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给人类敲响警钟
家里的“84消毒液”用完了，我去超市里买，被告知“没货”，我又去了另一家，也是如此。据说这都是非典闹的。相应的商品还有口罩、喷雾器等也都成了紧俏货。在一些疫情相对较重的地方，随处可见脸上捂着大口罩行色匆匆的人们。回家打开电脑，又看见了北京、太原反击“封城”谣传的新闻，据说“封城说”已引发了市场供应和商品价格波动等等。没买到消毒液的我，不禁也有些“恐慌”了。
在这场应对非典的“战争”中，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的表现均值得深思和回味。虽然“战争”仍在继续，但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就足以给人们敲响警钟……
恐慌的背后
非典给人们带来了恐慌。
为什么用“带来”？这是因为我们总是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全世界最安全的环境中，我们总是以为危机不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当危机突然来临的时候，过于乐观的公众就特别容易惊慌失措，再加上小道消息的滋生蔓延，公民的非理性情绪就会增长，长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质变成了恐慌。有些地方板蓝根脱销、几元钱的消毒剂卖到几十元一瓶，无疑就是这种恐慌心态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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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指出，在一个理性的社会里，恐慌是不会轻易盛行的。而在非理性情绪面前，不要说非典这样的流疫，即使是一件小事，都可扩散为一个社会危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日本在全球石油危机的背景下，曾爆发过手纸危机。原因竟然是因为一家小超市手纸降价，市民争相购买，后来发展到挤垮超市，而且迅速波及全日本，引发了手纸危机。
那么，我们该如何控制非理性的情绪、在遭遇危机时尽可能的理性对待呢？国外较为成熟的模式是对公众进行危机意识教育，让市民们树立一种居安思危、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危机意识。其实，我们的公众缺乏的正是这种教育，我们的社会缺乏的正是临危不乱、应对有策的现代新公民。
但是，单纯的“公众教育”就能完全避免恐慌吗？
不能。
如果抛开政府而一味对公众的“非理性情结”进行说教，那么公众则显得很无辜。在面对这次非典流疫时，大量未经甄别的信息充斥着人们的大脑，比如有人说，这种病毒极其危险，会导致病人的肺部纤维化，即使病好了，纤维化也难以恢复。而有些媒介的公开说法则是这种病可以医治，治愈率高达90%以上，相当于得一场重感冒，不会形成终身的侵害。这些大都是在政府主流信息披露之前出现的。那么，如果政府和媒介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据、透明度更高一些，公众对此产生了信任，就不再容易产生恐慌的心理。由是观之，避免和应对公众恐慌，是一个成熟社会所必须具有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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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丢失的健康理念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曾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西方医学的源流也可以追溯到那个年代——希波克拉底时代。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曾在悬铃木树下设坛论道，广授门徒。他有句著名的箴言：自然是疾病的康复者。隔着书页，我们无法向他询问个中的奥妙，但他的告诫却掷地有声：尊重自然、尊重规律。
然而，现在这些话就像那遥远的年代、像那随着城市的出现而消失的自然风景一样，正日渐离我们远去。
城市的出现给病菌带来了好运，在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系统的情况下，更加稠密的人口只会使病菌更多和更快地滋生。工商贸易的兴起导致人口和货物的广泛流动，为病菌创造了超出发生地以外的广大的繁殖场；喷气式飞机本来是为了人类的方便，却也可能演变成传染病的强有力的载体。非典病毒(SARS)在短暂的时间内传播到几十个国家，就证明了在我们今天发达的国际体系中，病毒可以和人一样轻松来去。人们原先认为不过是在遥远的国度引起一些古怪疾病的病菌，可能在一瞬间就来到你面前施展致命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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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面面，人们都在利用着自然，但也在或多或少的违背着自然规律。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对不能化解的矛盾，就像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环境污染一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希波克拉底是最早使用手术治疗各种疾病的大夫。但是，自然与手术，看似两种格格不入的东西，在他那里却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他遵循的原则就是尊重自然、尊重规律。
