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为何难以被世界理解
姚新生院士一席谈
日本只批准了210个汉方药制剂，且这些制剂的原料75%由我国输入，可日本的汉方药制剂在国际市场的覆盖率已达80%；我国虽拥有4000种中药制剂，但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覆盖率仅为3%～5%。这种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
11月11日，在中国药学会年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药科大学教授姚新生以《21世纪中药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题作了报告。他指出，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1、中药的生产工艺过程离现代医药工业优质化生产过程要求还有很大差距。2、中药原料来自自然，又多为人工采收、加工，受天气、地域差别及人为因素影响很大。加之原料、半成品及最终产品质量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还不到位，缺乏严格的质量监控标准和良好的监控方法，难以保证产品质量的均一、稳定。3、中药产品的疗效由于缺乏采用现代药物临床常用的“随机分组”、“对照”、“双盲”等科学实验方法获得的科学数据，难以为现代医学工作者及各国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所信服。4、对中药产品适应症、功效与用途等中医理论的深奥说明，很少用现代医学理论作出科学的表达，直接阻碍了中药产品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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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我国在中药、天然药物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时，他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首先是对活性成分的研究开展不够或方法不当。不少研究者只是单纯进行化学研究，满足于发现一些新化合物并发表文章，对有临床经验积累的中药或民间药兴趣不大，宁可去找寻新的植物资源，而不管是否有活性或临床经验。活性成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不当，多半只是将分离得到的化合物测定结构之后，送至有关部门进行活性筛选，碰着算，碰不着拉倒。较少有人采用活性指导下的导向分离方法，因此那些含量甚微又难以分离的活性成分在分离中可能丢失，丢失了也难以察觉。
其次是化学家与生物学家相互脱节。生物学家尽管不断宣布在身体机能、细胞或基因调控方面有新的发现，但未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灵敏、简便、可靠的活性筛选体系，因此化学家即使想进行活性成分研究，也常常无法进行。
第三是未能充分重视中医药的传统经验。中药多以汤剂形式应用，而水溶性成分过去很少成为化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迄今，多沿用西方做法，将中药当做一般的植物药研究，但实际上中药很少单用，多为组方用药。中药的疗效主要是方剂的药效，但中药方剂有效成分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化学家很少涉足，甚至望而生畏，不敢或不想 涉足。
, 百拇医药
第四是以往多采用西医思想研究中药，故成效不大。西医多强调对症的、局部的治疗，强调单一活性化合物对单一靶点的作用，希望药到病除、立竿见影，采用的多是攻击性或排除性的方法。而中医则强调治本或标本兼治，强调对整体的作用，强调通过中药方剂中多种成分对身体的多向调节作用，达到调动机体内因、调整机体平衡、祛病养生的目的。研究中药活性成分时，如果选用的是体现西医哲学思想的活性筛选模型，用做阳性对照的又是那些符合西医对症治疗观点、作用剧烈的西药时，则对中药活性成分的研究结果常常令人感到失望。
在研究常用中药，尤其是中药中的上品或其制剂时，这种情况更为多见。此外，由于对中医关于中药功能、主治叙述中采用的深奥难懂的哲学用语理解不一，建立的动物模型或活性筛选体系往往不能正确表达中药及复方制剂的临床效果，所以得到的“活性成分”或“有效成分”不被中医认可，或者认为不能真正体现中医用药的精髓。另外，只用单一活性筛选体系追踪分离得到的活性物质，也很难合理说明中药及方剂起作用的物质基础。尽管现在提倡采用多指标活性筛选体系进行方剂作用物质基础的研究，但实行起来存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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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研究成果有部分未能进一步提高或推广应用。如从中药或天然药物中得到的活性成分，往往没能做更深的结构修饰或结构改造，并就结构?活性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创新药贡献不大。加之研究成果未能更好地用于指导中药制剂的标准化、规范化，对推动中药
现代化的作用也不大。
姚新生院士指出，日本从1960年起大约用了15年，完成了汉方药制剂生产的规范化、标准化过程，结果大大提高了汉方药制剂的质量。应用汉方药治疗的医生人数从1980年的28%增加到了1993年的76.8%，汉方药制剂也从原来的一般用汉方药制剂发展到医疗用汉方制剂，并允许在国民健康保险中支付有关费用。欧洲在中药及天然药物中研究开发创新药物的经验是，既尊重传统经验，又不拘泥传统经验；既注意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又不受创新药只限于纯化合物概念的限制，而是提出了植物疗法与药物疗法的概念。其植物疗法的代表性产品有银杏制剂、大蒜制剂等。
姚新生院士等人认为，中药只有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才能发扬光大。中药制剂要想真正走向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必须为世界所理解、接受，如中药制剂的主治、用途等说明，应能为西方医学工作者理解，试验数据等研究资料应能与国际规范化要求接轨，使国际社会确信我们所提供的中药复方制剂确实做到了“安全、有效、可控、稳定”，并能取得国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如FDA)的审查批准。, 百拇医药
