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幸福的儿科医生——儿科专家汪翼教授访谈录
山东省立医院的办公楼前是一排银杏树。它们大概和这座楼一样古老，但仍然枝繁叶茂，还挂满了新结出的银杏果，它们在葱郁的扇形叶片中透出欢快，让人一看就觉得喜气。
我就是在这座楼上采访的汪翼教授。一见面，她果真就告诉了我一个喜讯：山东省儿童医院马上就要在这儿挂牌了!从她的语气里，我能听出那种喜悦和自豪，我甚至还能更进一步地想象出她投入其中的辛劳。
果然，我们的访谈一开始，她首先谈到的就是这些。
儿科大夫不好干
汪教授说，儿科的发展也像其他医学学科一样有个必然的阶段。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还没有大规模开展，孩子多，能够没病没灾就相当不错了。但从80年代末开始，一家只有一个孩子了，家庭的重视程度提高了。特别是来医院看病，家长们不仅要求治好病，还对医疗服务、医疗环境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举了个小例子：过去注射时用的氨瓿剂量都是成人的，在给孩子用时，为了节约，经常是一个氨瓿两三个孩子用，现在大家肯定不乐意，他们看病不仅要治好，还要孩子舒服、不受罪。这就对大夫甚至医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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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她干了这么多年的儿科大夫，体会挺多。首先，儿科疾病的治疗较其他患病群体有很多不同之处，因为他们正在生长、发育。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对小儿疾病当时治疗的好坏，可以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一生。像四环素牙，孩子小时候四环素吃多了，长大了牙就成了那个样子，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挽回的。再如庆大霉素、链霉素对儿童的耳毒性和肾毒性影响，都会给孩子以后的成长造成心身两方面的伤害。这就要求儿科大夫在临床诊治疾病、处方用药时慎之又慎，从长计议。
做一名儿科大夫，还应有科学的治疗理念。教授说，她刚从医学院毕业那会儿，觉得生病没关系，可以治嘛，自己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抱着这种医疗至上的观点。但后来就不这么认为了，现实中的很多事例说明，预防远远要比治疗更行之有效。像肥胖儿童，他们虽然还只是孩子，但已潜伏着成人疾病的危险。据统计，70%的肥胖儿可发展为肥胖成人。而肥胖带来的心血管等疾病又会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治未病，防患于未然永远是一名儿科大夫应具备的素质。
相对于治疗和预防来说，疾病以外的一些因素或许是儿科大夫不好干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由于儿童没有公费医疗，干儿科就相对要“清苦”一些。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医学院毕业生不愿干儿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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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全看你怎么看。”汪教授谈了她的观点，“如果你仅把它当成谋生的手段，那可能是选错了路；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项事业，你就会觉得它是丰富多彩的，你也就不会觉得做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多么困难了。”
痼疾误区要根除
儿科学像其他的医学学科一样，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儿科要发展，这些痼疾误区就应该根除。汪教授曾在美国的佐治亚医学院做过两年的高级访问学者，因此对两国的儿科医疗状况都较为了解，从她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我们还需要做点什么。
教授先谈到了中国的优势，即我们的医疗水平不低，甚至某些方面比美国还要高，这要得益于我们的病人多，因为临床实践的机会多。但病人多同样也是一个劣势。我们一个上午要看30个病人，人家看3个，仔细程度姑且不说，单是医生与患儿家长细致的交流我们就做不到，更不用说让家长选择治疗方案了。因此，诊疗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医生主宰一切，很多医疗纠纷往往就是这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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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儿科发展的差异还体现在观念的差别上，包括医生和病人两个方面。中国的很多儿科大夫都喜欢用抗生素，很多病人也支持这种做法，他们都期望能尽快地把病压下去，除了根才叫一个“好”字。“其实没有必要，”教授如是解释，“像一般的感冒、消化不良等等，稍事调理、休息即可。用了抗生素反而会引起体内菌群失调。”
再举个观念差异的例子：现在的家长都非常关心孩子的营养，唯恐缺了什么。但对营养过剩和不均衡的现象却视而不见。例如，同样还是营养过剩导致的儿童肥胖，不仅会产生脂肪肝，还是Ⅱ型糖尿病的主诱因。以前儿童糖尿病大都为Ⅰ型，即胰岛素依赖型，多与遗传因素有关。但近年来Ⅱ型的发病率却在以几倍于Ⅰ型的速度增长，这足够说明问题的了。
