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思维模式决定中医临床疗效
山东省交通医院 辛凯旋 于文强
了解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对当代中医师提高临床疗效至关重要，但目前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本文就有关问题“抛砖引玉”，期望与同道作进一步的探讨。
“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为何物？当今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长大的人大概已很难知晓了。中医是在东方文化环境中产生、发展、成熟的，它在纯西方文化环境中很难被人完全接受、理解。所以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把握东方文化思维模式，对理解中医至关重要，对继承中医药学必不可少。
一、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在这里只能就与影响中医临床疗效的有关内容进行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学，以身心为主，正如梁启超在《劝学篇》里讲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国文化的重点是生命，追求“修身养性”，追求自身人格、道德的完美，如“成圣”、“成佛”、“成仙”、“得道”、“成仁”等等，是重主体性的。而西方文化恰恰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其所关心的重点是“自然”、是“知识”。它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的知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出了“科学”，这是我们都熟悉的。中国文化怎么处理身体外的、自然的一切呢，总结起来即是“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心”，“心明便是天理”，这个“理”便是归纳法，即把许多分散的现象归纳成最终的一个“理”，这是一个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符号化的过程。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的“理”。这也是中医传统“理、法、方、药”之“理”。
, 百拇医药
东方文化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归纳”；西方文化是从微观上着眼“分析”。中医是以调理平衡为目的，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西医是以对抗为主，如抗菌、抗炎、抗休克、抗过敏等。中医诊断要归纳出“证”来；而西医则通过仪器要诊断出微观的“病”来。中医防病以精神调理为主，“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西医防病以消灭细菌为主，故重视“灭菌消毒”等等。中国几千年走的是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正视生命的心性之学的路子，此路走得不错，它凝聚了中华民族无数智者贤人的聪明才智，也体现在中医药学方面，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二、中医理论与中药的统一性
在古代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古人以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把复杂的人体、变化万千的疾病与复杂莫测的中药归纳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这就是辨证的“四诊八纲”和用药的“四气五味”。中医的“理、法、方、药”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不能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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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西方文化背景下，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有三个基本要求——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验证。所有的中医师从小学开始所受的教育都是按符合这三个要求的模式进行的。按这个路子，中医师很自然的用中药要查其所含的化学成分及主要成分的药理作用。如某药含有抗某菌作用，某病是该菌引起的，就用该中药，不含这种抗菌成分的中药就不用。这样就出现，诊断用西医病名，辨证用“四诊八纲”，用药按化学成分，割裂中医“理、法、方、药”全过程的情况。按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用中药肯定降低临床疗效，道理很简单——它割裂了中医的完整性、统一性，就好像步枪的瞄准器装在大炮上，肯定难以击中目标，因为它不配套。如“麻黄”这味药，按中药药性，它“辛温”，有发汗、利尿、平喘三个功效，而其可定量的有效成分麻黄碱只有平喘作用，而无利尿和发汗这两个功效。中药一经提出单一成分，它就不是这味中药了，而是这味药的“提取物”，是另一种东西了。反之也不能仅以所谓某已知成分的药理为依据临床使用该中药。因为中药成分极复杂，当前能定性定量的仅仅是极少数成分。又如某老年人腹胀，按西方思维模式认为是胃动力不足，属“气滞”，用含有增强胃蠕动作用成分的中药：枳实、厚朴、香附；而按东方思维模式认为“胃阳不足”，用温胃健脾的干姜、白术、砂仁。前者愈通愈虚，疗效一般；后者疗效满意。再如某老年人被诊为冠心病，表现为胸闷、胸痛，按西方思维模式认为是瘀血，用含抗凝血成分的中药：丹参、白芍、桃仁、红花；按东方思维模式认为是胸阳不振，用治疗胸痹的丹参、瓜蒌、薤白、半夏。前者疗效一般，后者疗效显著。所以把握中医理论与中药的统一性，摆脱所谓“有效成分”观念的羁绊，运用“四气五味”、“升降沉浮”理论指导用药，对于提高中医临床疗效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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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气”的盛衰，是理解中医理论的关键
“气”这个概念，是在古代东方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少说也有三千年的历史。如果用当代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科学”的观点去给它下定义则很难。笔者认为“气”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古人从自然、人体的各种现象中归纳出来的，有某现象就有某“气”，无某现象就无某“气”，“气”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如，电灯亮了，肯定有电，灯灭了就无电了。电是通过电灯发光表现出来的。在自然的范围内，“气”是整个宇宙自然生命力的表现；在人体范围内，“气”是人体生命力和各种功能的表现。正如《内经》所言，“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人体“气”的盛衰一般受先天和后天两个因素影响：先天因素如《上古天真论》所论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而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而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后天因素也如《上古天真论》所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正是因为人体“正气”的盛衰受年龄、环境、生活习惯因素的影响，所以人和人之间、同一个人不同年龄之间差异很大，但有一个趋势是不变的，就是人体无可奈何的衰老过程，正是“白发无知又上巅，揽镜几回奈何天。莫羡离离春风草，落尽还生年复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元气”只会减少，不会增加，所以“保元”、“无损则是补”，是东方文化思维模式从生命的全过程观察各种生理现象得出的结论。例如某中年男子因房事过度而阳痿，按以上观点看，诊为“肾气损耗”，只要清心寡欲、劳逸适度、忌房事三个月到六个月不必服药，可自然恢复。若按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看，是性机能减退，要使用含有雄性激素的中药，或扩张局部血管的药，如海马、鹿茸、人参、虫草之类……且不嘱其忌房事，结果其病程延长，而且还造成“阴虚阳衰”，病情进一步复杂生变，而更难恢复。治疗其他病也是同样道理。祛除病因，让“正气”自己慢慢恢复，以达到“否, 百拇医药