日本只批准了210个汉方药制剂，且这些制剂的原料75%由我国输入，可日本的汉方药制剂在国际市场的覆盖率已达80%；我国虽拥有4000种中药制剂，但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覆盖率仅为3%～5%。这种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
11月11日，在中国药学会年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药科大学教授姚新生以《21世纪中药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题作了报告。他指出，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1、中药的生产工艺过程离现代医药工业优质化生产过程要求还有很大差距。2、中药原料来自自然，又多为人工采收、加工，受天气、地域差别及人为因素影响很大。加之原料、半成品及最终产品质量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还不到位，缺乏严格的质量监控标准和良好的监控方法，难以保证产品质量的均一、稳定。3、中药产品的疗效由于缺乏采用现代药物临床常用的“随机分组”、“对照”、“双盲”等科学实验方法获得的科学数据，难以为现代医学工作者及各国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所信服。4、对中药产品适应症、功效与用途等中医理论的深奥说明，很少用现代医学理论作出科学的表达，直接阻碍了中药产品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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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我国在中药、天然药物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时，他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首先是对活性成分的研究开展不够或方法不当。不少研究者只是单纯进行化学研究，满足于发现一些新化合物并发表文章，对有临床经验积累的中药或民间药兴趣不大，宁可去找寻新的植物资源，而不管是否有活性或临床经验。活性成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不当，多半只是将分离得到的化合物测定结构之后，送至有关部门进行活性筛选，碰着算，碰不着拉倒。较少有人采用活性指导下的导向分离方法，因此那些含量甚微又难以分离的活性成分在分离中可能丢失，丢失了也难以察觉。
其次是化学家与生物学家相互脱节。生物学家尽管不断宣布在身体机能、细胞或基因调控方面有新的发现，但未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灵敏、简便、可靠的活性筛选体系，因此化学家即使想进行活性成分研究，也常常无法进行。
第三是未能充分重视中医药的传统经验。中药多以汤剂形式应用，而水溶性成分过去很少成为化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迄今，多沿用西方做法，将中药当做一般的植物药研究，但实际上中药很少单用，多为组方用药。中药的疗效主要是方剂的药效，但中药方剂有效成分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化学家很少涉足，甚至望而生畏，不敢或不想 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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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以往多采用西医思想研究中药，故成效不大。西医多强调对症的、局部的治疗，强调单一活性化合物对单一靶点的作用，希望药到病除、立竿见影，采用的多是攻击性或排除性的方法。而中医则强调治本或标本兼治，强调对整体的作用，强调通过中药方剂中多种成分对身体的多向调节作用，达到调动机体内因、调整机体平衡、祛病养生的目的。研究中药活性成分时，如果选用的是体现西医哲学思想的活性筛选模型，用做阳性对照的又是那些符合西医对症治疗观点、作用剧烈的西药时，则对中药活性成分的研究结果常常令人感到失望。
在研究常用中药，尤其是中药中的上品或其制剂时，这种情况更为多见。此外，由于对中医关于中药功能、主治叙述中采用的深奥难懂的哲学用语理解不一，建立的动物模型或活性筛选体系往往不能正确表达中药及复方制剂的临床效果，所以得到的“活性成分”或“有效成分”不被中医认可，或者认为不能真正体现中医用药的精髓。另外，只用单一活性筛选体系追踪分离得到的活性物质，也很难合理说明中药及方剂起作用的物质基础。尽管现在提倡采用多指标活性筛选体系进行方剂作用物质基础的研究，但实行起来存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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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研究成果有部分未能进一步提高或推广应用。如从中药或天然药物中得到的活性成分，往往没能做更深的结构修饰或结构改造，并就结构?活性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创新药贡献不大。加之研究成果未能更好地用于指导中药制剂的标准化、规范化，对推动中药
现代化的作用也不大。
姚新生院士指出，日本从1960年起大约用了15年，完成了汉方药制剂生产的规范化、标准化过程，结果大大提高了汉方药制剂的质量。应用汉方药治疗的医生人数从1980年的28%增加到了1993年的76.8%，汉方药制剂也从原来的一般用汉方药制剂发展到医疗用汉方制剂，并允许在国民健康保险中支付有关费用。欧洲在中药及天然药物中研究开发创新药物的经验是，既尊重传统经验，又不拘泥传统经验；既注意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又不受创新药只限于纯化合物概念的限制，而是提出了植物疗法与药物疗法的概念。其植物疗法的代表性产品有银杏制剂、大蒜制剂等。
姚新生院士等人认为，中药只有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才能发扬光大。中药制剂要想真正走向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必须为世界所理解、接受，如中药制剂的主治、用途等说明，应能为西方医学工作者理解，试验数据等研究资料应能与国际规范化要求接轨，使国际社会确信我们所提供的中药复方制剂确实做到了“安全、有效、可控、稳定”，并能取得国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如FDA)的审查批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