观念的差异也有医生唱主角的时候。人说文人相轻不过是打打笔墨之仗，而医者相轻，往往会危及病人的身家性命。我们的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孩子的病昨天没看好，今天又来了，新换的大夫会说，昨天的大夫开的药不好用，今天给你用上好药。如果病还不好，明天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是今天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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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要在几个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儿科诊疗会发展得很好的。”汪教授的这句话说得非常诚恳。她继而谈到了她们科开展的儿童心血管病介入治疗。近十年来，她们科先后完成了山东省第一例肺动脉瓣狭窄的球囊扩张，第一例房间隔缺损封堵，一个月前又刚刚完成了第一例室间隔缺损封堵。
教授还谈到了这些治疗背后的故事。就说一个月前刚刚完成的这例室间隔缺损封堵，患儿家长一直到手术之前，还在犹豫，但最终还是做了，而且很成功。教授把她们的成功归纳为四点。首先是医生必须确实掌握了技术。怎么掌握？心里有、眼里有、手里有；其次是要有大家的支持，介入是一门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学科之间任何一点配合上的疏漏，都会导致手术的失败；再就是与患儿及其家长的交流，其实交流不仅是获得病人理解与支持的途径，同时也是增强医生自信心和手术成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第四就是要不断反思，人只有不断反思，才能真正发现问题。长期不想的话，就麻木了，按照习惯性生活下去，不动脑筋地活着，跳不出来看看自己的生活状态，得到的东西就很浮躁，无法沉淀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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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院长的心愿
汪教授不仅是一位知名的儿科专家，同时还是一位敬业的业务院长。当初她被选上了，就干了。教授非常看重“民选”二字。大家把你放在业务院长这个位置上，你就应该为大家服好务。然而对于职务本身她却看得很淡。她说有一天不当院长了，还要继续做她的儿科大夫，即使是现在，她仍然每周两次专家门诊、一次查房，还有英语教授课。她说她现在的工作是个矛盾统一体。矛盾是各项工作都来抢她的时间。她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工作，直到零点以后才入睡。几乎每个“明天”她都是在工作中迎来的。但院长和医生又是统一的，她可以通过自己大夫的身份充分了解掌握医疗一线的情况，而且又有机会在院长的位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让一线的同事们能够舒心、快乐的工作，这样她就有了一种幸福的感觉。
这让我想起了古人常说的那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且他们说起的时候经常是把后一半放在前面，向往不已；而把前一半放在后面，无奈之至。那或许是他们壮志未酬的无奈，或许也是时代的悲哀。但汪教授却不是这样，她说她相信人的名利之心会随着他的道路变得越来越淡的。她就是这样, http://www.100md.com
我就是在这座楼上采访的汪翼教授。一见面，她果真就告诉了我一个喜讯：山东省儿童医院马上就要在这儿挂牌了!从她的语气里，我能听出那种喜悦和自豪，我甚至还能更进一步地想象出她投入其中的辛劳。
果然，我们的访谈一开始，她首先谈到的就是这些。
儿科大夫不好干
汪教授说，儿科的发展也像其他医学学科一样有个必然的阶段。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还没有大规模开展，孩子多，能够没病没灾就相当不错了。但从80年代末开始，一家只有一个孩子了，家庭的重视程度提高了。特别是来医院看病，家长们不仅要求治好病，还对医疗服务、医疗环境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举了个小例子：过去注射时用的氨瓿剂量都是成人的，在给孩子用时，为了节约，经常是一个氨瓿两三个孩子用，现在大家肯定不乐意，他们看病不仅要治好，还要孩子舒服、不受罪。这就对大夫甚至医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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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她干了这么多年的儿科大夫，体会挺多。首先，儿科疾病的治疗较其他患病群体有很多不同之处，因为他们正在生长、发育。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对小儿疾病当时治疗的好坏，可以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一生。像四环素牙，孩子小时候四环素吃多了，长大了牙就成了那个样子，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挽回的。再如庆大霉素、链霉素对儿童的耳毒性和肾毒性影响，都会给孩子以后的成长造成心身两方面的伤害。这就要求儿科大夫在临床诊治疾病、处方用药时慎之又慎，从长计议。
做一名儿科大夫，还应有科学的治疗理念。教授说，她刚从医学院毕业那会儿，觉得生病没关系，可以治嘛，自己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抱着这种医疗至上的观点。但后来就不这么认为了，现实中的很多事例说明，预防远远要比治疗更行之有效。像肥胖儿童，他们虽然还只是孩子，但已潜伏着成人疾病的危险。据统计，70%的肥胖儿可发展为肥胖成人。而肥胖带来的心血管等疾病又会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治未病，防患于未然永远是一名儿科大夫应具备的素质。
