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病，思维决定疗效
中医专家辛凯旋主任医师谈疾病的中医药治疗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那么，时隔多年，“挖掘伟大宝库”的行动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从业界权威人士的回答来看，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这种“挖掘”还远未达到如火如荼的程度，甚至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况。
中医讲寻病寻根，对于这种尴尬人们也是一再地寻根求底，有人发现导致它出现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思维……
对比东西方思维模式
辛凯旋院长认为：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对中医临床疗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了解这种差异对当代中医师提高临床疗效有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他谈到，中国传统人本文化是内学，以身心为主，正如梁启超在《劝学篇》里讲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国文化的重点是生命，追求“修身养性”。追求自身人格，道德的完美，如“成圣”、“得道”、“成仁”等等，是重主体性的。而西方文化恰恰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其所关心的重点是“自然”、是“知识”。它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的认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所以，西方文化教育发展出了“科学”，这是我们都了解的。而对于中国文化对身体外、自然的处理，总结起来即是“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心”，“心明便是天理”，这个“理”便是归纳法，即把许多分散的现象归纳成最终的一个“理”，这是一个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符号化的过程。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的“理”，这也是中医传统“理、法、方、药”之“理”。
, 百拇医药
东方文化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归纳”；西方文化是从微观上着眼“分析”。中医是以调理平衡为目的，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西医是以对抗为主，如抗菌、抗炎、抗休克、抗过敏等。中医诊断要归纳出“证”来；而西医则通过仪器要诊断出微观的“病”来。中医防病以精神调理为主，“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西医防病以消灭细菌为主，故重视“灭菌消毒”等等。中国几千年走的是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正视生命的心性之学的路子，此路走得不错，它凝聚了中华民族无数智者贤人的聪明才智，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但是，我们中医的现状却并非照着路子一直走下去那么简单。接下来辛院长的话题就暂时由中医转到了思维上。他指出，目前，能用“中式思维”来思维、做事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而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指导依据的就是东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在西方科技理念充斥世界每一个角落时，保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而离开这种思维模式，中医再谈疗效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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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方思维模式逐渐在人们的意识中淡出的现象，辛院长认为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历史谈起，但对几千年培育成熟的“中式思维”在短短的100多年间即被“西式思维”取代，他又认为光谈历史是不够的，历史仅仅只是表象。而在表象下面隐藏的“东西更替”的真正原因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甚至湮没。辛院长继而指出：这种强弱之势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客观意义上的强和弱，他举了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例子。初传之佛教，特别是那些比较忠实于正统佛教的佛教派别和学说，虽然借助于东来僧人的大力弘扬和某些帝王、贵族的极力护持以及因其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辩曾经风行一时，但是，在隋唐之前，佛教始终未能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思潮，它们的传布，常常作为某种中土文化的附属出现。这是因为相较于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实力，来自印度的佛教还是弱势文化。而到了隋唐两代，中国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此时的佛教已不像以往的佛教那样必须借助于中国本土文化之“拐杖”了，而是发展成为与儒道二教鼎足而立的独立的社会思潮。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佛教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即被儒学化、本土化了。这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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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院长谈到的第二重含义是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强和弱。