这时由于肝功正常，肝脏还处于免疫耐受的状况，因而干扰素的免疫治疗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刘教授说她们曾作过一项统计：抛开肝功正常与否而都用干扰素治疗的话，乙肝转阴率只有40%多一点；而有选择地对肝功不正常者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成功率则要高出很多。
而对于肝功不正常的情况，刘教授说也要看情况，一般在转氨酶升高2～5倍的情况下，可考虑抗病毒治疗，太高不行，转氨酶到了七八百，甚至上千，自身抗病毒能力亢进，很容易造成肝细胞损伤，这时再施加外力，就会“过犹不及”，造成大块的肝坏死，从而导致重型肝炎。如果转氨酶偏低，肝脏自身抗病毒的能力较弱，药物同样起不了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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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情况，刘教授谈到了抗病毒治疗的另一个误区。她在头一天查房时碰见一位病人，转氨酶已经降到50，教授建议他进行抗病毒治疗。患者有些拿不准，就去其他大医院问了一圈，然后带回一堆大夫们的“批示”。其中一种较为大众化的说法是：应该在转氨酶升高2～5倍时抗病毒，现在已经降下来了，没有必要再抗病毒了。
刘教授认为这种说法属于断章取义。的确，在转氨酶升高2～5倍时应该抗病毒，但病人错过了这个机会，转氨酶升上去了，现在是通过药物强制它降下来，而并非转氨酶的真实水平就那么低，因此，这时候抗病毒是非常适宜的。相反，如果一旦停止抗病毒，肝功能各项指标马上就会反复。
治疗掌握七字要诀
采访进行到这儿，刘教授指出，很多乙肝患者由于缺乏相应的疾病防治知识，在寻医问药时往往就会有盲目性。例如有的病人一看到乙肝五项指标有(+)显示就慌了神，四处奔走治疗；有的病人在某些指标转阴后就停药不再治疗，这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教授说她曾听过上海瑞金医院一位老专家对何时治疗乙肝概括了七字要诀，即“高、低、大、短、活、不、长”。她进而一一做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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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即转氨酶要升高，最适宜的水平是正常情况的2～5倍。“低”是DNA的测试水平要低，如果到了109级，抗病毒操作起来就过于困难。“大”即“大三阳”。“短”就是病程短，如果从小就带着病毒，这就不好治疗。如果是前两年还是阴性，现在突然变成阳性，这样成功率就高。“活”就是活动性肝炎。如果肝细胞活动呈阴性，说明肝脏还处于免疫耐受状态，这就不宜抗病毒。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活动性肝炎表面上看不出来，只有通过肝穿刺才能证实。像某些患者，肝功虽然正常，但肝穿刺显示肝细胞内有活动性炎症，或出现变性、坏死等情况，同样也需要抗病毒治疗。
药物疗效仍需提高
目前，肝炎的治疗存在着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在病人查出肝脏各项指标出现异常时，并不是都能进行大张旗鼓的治疗，有些只能是等待——检查——再等待，因为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解决肝脏免疫耐受的问题。虽然国家最近已研制出一些抗免疫耐受的药物，但疗效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 百拇医药 20世纪80年代，人们发现了a-干扰素治疗慢性乙肝有效，经过10多年来的临床实践明确了该药的治疗对象和疗效，成为90年代治疗活动性慢性乙肝的主流药物。但是a-干扰素治疗的适应症比较窄，疗效也不够好，需肌肉注射，副反应较大，价格也比较昂贵，所以尚不是理想的抗乙肝药。90年代，科学家在研究抗爱滋病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核苷类药物，称为拉米夫定(商品名：贺普丁)，具有明显抗乙肝病毒复制的作用，经过近十年的研究，证明了该药在治疗慢性乙肝中的疗效，而且该药价格也比干扰素便宜，但使用时间却较长。刘教授说很多同行都认为3年可作为一个停药期限，国际上也主张如此。其实大家都只能是抱着停停试试看的心态，也期待在这个过程中能有更好的药物出现。刘教授说这话时一脸的无奈，这些年当医生，虽然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仍然没有理想的药物。但她同时也说：“任何疾病单纯靠治疗是承担不起来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才是出路。”
预防永远都是关键
肝炎的预防主要就是切断它的传播途径。以前血源性的传播占了很大的比例，现在血液制品的质量提高了，这方面的传播少了，但接触传播又多了起来。国人的一些传统如聚餐等都要“扎堆”，十几个人围坐一桌那才叫热闹，那么多匙子在一个汤盆里来回的涮，谁能知道谁有没有病？
再说一次性的医用器械。刘教授说她前些天刚参加了一个医疗器械成果鉴定会。那是一台将一次性医用器械回收利用的设备，受评者说它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刘教授却持不同意见。她认为：由于我们的经济状况，某些一次性医用器械再回收利用是不得已的事情，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一些昂贵如介入导管的器械装置，也是一次性的，因而根本用不着研制相关器械。运用这样的医疗器械还能确保回收利用品的无感染性，而一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一管多用、一针多用的现象却是时有发生。用刘教授的话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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