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神较量---记广州医学院第一附院“非典”病区一线医护人员
明亮的日光灯，无菌的空间，一个个奔忙着的白色身影……从2002年12月22日接诊第一个“非典”病人起，这里就一直维持着高度戒备状态。这里是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ICU)———全广东最危重、传染性最高的“非典”患者病区，这里每个病人一天的病历资料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病区的量。
当人们开始从“非典”事件的恐慌中走出来时，这里的白衣天使们却依旧站在生与死的边缘。今年3月，记者获得特许进入这个高危病区，耳闻目睹的每一个细节，无不让人感动落泪。
记者全副武装直击高危病区
当记者一行来到重重阻隔的监护室门外时，却发现这里没有想象中的紧张、严肃气氛，医生护士们有说有笑。正是午饭时间，医生办公室的桌子上摆满了快餐饭盒，有些人已经在吃了。“你看，我们都在这里吃饭，不用怕的。”一位护士长笑着说。一旁的刘副主任忙着吩咐护士给我们三人拿来隔离服、口罩、头帽和鞋套，又打趣地说：“医院让我们好好保护你们，你看，你们的防护比我们还先进啊!”
, 百拇医药
好一番张罗，我们3人终于“全副武装”地跟着刘副主任踏进了这个被外界称为“神秘可怕之地”的封闭空间。
这里的人都看不清样子，大家从头到脚都包着，只露出两只眼睛。医护人员互相打招呼也只能依靠平常的熟悉程度来辨认。
忙碌的医护人员没空理会我们，他们关心的只是躺在病床上、隔离室里的病人———三四名医护人员此刻正近距离地为一名危重病人做纤维镜吸附，把他气管里的积痰一点一点地吸出来；护士们拿着病情记录匆匆走过病床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扫视一眼监护屏幕；有的护士正忙着为病人擦洗身体、清理吸氧和呼吸设备；“过来帮个忙”，一声求助，4名医护人员立即赶到病床前……
采访只能零碎地进行。护士长告诉我们，姑娘们平时是24小时实行三班倒，但最近她们也和医生一样，忙得倒乱了上下班时间。“我们有些人为了减轻家里人的心理压力，主动提出和家人‘分房’睡，甚至干脆另外租房搬到外面去住!”“有些医生累倒了，但大家很团结、很合作、主动地互相补位!”刘副主任说：“虽然大家心里都会有一些压力，或者来自工作，也或者来自家庭，但没有一个人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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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医生问：“能给我两个小时的假吗？”
从接诊第一位“非典”患者到现在，作为ICU惟一一名男性的徐医生已经连续3个月取消了休息日。有一天，他向部门主任提了一个要求：能给我两个小时休息吗？我马上就回来。
这个要求让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奇怪，因为把连续工作48小时当成家常便饭的徐医生，早就该好好休息了，为什么独独申请请假两个小时？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徐医生的这两个小时是去探望他患有心脏病的老父!
徐医生是家里的长子，年前就患病入院的父亲就住在这家医院里，他却抽不出一点时间来陪老人家。“我老爸有人陪，缺了我还行，还能做手术，但监护室的病人少了我就会有危险，我放心不下他们啊!”
2月13日，在ICU3名医生同时累倒、其他专家又忙着开会的情况下，徐医生一人承担起了广医附一院整个ICU的日常工作。当时又碰巧有两名病人情况危急，需要使用呼吸机帮助呼吸，徐医生不停地同时周旋在两名病人之间观测数据、调整仪器。这一次，他整整连续工作了48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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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老父亲，徐医生觉得自己最抱歉的还有自己7个月大的儿子和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自己的妻子。前段时间，年幼的儿子突发高烧，当时他正在ICU忙着抢救病人，根本抽不出空来照顾小孩。为了避免感染的危险，3个月来他连抱一下自己儿子都不敢，只能远远地看看他。而从孩子降生那天起，他就一直没空陪伴自己的妻子，到现在已经足足7个月了!