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不可否认，这场运动给当时已近窒息的中华民族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如今人们也在反思这场运动，因为它的负面影响同样也是深远的。从它喊出“打倒孔家店”那一声口号开始，东方思维模式就在人们的头脑中似乎渐渐远去了。中医作为国学，精华与糟粕杂糅交织，治病出奇制胜与理论的古怪与扑朔迷离并存，需要后人不断条分缕析、去伪存真，为我所用。但无论怎么说，中医的整体思维作为东方思维模式毕竟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但是多少年来，以西方文化为理论根源的直观、快捷的西医取代了中医在人们头脑中的位置，中医的位置尴尬地由正统变成了旁支。人们常常谈起西医如何见效快、疗效好，中医见效如何慢、有太多东西需要改进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就是思维的力量。再举个小例子：连很多中医大夫在开药处方时都在使用“西式思维”。这也是辛院长在下一部分将要谈到的内容。
同是冠心病，思维不同疗效各异
, 百拇医药 在古代东方化的背景下，古人以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把复杂的人体、变化万千的疾病与复杂莫测的中药归纳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这就是辨证的“四诊八纲”和用药的“四气五味”。中医的“理、法、方、药”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不能分割的。
在当代西方文化背景下，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有三个基本要求——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验证。所有的中医师从小学开始所受的教育都是按符合这三个要求的模式进行的。按这个路子，中医师很自然地用中药要查其所含的化学成分及主要成分的药理作用。如某药含有抗某菌作用，某病是该菌引起的，就用该中药，不含这种抗菌成分的中药就不用。这样就出现诊断用西医病名，辨证用“四诊八纲”，用药按化学成分，割裂中医“理、法、方、药”全过程的情况。按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用中药肯定降低临床疗效，道理很简单——它割裂了中医的完整性、统一性。辛院长继而举例介绍，如“麻黄”这味药，按中药药性，它“辛温”，有发汗、利尿、平喘三个功效，而其可定量的有效成分麻黄碱只有平喘作用，而无利尿和发汗这两个功效。中药一经提出单一成分，它就不是这味中药了，就是另一种东西了。反之也不能仅以所谓某已知成分的药理为依据在临床上使用中药。因为中药成分极复杂，当前能定性定量的仅仅是极少数成分。又如某老年人腹胀，按西方思维模式认为是胃动力不足，属“气滞”，用含有增强胃蠕动作用成分的中药为枳实、厚朴、香附；而按东方思维模式认为该病属“胃阳不足”，用温胃健脾的干姜、白术、砂仁。前者愈通愈虚，疗效一般；后者疗效满意。再如某老年人被诊为冠心病，表现为胸闷、胸疼，按西方思维模式认为是瘀血，用含抗凝血成分的中药为丹参、白芍、桃仁、红花；而东方思维模式则认为是胸阳不振，用治疗胸痹的丹参、瓜蒌、薤白、半夏。前者疗效一般，后者疗效显著。所以，把握中医理论与中药的统一性，摆脱所谓“有效, 百拇医药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那么，时隔多年，“挖掘伟大宝库”的行动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从业界权威人士的回答来看，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这种“挖掘”还远未达到如火如荼的程度，甚至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况。
中医讲寻病寻根，对于这种尴尬人们也是一再地寻根求底，有人发现导致它出现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思维……
对比东西方思维模式
辛凯旋院长认为：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对中医临床疗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了解这种差异对当代中医师提高临床疗效有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他谈到，中国传统人本文化是内学，以身心为主，正如梁启超在《劝学篇》里讲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国文化的重点是生命，追求“修身养性”。追求自身人格，道德的完美，如“成圣”、“得道”、“成仁”等等，是重主体性的。而西方文化恰恰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其所关心的重点是“自然”、是“知识”。它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的认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所以，西方文化教育发展出了“科学”，这是我们都了解的。而对于中国文化对身体外、自然的处理，总结起来即是“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心”，“心明便是天理”，这个“理”便是归纳法，即把许多分散的现象归纳成最终的一个“理”，这是一个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符号化的过程。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的“理”，这也是中医传统“理、法、方、药”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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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归纳”；西方文化是从微观上着眼“分析”。中医是以调理平衡为目的，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西医是以对抗为主，如抗菌、抗炎、抗休克、抗过敏等。中医诊断要归纳出“证”来；而西医则通过仪器要诊断出微观的“病”来。中医防病以精神调理为主，“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西医防病以消灭细菌为主，故重视“灭菌消毒”等等。中国几千年走的是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正视生命的心性之学的路子，此路走得不错，它凝聚了中华民族无数智者贤人的聪明才智，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但是，我们中医的现状却并非照着路子一直走下去那么简单。