相对于治疗和预防来说，疾病以外的一些因素或许是儿科大夫不好干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由于儿童没有公费医疗，干儿科就相对要“清苦”一些。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医学院毕业生不愿干儿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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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全看你怎么看。”汪教授谈了她的观点，“如果你仅把它当成谋生的手段，那可能是选错了路；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项事业，你就会觉得它是丰富多彩的，你也就不会觉得做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多么困难了。”
痼疾误区要根除
儿科学像其他的医学学科一样，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儿科要发展，这些痼疾误区就应该根除。汪教授曾在美国的佐治亚医学院做过两年的高级访问学者，因此对两国的儿科医疗状况都较为了解，从她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我们还需要做点什么。
教授先谈到了中国的优势，即我们的医疗水平不低，甚至某些方面比美国还要高，这要得益于我们的病人多，因为临床实践的机会多。但病人多同样也是一个劣势。我们一个上午要看30个病人，人家看3个，仔细程度姑且不说，单是医生与患儿家长细致的交流我们就做不到，更不用说让家长选择治疗方案了。因此，诊疗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医生主宰一切，很多医疗纠纷往往就是这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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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儿科发展的差异还体现在观念的差别上，包括医生和病人两个方面。中国的很多儿科大夫都喜欢用抗生素，很多病人也支持这种做法，他们都期望能尽快地把病压下去，除了根才叫一个“好”字。“其实没有必要，”教授如是解释，“像一般的感冒、消化不良等等，稍事调理、休息即可。用了抗生素反而会引起体内菌群失调。”
再举个观念差异的例子：现在的家长都非常关心孩子的营养，唯恐缺了什么。但对营养过剩和不均衡的现象却视而不见。例如，同样还是营养过剩导致的儿童肥胖，不仅会产生脂肪肝，还是Ⅱ型糖尿病的主诱因。以前儿童糖尿病大都为Ⅰ型，即胰岛素依赖型，多与遗传因素有关。但近年来Ⅱ型的发病率却在以几倍于Ⅰ型的速度增长，这足够说明问题的了。
观念的差异也有医生唱主角的时候。人说文人相轻不过是打打笔墨之仗，而医者相轻，往往会危及病人的身家性命。我们的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孩子的病昨天没看好，今天又来了，新换的大夫会说，昨天的大夫开的药不好用，今天给你用上好药。如果病还不好，明天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是今天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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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要在几个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儿科诊疗会发展得很好的。”汪教授的这句话说得非常诚恳。她继而谈到了她们科开展的儿童心血管病介入治疗。近十年来，她们科先后完成了山东省第一例肺动脉瓣狭窄的球囊扩张，第一例房间隔缺损封堵，一个月前又刚刚完成了第一例室间隔缺损封堵。
教授还谈到了这些治疗背后的故事。就说一个月前刚刚完成的这例室间隔缺损封堵，患儿家长一直到手术之前，还在犹豫，但最终还是做了，而且很成功。教授把她们的成功归纳为四点。首先是医生必须确实掌握了技术。怎么掌握？心里有、眼里有、手里有；其次是要有大家的支持，介入是一门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学科之间任何一点配合上的疏漏，都会导致手术的失败；再就是与患儿及其家长的交流，其实交流不仅是获得病人理解与支持的途径，同时也是增强医生自信心和手术成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第四就是要不断反思，人只有不断反思，才能真正发现问题。长期不想的话，就麻木了，按照习惯性生活下去，不动脑筋地活着，跳不出来看看自己的生活状态，得到的东西就很浮躁，无法沉淀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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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院长的心愿
汪教授不仅是一位知名的儿科专家，同时还是一位敬业的业务院长。当初她被选上了，就干了。教授非常看重“民选”二字。大家把你放在业务院长这个位置上，你就应该为大家服好务。然而对于职务本身她却看得很淡。她说有一天不当院长了，还要继续做她的儿科大夫，即使是现在，她仍然每周两次专家门诊、一次查房，还有英语教授课。她说她现在的工作是个矛盾统一体。矛盾是各项工作都来抢她的时间。她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工作，直到零点以后才入睡。几乎每个“明天”她都是在工作中迎来的。但院长和医生又是统一的，她可以通过自己大夫的身份充分了解掌握医疗一线的情况，而且又有机会在院长的位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让一线的同事们能够舒心、快乐的工作，这样她就有了一种幸福的感觉。
这让我想起了古人常说的那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且他们说起的时候经常是把后一半放在前面，向往不已；而把前一半放在后面，无奈之至。那或许是他们壮志未酬的无奈，或许也是时代的悲哀。但汪教授却不是这样，她说她相信人的名利之心会随着他的道路变得越来越淡的。她就是这样,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