再回到医学的主题上来，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在与这些疾病对抗的过程中，医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有了医学却并不等于有了健康。以前一段时间广东和北京防治非典的情况为例，广东虽然发病多，但近阶段的防治却卓有成效，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和赞扬；而北京则相对要差一些。这是医学问题吗？当然不是。论医疗实力，北京只能强于广东，但控制疾病的结果却反了过来。曾有消息报道，北京医界方面曾有人一直坚持非典病毒是衣原体的说法，而广东医界则务实地尊重自然，尊重规律。最后个中优劣成败就不难看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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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中的必然
有学者这样谈道，很多迹象表明，引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病毒来自动物。这也许并非偶然。一般来说，人类的传染病，主要经由动物、植物和人类自身传播。经由动物传播的传染病，历史上著名的案例有鼠疫，现代著名的案例则是20世纪90年代在香港频频发生的禽流感，以及英国疯牛病导致的人体感染。
专家指出，疯牛病、禽流感的出现都与大规模饲养技术有关。这种饲养技术把家禽、家畜密集起来，喂养统一制造的饲料，饲料中含有大量刺激生长的激素或类似激素的成分，以及大量的同时适用于人类的抗生素。在这种情况下，寄生在家禽、家畜体内的病毒、病菌，就会不断产生新的变种，而这些不惧怕抗生素的新型病毒，非常有可能传染给人类，并造成人类社会对此传染病无药可医的被动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近些年来，人与动物的亲密接触增加了许多新的途径。其一是人们对野味的嗜好。很多餐馆往往把野生的蛇、穿山甲等动物临时集中饲养在狭小的空间里，宰杀后的野生动物残体更是随意地混放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各自有生存范围的野生动物，被人为地混居在一起，从而导致野生动物之间的病毒、病菌发生交叉感染，并有可能形成新型病毒、病菌，然后又传染给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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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饲养宠物的普及化。人与宠物的接触越来越密切。但是，许多饲养宠物的人，往往忽略对宠物的卫生防疫管理；然而更大的问题是随意扔弃宠物，从而造成严重的宠物污染。从这个角度来说，非典型肺炎即使不是宠物惹得祸，但是，如果不改变现有宠物饲养上的种种问题，迟早宠物也会惹下其它的什么“非典”麻烦来的。
然而这仅仅是必然中的几个因素。
目前，中国社会的人员流动呈现出与日俱增的局面。面对这种变化，方方面面几乎都在津津乐道其正面效应，例如假日经济、增强异地交流，却很少研究可能发生的负面效应，例如疫情的传播。
再者，目前我们的卫生环境还远远达不到让人放心的程度，而且大都存在不平衡分布的问题。有的人生活在卫生条件非常好的环境中，有的人则生活在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环境里，而更多的人介于两者中间。, http://www.100md.com
在这场应对非典的“战争”中，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的表现均值得深思和回味。虽然“战争”仍在继续，但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就足以给人们敲响警钟……
恐慌的背后
非典给人们带来了恐慌。
为什么用“带来”？这是因为我们总是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全世界最安全的环境中，我们总是以为危机不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当危机突然来临的时候，过于乐观的公众就特别容易惊慌失措，再加上小道消息的滋生蔓延，公民的非理性情绪就会增长，长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质变成了恐慌。有些地方板蓝根脱销、几元钱的消毒剂卖到几十元一瓶，无疑就是这种恐慌心态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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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指出，在一个理性的社会里，恐慌是不会轻易盛行的。而在非理性情绪面前，不要说非典这样的流疫，即使是一件小事，都可扩散为一个社会危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日本在全球石油危机的背景下，曾爆发过手纸危机。原因竟然是因为一家小超市手纸降价，市民争相购买，后来发展到挤垮超市，而且迅速波及全日本，引发了手纸危机。
那么，我们该如何控制非理性的情绪、在遭遇危机时尽可能的理性对待呢？国外较为成熟的模式是对公众进行危机意识教育，让市民们树立一种居安思危、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危机意识。其实，我们的公众缺乏的正是这种教育，我们的社会缺乏的正是临危不乱、应对有策的现代新公民。
但是，单纯的“公众教育”就能完全避免恐慌吗？
不能。
