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不容缓 刻不容缓
张北川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近几年，我国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年增长率一直在30%以上。今年上半年，新发现的感染者比去年同期增长16.7%，估计艾滋病毒感染人数累计已达100万。这一数字在太平洋西岸国家中排第一位，在亚洲国家中列第四。虽然按照国际流行的标准，中国目前仍处于艾滋病毒感染者低流行期，但中国人口基数大，感染者即使只占相当小的百分比，绝对数也相当大。据专家预测，如果再不采取得力措施，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农民和无业者，无法得到医疗保险等社会救助系统的帮助。在发达国家，如果不接受“鸡尾酒疗法”，病人一般在3年内死亡。有研究表明，我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发病后存活时间明显短于发达国家情况。考虑到正在有更多的人进入发病期而且没有经济实力接受治疗。仅以未来2～3年内有约10万人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计算，我国从现在开始平均每天约有100人死亡，每一刻钟约有1人死于艾滋病!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今年10月份在浙江大学的讲演中说，“中国必须刻不容缓地防止艾滋病毒感染进一步大规模蔓延。中国正处于一个决定性时刻，如何迎接这一挑战，不仅将决定这一流行病的范围，而且也决定中国能否预防随着艾滋病而来的其他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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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元文化的出现和我国
传统机制的制约，艾滋病毒迅速在我国蔓延，五大人群不幸踏入“雷区”
张北川教授说，1985年，我国首次发现了HIV感染者。随着艾滋病在美国男同性恋等群体中的大量发现，“御AIDS于国门之外”的观点被我国舆论界大力宣传。1989年，云南发现因共用针具感染HIV的成批的滥用药物者，几乎同时，北京发现了因性传播感染艾滋病毒的男同性恋者，正是在同期，我国河南等省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通过采供血在迅速传播。但我们一直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社会控制艾滋病流行的能力，许多信息显示，至2010年，我国死于AIDS者将高达100万人，这样的局面如不采取得力措施，极可能已无法避免。
我国已知的HIV传播途径主要包括采供血、药物滥用、商业性性工作和男男性关系。在发达国家及地区，采供血引起的HIV传播在1980年代已经终止。在我国，由于控制性病和滥用药物行为的传统机制的衰落，多元文化的出现，人口迁徙和流动的大量出现等，导致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逐渐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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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感染当中不外乎五大人群：
一是供血者(干采浆者、卖血者、有偿供血者)。大约在1992～1995年间，我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湖北、安徽等多个省部分区域出现农民因“卖血”(干采浆)时血液被污染导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区域性暴发流行。其中，我国人口第一大省和农业大省河南的情况最严重。一些专家根据调查估测仅该省就有数百万人卷入“卖血致富”行列。目前，我国1992～1994年间因供血感染艾滋病毒的艾滋病人大量发作和病人死亡的高峰正在到来。有专家指出，我国大量供血者感染艾滋病毒事件，是世界公共卫生史上一起极为罕见的事故。
二是注射药物者(俗称扎毒者，是吸毒者中的一部分)。单纯吸毒行为和“一人一针一管”使用药物者，不会感染艾滋病毒。共用针具时(通常是多人同次或反复使用同一针具)，针具中有残余的血液，因此一人血中如有HIV，可导致数人、多人发生污染血造成的HIV感染。注射药物者的艾滋病毒感染率达30%左右。在一些药物依赖行为泛滥的重点村庄，这个数字高达50%～80%。据认为，在未来数年里，这部分人群仍是我国HIV感染主要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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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女性性工作者(我国多称暗娼、卖淫妇女)。社会学界的权威调查提示，我国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已逾百万人。在对此类人群的监测中发现，艾滋病毒感染率1995年仅0.02%，2000年为1.32%。5年增长66倍。估测在近数年中，男女关系引起的艾滋病毒传播将不断增多，并成为主要传播方式。
四是男男性接触者(主要是男同/双性爱者)。这是一个庞大的但主流社会对其知之甚少的人群。根据我国1990年以来的许多调查分析，我国有男同/双性爱者约1800万人。其中约800万人生活在城市。去年，全国在对这类人群的艾滋病毒流行状况科研问卷调查显示其感染率为5.4%。