接下来辛院长的话题就暂时由中医转到了思维上。他指出，目前，能用“中式思维”来思维、做事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而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指导依据的就是东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在西方科技理念充斥世界每一个角落时，保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而离开这种思维模式，中医再谈疗效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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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方思维模式逐渐在人们的意识中淡出的现象，辛院长认为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历史谈起，但对几千年培育成熟的“中式思维”在短短的100多年间即被“西式思维”取代，他又认为光谈历史是不够的，历史仅仅只是表象。而在表象下面隐藏的“东西更替”的真正原因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甚至湮没。辛院长继而指出：这种强弱之势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客观意义上的强和弱，他举了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例子。初传之佛教，特别是那些比较忠实于正统佛教的佛教派别和学说，虽然借助于东来僧人的大力弘扬和某些帝王、贵族的极力护持以及因其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辩曾经风行一时，但是，在隋唐之前，佛教始终未能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思潮，它们的传布，常常作为某种中土文化的附属出现。这是因为相较于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实力，来自印度的佛教还是弱势文化。而到了隋唐两代，中国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此时的佛教已不像以往的佛教那样必须借助于中国本土文化之“拐杖”了，而是发展成为与儒道二教鼎足而立的独立的社会思潮。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佛教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即被儒学化、本土化了。这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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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院长谈到的第二重含义是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强和弱。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不可否认，这场运动给当时已近窒息的中华民族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如今人们也在反思这场运动，因为它的负面影响同样也是深远的。从它喊出“打倒孔家店”那一声口号开始，东方思维模式就在人们的头脑中似乎渐渐远去了。中医作为国学，精华与糟粕杂糅交织，治病出奇制胜与理论的古怪与扑朔迷离并存，需要后人不断条分缕析、去伪存真，为我所用。但无论怎么说，中医的整体思维作为东方思维模式毕竟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但是多少年来，以西方文化为理论根源的直观、快捷的西医取代了中医在人们头脑中的位置，中医的位置尴尬地由正统变成了旁支。人们常常谈起西医如何见效快、疗效好，中医见效如何慢、有太多东西需要改进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就是思维的力量。再举个小例子：连很多中医大夫在开药处方时都在使用“西式思维”。这也是辛院长在下一部分将要谈到的内容。
同是冠心病，思维不同疗效各异
, 百拇医药 在古代东方化的背景下，古人以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把复杂的人体、变化万千的疾病与复杂莫测的中药归纳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这就是辨证的“四诊八纲”和用药的“四气五味”。中医的“理、法、方、药”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不能分割的。
在当代西方文化背景下，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有三个基本要求——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验证。所有的中医师从小学开始所受的教育都是按符合这三个要求的模式进行的。按这个路子，中医师很自然地用中药要查其所含的化学成分及主要成分的药理作用。如某药含有抗某菌作用，某病是该菌引起的，就用该中药，不含这种抗菌成分的中药就不用。这样就出现诊断用西医病名，辨证用“四诊八纲”，用药按化学成分，割裂中医“理、法、方、药”全过程的情况。按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用中药肯定降低临床疗效，道理很简单——它割裂了中医的完整性、统一性。辛院长继而举例介绍，如“麻黄”这味药，按中药药性，它“辛温”，有发汗、利尿、平喘三个功效，而其可定量的有效成分麻黄碱只有平喘作用，而无利尿和发汗这两个功效。中药一经提出单一成分，它就不是这味中药了，就是另一种东西了。反之也不能仅以所谓某已知成分的药理为依据在临床上使用中药。因为中药成分极复杂，当前能定性定量的仅仅是极少数成分。又如某老年人腹胀，按西方思维模式认为是胃动力不足，属“气滞”，用含有增强胃蠕动作用成分的中药为枳实、厚朴、香附；而按东方思维模式认为该病属“胃阳不足”，用温胃健脾的干姜、白术、砂仁。前者愈通愈虚，疗效一般；后者疗效满意。再如某老年人被诊为冠心病，表现为胸闷、胸疼，按西方思维模式认为是瘀血，用含抗凝血成分的中药为丹参、白芍、桃仁、红花；而东方思维模式则认为是胸阳不振，用治疗胸痹的丹参、瓜蒌、薤白、半夏。前者疗效一般，后者疗效显著。所以，把握中医理论与中药的统一性，摆脱所谓“有效,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