想妈的孩子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ICU的刘副主任经历了许多人从未经历过的危险场面———2月18日下午，她和同事陈医生靠着自己瘦弱的身躯，把一颗重80多公斤的“定时炸弹”———一位重症“非典”患者接回了医院。
那天，刘副主任突然接到省卫生厅的电话，称某医院有位生命垂危、传染性极强的“非典”病人需转到广医附一院治疗。由于当时ICU其他医生都外出会诊，刘主任火速通知了中心的另一位女医生，两名女士马上带着救护设备赶往病人所在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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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之前对病人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但当刘副主任赶到现场时，还是不敢相信面前的一切：病人已经呼吸衰竭，面部及头部水肿变得不成人形!病人是某医院的司机，是2月1日接收一名病人时被感染的。
这名司机身上携带的是高传染性病毒，接回去治疗，无异于接回一颗“定时炸弹”。但如果不接回去，病人可能活不过当天。危急时刻，刘副主任当机立断：“马上抬上车!只要病人还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尽责。”
就这样，两个瘦弱的女医生用自己单薄的身躯接回了这名体重超过80公斤的危重患者。直到晚上9时，抢救终于告一段落，而刘副主任整个人都累得软了下来。
“妈妈，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这是刘副主任的儿子最近念叨不停的一句话。有时儿子把电话打到ICU，她也只能戴着口罩与儿子匆匆说几句。面对记者的采访，刘副主任满怀歉意地说，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因为自己没时间像其他父母一样陪儿子出去玩，家里的事现在只能全部交给丈夫，“我都有一年时间没进过菜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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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昌：“我不怕病倒，只是放心不下病人”
“非典”的可怕之处，是其传染之烈。而他，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广州市非典型肺炎防治专家小组的组长陈荣昌主任，却是屡屡犯险———有一天，赶到市胸科医院支援的陈主任帮助抢救一名20来岁的打工妹，万万没有想到，当陈主任用胃镜帮她清理胃液的时候，病人出现胃液反流。在强大的压力下，大量的胃液夹杂着带有病毒的痰液沿着插管喷涌而出!一下子，陈主任的脸上、额头上、眼睛上全被沾上。时间就是生命，抢救不能延误。陈主任没有退缩，草草清洗之后，他又回到了手术台。
这段时间以来，会诊、抢救，再会诊、再抢救挤满了陈荣昌的工作日程。据不完全统计，陈主任累计会诊已达到100多人次。
其实，早在参加河源第一例“非典”病人在广州陆军总医院的会诊后，陈主任就一直感冒发烧，鼻腔也开始出血。但省里、市里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他去会诊，那么多的医院等着他去指导，他顾不得休息，继续奔走在各大医院之间。幸而一个星期过去后，烧终于退了，他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同事们告诉记者，陈主任曾对他们说：“我并不害怕自己被感染得病，我只是担心自己病了没法工作，我要是躺下了，那么多的病人怎么办啊？病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们!”
(林靖峻朱蕾贺小伶刘丹), http://www.100md.com
当人们开始从“非典”事件的恐慌中走出来时，这里的白衣天使们却依旧站在生与死的边缘。今年3月，记者获得特许进入这个高危病区，耳闻目睹的每一个细节，无不让人感动落泪。
记者全副武装直击高危病区
当记者一行来到重重阻隔的监护室门外时，却发现这里没有想象中的紧张、严肃气氛，医生护士们有说有笑。正是午饭时间，医生办公室的桌子上摆满了快餐饭盒，有些人已经在吃了。“你看，我们都在这里吃饭，不用怕的。”一位护士长笑着说。一旁的刘副主任忙着吩咐护士给我们三人拿来隔离服、口罩、头帽和鞋套，又打趣地说：“医院让我们好好保护你们，你看，你们的防护比我们还先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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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番张罗，我们3人终于“全副武装”地跟着刘副主任踏进了这个被外界称为“神秘可怕之地”的封闭空间。
这里的人都看不清样子，大家从头到脚都包着，只露出两只眼睛。医护人员互相打招呼也只能依靠平常的熟悉程度来辨认。
忙碌的医护人员没空理会我们，他们关心的只是躺在病床上、隔离室里的病人———三四名医护人员此刻正近距离地为一名危重病人做纤维镜吸附，把他气管里的积痰一点一点地吸出来；护士们拿着病情记录匆匆走过病床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扫视一眼监护屏幕；有的护士正忙着为病人擦洗身体、清理吸氧和呼吸设备；“过来帮个忙”，一声求助，4名医护人员立即赶到病床前……
采访只能零碎地进行。护士长告诉我们，姑娘们平时是24小时实行三班倒，但最近她们也和医生一样，忙得倒乱了上下班时间。“我们有些人为了减轻家里人的心理压力，主动提出和家人‘分房’睡，甚至干脆另外租房搬到外面去住!”“有些医生累倒了，但大家很团结、很合作、主动地互相补位!”刘副主任说：“虽然大家心里都会有一些压力，或者来自工作，也或者来自家庭，但没有一个人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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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医生问：“能给我两个小时的假吗？”
从接诊第一位“非典”患者到现在，作为ICU惟一一名男性的徐医生已经连续3个月取消了休息日。有一天，他向部门主任提了一个要求：能给我两个小时休息吗？我马上就回来。
这个要求让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奇怪，因为把连续工作48小时当成家常便饭的徐医生，早就该好好休息了，为什么独独申请请假两个小时？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徐医生的这两个小时是去探望他患有心脏病的老父!