五是性病患者。我国在1986年仅报告性病患者5万例，2000年报告88万例，实际数目可能是报告的10倍。2001年报告的年增长率下降，估测与上报率下降(因性病门诊被大量承包)有关。全国哨点监测性病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1995年为0.02%，2000年为1.1%。5年增长5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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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还有医源性传播和母婴传播。随着经性传播艾滋病毒感染者增多，女性阳性者正在增多，母婴传播AIDS婴儿将增多。
虽然我国一直下大力气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但是，经济、文化、体制等方面的制约，给预防工作无形中设置了许多“瓶颈”
张北川教授指出，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控制艾滋病已成为一项严峻的社会课题。但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相关工作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阻力。
其一是政治因素。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主席彼得·皮奥特在2002年世界AIDS大会上指出，“AIDS问题是全球性政治问题”。
实际上，预防艾滋病的具体对策是相对简单的。这些对策尽管很合理，但在实施上却遭遇政治上的困难。因为HIV的传播同多数人不赞成的“私人行为”有关。政府如果试图减轻这些行为对HIV的传播，部分民众会指责政府在姑息不道德行为。向民众讲明并使其认识到，保护所有人免受艾滋病侵害的最好办法就是帮助那些行为最危险的人们避免感染，这是我国目前最欠缺的关键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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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早在1997年就指出，“保守的性观念也许是预防艾滋病的最好办法之一，但是对这个准则的遵守从来都不是彻底的。在性观念保守的社会中，艾滋病照样会流行，保守观念会使人们歧视感染者或具有高危行为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这样就无法帮助他们采取比较安全的行为。如果把艾滋病毒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当作道德问题而不是公共卫生问题来对待，会阻碍为遏制这种疾病的流行所作的努力。”
其次是体制原因。正如改革开放中我国在众多方面遭遇了不适应新局势的体制因素一样，在控制艾滋病毒感染上，也面临体制因素的阻力。例如，1998年国家要求各种媒体推出公益性预防艾滋病宣传和推广安全套广告，一直遭遇极大阻力。国家意志在转变成地方的具体行动时，遭遇了相当的困难。
其三是全社会科学素质的落后。我国对大众，特别是青年人的性教育历史仅仅数年，有关麻醉剂及兴奋剂的教育，仅在个别省份开始。科学水平的严重落后，和单纯地希望用“道德”制约大众观念和行为的现实，使人们无法预防艾滋病流行。
不仅如此，我国科学界本身的素质也受到经济文化发展的严重制约。例如，对安全套的推广与以“忠实的性关系”为基础的性教育并不相悖，但部分学界人士一直把二者对立看待，以至于政界难以对学界的不同意见进行取舍。包括药物依赖和性病诊治专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社会需求等。
此外，还有经济因素和文化及风俗因素。据专家估测，要达到艾滋病控制的基本需求，我国各, http://www.100md.com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今年10月份在浙江大学的讲演中说，“中国必须刻不容缓地防止艾滋病毒感染进一步大规模蔓延。中国正处于一个决定性时刻，如何迎接这一挑战，不仅将决定这一流行病的范围，而且也决定中国能否预防随着艾滋病而来的其他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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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元文化的出现和我国
传统机制的制约，艾滋病毒迅速在我国蔓延，五大人群不幸踏入“雷区”
张北川教授说，1985年，我国首次发现了HIV感染者。随着艾滋病在美国男同性恋等群体中的大量发现，“御AIDS于国门之外”的观点被我国舆论界大力宣传。1989年，云南发现因共用针具感染HIV的成批的滥用药物者，几乎同时，北京发现了因性传播感染艾滋病毒的男同性恋者，正是在同期，我国河南等省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通过采供血在迅速传播。但我们一直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社会控制艾滋病流行的能力，许多信息显示，至2010年，我国死于AIDS者将高达100万人，这样的局面如不采取得力措施，极可能已无法避免。
我国已知的HIV传播途径主要包括采供血、药物滥用、商业性性工作和男男性关系。在发达国家及地区，采供血引起的HIV传播在1980年代已经终止。在我国，由于控制性病和滥用药物行为的传统机制的衰落，多元文化的出现，人口迁徙和流动的大量出现等，导致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逐渐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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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感染当中不外乎五大人群：