了解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对当代中医师提高临床疗效至关重要，但目前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本文就有关问题“抛砖引玉”，期望与同道作进一步的探讨。
“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为何物？当今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长大的人大概已很难知晓了。中医是在东方文化环境中产生、发展、成熟的，它在纯西方文化环境中很难被人完全接受、理解。所以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把握东方文化思维模式，对理解中医至关重要，对继承中医药学必不可少。
一、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在这里只能就与影响中医临床疗效的有关内容进行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学，以身心为主，正如梁启超在《劝学篇》里讲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国文化的重点是生命，追求“修身养性”，追求自身人格、道德的完美，如“成圣”、“成佛”、“成仙”、“得道”、“成仁”等等，是重主体性的。而西方文化恰恰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其所关心的重点是“自然”、是“知识”。它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的知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出了“科学”，这是我们都熟悉的。中国文化怎么处理身体外的、自然的一切呢，总结起来即是“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心”，“心明便是天理”，这个“理”便是归纳法，即把许多分散的现象归纳成最终的一个“理”，这是一个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符号化的过程。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的“理”。这也是中医传统“理、法、方、药”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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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归纳”；西方文化是从微观上着眼“分析”。中医是以调理平衡为目的，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西医是以对抗为主，如抗菌、抗炎、抗休克、抗过敏等。中医诊断要归纳出“证”来；而西医则通过仪器要诊断出微观的“病”来。中医防病以精神调理为主，“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西医防病以消灭细菌为主，故重视“灭菌消毒”等等。中国几千年走的是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正视生命的心性之学的路子，此路走得不错，它凝聚了中华民族无数智者贤人的聪明才智，也体现在中医药学方面，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二、中医理论与中药的统一性
在古代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古人以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把复杂的人体、变化万千的疾病与复杂莫测的中药归纳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这就是辨证的“四诊八纲”和用药的“四气五味”。中医的“理、法、方、药”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不能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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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西方文化背景下，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有三个基本要求——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验证。所有的中医师从小学开始所受的教育都是按符合这三个要求的模式进行的。按这个路子，中医师很自然的用中药要查其所含的化学成分及主要成分的药理作用。如某药含有抗某菌作用，某病是该菌引起的，就用该中药，不含这种抗菌成分的中药就不用。这样就出现，诊断用西医病名，辨证用“四诊八纲”，用药按化学成分，割裂中医“理、法、方、药”全过程的情况。按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用中药肯定降低临床疗效，道理很简单——它割裂了中医的完整性、统一性，就好像步枪的瞄准器装在大炮上，肯定难以击中目标，因为它不配套。如“麻黄”这味药，按中药药性，它“辛温”，有发汗、利尿、平喘三个功效，而其可定量的有效成分麻黄碱只有平喘作用，而无利尿和发汗这两个功效。中药一经提出单一成分，它就不是这味中药了，而是这味药的“提取物”，是另一种东西了。反之也不能仅以所谓某已知成分的药理为依据临床使用该中药。因为中药成分极复杂，当前能定性定量的仅仅是极少数成分。又如某老年人腹胀，按西方思维模式认为是胃动力不足，属“气滞”，用含有增强胃蠕动作用成分的中药：枳实、厚朴、香附；而按东方思维模式认为“胃阳不足”，用温胃健脾的干姜、白术、砂仁。前者愈通愈虚，疗效一般；后者疗效满意。再如某老年人被诊为冠心病，表现为胸闷、胸痛，按西方思维模式认为是瘀血，用含抗凝血成分的中药：丹参、白芍、桃仁、红花；按东方思维模式认为是胸阳不振，用治疗胸痹的丹参、瓜蒌、薤白、半夏。前者疗效一般，后者疗效显著。所以把握中医理论与中药的统一性，摆脱所谓“有效成分”观念的羁绊，运用“四气五味”、“升降沉浮”理论指导用药，对于提高中医临床疗效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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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气”的盛衰，是理解中医理论的关键
“气”这个概念，是在古代东方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少说也有三千年的历史。如果用当代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科学”的观点去给它下定义则很难。笔者认为“气”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古人从自然、人体的各种现象中归纳出来的，有某现象就有某“气”，无某现象就无某“气”，“气”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如，电灯亮了，肯定有电，灯灭了就无电了。电是通过电灯发光表现出来的。在自然的范围内，“气”是整个宇宙自然生命力的表现；在人体范围内，“气”是人体生命力和各种功能的表现。正如《内经》所言，“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人体“气”的盛衰一般受先天和后天两个因素影响：先天因素如《上古天真论》所论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而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而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后天因素也如《上古天真论》所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正是因为人体“正气”的盛衰受年龄、环境、生活习惯因素的影响，所以人和人之间、同一个人不同年龄之间差异很大，但有一个趋势是不变的，就是人体无可奈何的衰老过程，正是“白发无知又上巅，揽镜几回奈何天。莫羡离离春风草，落尽还生年复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元气”只会减少，不会增加，所以“保元”、“无损则是补”，是东方文化思维模式从生命的全过程观察各种生理现象得出的结论。例如某中年男子因房事过度而阳痿，按以上观点看，诊为“肾气损耗”，只要清心寡欲、劳逸适度、忌房事三个月到六个月不必服药，可自然恢复。若按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看，是性机能减退，要使用含有雄性激素的中药，或扩张局部血管的药，如海马、鹿茸、人参、虫草之类……且不嘱其忌房事，结果其病程延长，而且还造成“阴虚阳衰”，病情进一步复杂生变，而更难恢复。治疗其他病也是同样道理。祛除病因，让“正气”自己慢慢恢复，以达到“否,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