徐医生是家里的长子，年前就患病入院的父亲就住在这家医院里，他却抽不出一点时间来陪老人家。“我老爸有人陪，缺了我还行，还能做手术，但监护室的病人少了我就会有危险，我放心不下他们啊!”
2月13日，在ICU3名医生同时累倒、其他专家又忙着开会的情况下，徐医生一人承担起了广医附一院整个ICU的日常工作。当时又碰巧有两名病人情况危急，需要使用呼吸机帮助呼吸，徐医生不停地同时周旋在两名病人之间观测数据、调整仪器。这一次，他整整连续工作了48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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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老父亲，徐医生觉得自己最抱歉的还有自己7个月大的儿子和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自己的妻子。前段时间，年幼的儿子突发高烧，当时他正在ICU忙着抢救病人，根本抽不出空来照顾小孩。为了避免感染的危险，3个月来他连抱一下自己儿子都不敢，只能远远地看看他。而从孩子降生那天起，他就一直没空陪伴自己的妻子，到现在已经足足7个月了!
想妈的孩子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ICU的刘副主任经历了许多人从未经历过的危险场面———2月18日下午，她和同事陈医生靠着自己瘦弱的身躯，把一颗重80多公斤的“定时炸弹”———一位重症“非典”患者接回了医院。
那天，刘副主任突然接到省卫生厅的电话，称某医院有位生命垂危、传染性极强的“非典”病人需转到广医附一院治疗。由于当时ICU其他医生都外出会诊，刘主任火速通知了中心的另一位女医生，两名女士马上带着救护设备赶往病人所在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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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司机身上携带的是高传染性病毒，接回去治疗，无异于接回一颗“定时炸弹”。但如果不接回去，病人可能活不过当天。危急时刻，刘副主任当机立断：“马上抬上车!只要病人还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尽责。”
就这样，两个瘦弱的女医生用自己单薄的身躯接回了这名体重超过80公斤的危重患者。直到晚上9时，抢救终于告一段落，而刘副主任整个人都累得软了下来。
“妈妈，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这是刘副主任的儿子最近念叨不停的一句话。有时儿子把电话打到ICU，她也只能戴着口罩与儿子匆匆说几句。面对记者的采访，刘副主任满怀歉意地说，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因为自己没时间像其他父母一样陪儿子出去玩，家里的事现在只能全部交给丈夫，“我都有一年时间没进过菜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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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昌：“我不怕病倒，只是放心不下病人”
“非典”的可怕之处，是其传染之烈。而他，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广州市非典型肺炎防治专家小组的组长陈荣昌主任，却是屡屡犯险———有一天，赶到市胸科医院支援的陈主任帮助抢救一名20来岁的打工妹，万万没有想到，当陈主任用胃镜帮她清理胃液的时候，病人出现胃液反流。在强大的压力下，大量的胃液夹杂着带有病毒的痰液沿着插管喷涌而出!一下子，陈主任的脸上、额头上、眼睛上全被沾上。时间就是生命，抢救不能延误。陈主任没有退缩，草草清洗之后，他又回到了手术台。
这段时间以来，会诊、抢救，再会诊、再抢救挤满了陈荣昌的工作日程。据不完全统计，陈主任累计会诊已达到100多人次。
其实，早在参加河源第一例“非典”病人在广州陆军总医院的会诊后，陈主任就一直感冒发烧，鼻腔也开始出血。但省里、市里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他去会诊，那么多的医院等着他去指导，他顾不得休息，继续奔走在各大医院之间。幸而一个星期过去后，烧终于退了，他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同事们告诉记者，陈主任曾对他们说：“我并不害怕自己被感染得病，我只是担心自己病了没法工作，我要是躺下了，那么多的病人怎么办啊？病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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