一是供血者(干采浆者、卖血者、有偿供血者)。大约在1992～1995年间，我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湖北、安徽等多个省部分区域出现农民因“卖血”(干采浆)时血液被污染导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区域性暴发流行。其中，我国人口第一大省和农业大省河南的情况最严重。一些专家根据调查估测仅该省就有数百万人卷入“卖血致富”行列。目前，我国1992～1994年间因供血感染艾滋病毒的艾滋病人大量发作和病人死亡的高峰正在到来。有专家指出，我国大量供血者感染艾滋病毒事件，是世界公共卫生史上一起极为罕见的事故。
二是注射药物者(俗称扎毒者，是吸毒者中的一部分)。单纯吸毒行为和“一人一针一管”使用药物者，不会感染艾滋病毒。共用针具时(通常是多人同次或反复使用同一针具)，针具中有残余的血液，因此一人血中如有HIV，可导致数人、多人发生污染血造成的HIV感染。注射药物者的艾滋病毒感染率达30%左右。在一些药物依赖行为泛滥的重点村庄，这个数字高达50%～80%。据认为，在未来数年里，这部分人群仍是我国HIV感染主要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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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女性性工作者(我国多称暗娼、卖淫妇女)。社会学界的权威调查提示，我国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已逾百万人。在对此类人群的监测中发现，艾滋病毒感染率1995年仅0.02%，2000年为1.32%。5年增长66倍。估测在近数年中，男女关系引起的艾滋病毒传播将不断增多，并成为主要传播方式。
四是男男性接触者(主要是男同/双性爱者)。这是一个庞大的但主流社会对其知之甚少的人群。根据我国1990年以来的许多调查分析，我国有男同/双性爱者约1800万人。其中约800万人生活在城市。去年，全国在对这类人群的艾滋病毒流行状况科研问卷调查显示其感染率为5.4%。
五是性病患者。我国在1986年仅报告性病患者5万例，2000年报告88万例，实际数目可能是报告的10倍。2001年报告的年增长率下降，估测与上报率下降(因性病门诊被大量承包)有关。全国哨点监测性病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1995年为0.02%，2000年为1.1%。5年增长5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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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还有医源性传播和母婴传播。随着经性传播艾滋病毒感染者增多，女性阳性者正在增多，母婴传播AIDS婴儿将增多。
虽然我国一直下大力气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但是，经济、文化、体制等方面的制约，给预防工作无形中设置了许多“瓶颈”
张北川教授指出，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控制艾滋病已成为一项严峻的社会课题。但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相关工作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阻力。
其一是政治因素。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主席彼得·皮奥特在2002年世界AIDS大会上指出，“AIDS问题是全球性政治问题”。
实际上，预防艾滋病的具体对策是相对简单的。这些对策尽管很合理，但在实施上却遭遇政治上的困难。因为HIV的传播同多数人不赞成的“私人行为”有关。政府如果试图减轻这些行为对HIV的传播，部分民众会指责政府在姑息不道德行为。向民众讲明并使其认识到，保护所有人免受艾滋病侵害的最好办法就是帮助那些行为最危险的人们避免感染，这是我国目前最欠缺的关键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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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早在1997年就指出，“保守的性观念也许是预防艾滋病的最好办法之一，但是对这个准则的遵守从来都不是彻底的。在性观念保守的社会中，艾滋病照样会流行，保守观念会使人们歧视感染者或具有高危行为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这样就无法帮助他们采取比较安全的行为。如果把艾滋病毒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当作道德问题而不是公共卫生问题来对待，会阻碍为遏制这种疾病的流行所作的努力。”
其次是体制原因。正如改革开放中我国在众多方面遭遇了不适应新局势的体制因素一样，在控制艾滋病毒感染上，也面临体制因素的阻力。例如，1998年国家要求各种媒体推出公益性预防艾滋病宣传和推广安全套广告，一直遭遇极大阻力。国家意志在转变成地方的具体行动时，遭遇了相当的困难。
其三是全社会科学素质的落后。我国对大众，特别是青年人的性教育历史仅仅数年，有关麻醉剂及兴奋剂的教育，仅在个别省份开始。科学水平的严重落后，和单纯地希望用“道德”制约大众观念和行为的现实，使人们无法预防艾滋病流行。
不仅如此，我国科学界本身的素质也受到经济文化发展的严重制约。例如，对安全套的推广与以“忠实的性关系”为基础的性教育并不相悖，但部分学界人士一直把二者对立看待，以至于政界难以对学界的不同意见进行取舍。包括药物依赖和性病诊治专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社会需求等。
此外，还有经济因素和文化及风俗因素。据专家估测，要达到艾滋病控制的基本需求，我国各,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