如果抛开政府而一味对公众的“非理性情结”进行说教，那么公众则显得很无辜。在面对这次非典流疫时，大量未经甄别的信息充斥着人们的大脑，比如有人说，这种病毒极其危险，会导致病人的肺部纤维化，即使病好了，纤维化也难以恢复。而有些媒介的公开说法则是这种病可以医治，治愈率高达90%以上，相当于得一场重感冒，不会形成终身的侵害。这些大都是在政府主流信息披露之前出现的。那么，如果政府和媒介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据、透明度更高一些，公众对此产生了信任，就不再容易产生恐慌的心理。由是观之，避免和应对公众恐慌，是一个成熟社会所必须具有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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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曾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西方医学的源流也可以追溯到那个年代——希波克拉底时代。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曾在悬铃木树下设坛论道，广授门徒。他有句著名的箴言：自然是疾病的康复者。隔着书页，我们无法向他询问个中的奥妙，但他的告诫却掷地有声：尊重自然、尊重规律。
然而，现在这些话就像那遥远的年代、像那随着城市的出现而消失的自然风景一样，正日渐离我们远去。
城市的出现给病菌带来了好运，在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系统的情况下，更加稠密的人口只会使病菌更多和更快地滋生。工商贸易的兴起导致人口和货物的广泛流动，为病菌创造了超出发生地以外的广大的繁殖场；喷气式飞机本来是为了人类的方便，却也可能演变成传染病的强有力的载体。非典病毒(SARS)在短暂的时间内传播到几十个国家，就证明了在我们今天发达的国际体系中，病毒可以和人一样轻松来去。人们原先认为不过是在遥远的国度引起一些古怪疾病的病菌，可能在一瞬间就来到你面前施展致命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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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医学的主题上来，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在与这些疾病对抗的过程中，医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有了医学却并不等于有了健康。以前一段时间广东和北京防治非典的情况为例，广东虽然发病多，但近阶段的防治却卓有成效，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和赞扬；而北京则相对要差一些。这是医学问题吗？当然不是。论医疗实力，北京只能强于广东，但控制疾病的结果却反了过来。曾有消息报道，北京医界方面曾有人一直坚持非典病毒是衣原体的说法，而广东医界则务实地尊重自然，尊重规律。最后个中优劣成败就不难看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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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这样谈道，很多迹象表明，引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病毒来自动物。这也许并非偶然。一般来说，人类的传染病，主要经由动物、植物和人类自身传播。经由动物传播的传染病，历史上著名的案例有鼠疫，现代著名的案例则是20世纪90年代在香港频频发生的禽流感，以及英国疯牛病导致的人体感染。
专家指出，疯牛病、禽流感的出现都与大规模饲养技术有关。这种饲养技术把家禽、家畜密集起来，喂养统一制造的饲料，饲料中含有大量刺激生长的激素或类似激素的成分，以及大量的同时适用于人类的抗生素。在这种情况下，寄生在家禽、家畜体内的病毒、病菌，就会不断产生新的变种，而这些不惧怕抗生素的新型病毒，非常有可能传染给人类，并造成人类社会对此传染病无药可医的被动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近些年来，人与动物的亲密接触增加了许多新的途径。其一是人们对野味的嗜好。很多餐馆往往把野生的蛇、穿山甲等动物临时集中饲养在狭小的空间里，宰杀后的野生动物残体更是随意地混放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各自有生存范围的野生动物，被人为地混居在一起，从而导致野生动物之间的病毒、病菌发生交叉感染，并有可能形成新型病毒、病菌，然后又传染给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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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饲养宠物的普及化。人与宠物的接触越来越密切。但是，许多饲养宠物的人，往往忽略对宠物的卫生防疫管理；然而更大的问题是随意扔弃宠物，从而造成严重的宠物污染。从这个角度来说，非典型肺炎即使不是宠物惹得祸，但是，如果不改变现有宠物饲养上的种种问题，迟早宠物也会惹下其它的什么“非典”麻烦来的。
然而这仅仅是必然中的几个因素。
目前，中国社会的人员流动呈现出与日俱增的局面。面对这种变化，方方面面几乎都在津津乐道其正面效应，例如假日经济、增强异地交流，却很少研究可能发生的负面效应，例如疫情的传播。
再者，目前我们的卫生环境还远远达不到让人放心的程度，而且大都存在不平衡分布的问题。有的人生活在卫生条件非常好的环境中，有的人则生活在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环境里，而更多的人介于两者中间。,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