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本报记者 陈璐
2003年5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不到20天的时间出台条例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它标志着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但是，仅有条例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还是远远不够的。
构建公共卫生应急体制——
“非典”疫情突如其来，对我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反应体系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提出三方面要求：健康、回应性、财政公平。健康是给与公民健康权；回应性主要是对公民健康的要求的回应，对出现重大公共问题要具有应急系统；财政公平主要是指财政上的有力支持。但是，我国在回应性方面做得还不够，而其中主要是突发事件应急反应系统不够完善。
公共卫生体系有待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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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北京市南部的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显得非常破旧，走廊里散发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楼内堆放着一些大概已经废弃的医疗设备。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防治司赴华考察小组负责人说：“中国的病毒学专家是一流的。”但在他的眼里，类似上面这样的设施却是有点落后了。当史无前例的“非典病毒”袭来的时候，最受考验的就是国内的防疫体系。据了解，我国的卫生防疫体系建于上世纪50年代，完全“克隆”前苏联模式：集防疫和卫生监督检查于一体。改革开放前，防疫部门由中央统管，经费能够保证，而到了80年代中期，中央实施“分灶吃饭”财政改革，防疫部门就被划归地方。由于缺少国家统一规划，这个“耗钱”的部门，在各方面就一直受到排挤。2002年初，国家对防疫体系进行改革，把“预防”这个公共卫生的职能与卫生执法监督划分开来，从中央到地方，成立疾病控制中心，以期加强国家在防病控制方面的能力。然而，短短一年时间，还没待其机构完全建立，就遭遇SARS冲击。其检验的结果，证明我国的疾控体系还相当薄弱，亟待完善。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卫生部信息统计中心原主任陈育德教授说，国家一直强调“预防为主”，但在实际工作中，“重治轻防”的问题没得到有效地解决。他认为，首先要解决公共财政导向问题。公共卫生事业是市场之手失灵的一块，政府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卫生服务这个公共产品。“整个公共卫生体系建立健全了，才谈得上有能力去应付突发事件。”遗憾的是，补偿机制不足，长久的“营养不良”，国内的防疫机构在“非典”面前显得很脆弱。近年，国家财政支出在卫生事业费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2000年，国家财政总投入15886亿，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的1.74%，为272亿；而公共财政则只占其中的10%左右，约为30多亿元。2001年，国家有卫生防疫站4253个，人员20多万。“这些钱基本上只够发工资，根本没有钱进行业务调查。”2002年我国用于公共卫生的经费还不到非洲国家的一半，在世界各国中排名188位。从各地的防疫部门得知，目前最为捉襟见肘的就是资金的不足。在非常时期，当前的救急和长远的建设一并被提上日程。在经费少的情况下，还存在公共卫生防疫机制分布不均衡。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魏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现在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在城市，农村几乎没有，农村医疗条件比较差，健康意识淡薄，没有系统的医疗管理机制，一旦疫情发生在农村，病人自身没有隔离的意识，医院由于条件的问题可能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这都是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体系薄弱环节，也容易变成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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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收集反映重重问题
公共卫生体系的不健全，造成整个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反应体系在信息收集上出现问题。在出现SARS疫情的前期，统计数据中出现信息失真，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卫生部信息统计中心原主任陈育德认为，原因在于从事卫生统计工作的人员素质和责任心问题。他告诉记者，以前他们让一些乡村报告痢疾疫情，乡卫生院院长一拍脑袋说，“大概有20个吧。”事实上，痢疾在农村是常见病，高发季节肯定不止20人。后来他们做漏报调查，发现漏报率相当高。“医护人员是疫情的法定报告人，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工作忙、责任感不强、法律意识不够等原因，常常缓报或不报疫情，造成防疫部门收集疫情困难和不准确。”他说。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以前负责疫情调查的卫生防疫部门人员专业素质相对较差，再加上经费严重匮乏，无力全面进行疫情调查和分析。这些势必影响数据的收集，也就使得政府部门对疫情估计容易出现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魏娜告诉记者：“出现疫情，从基层到达中央，层层上报，实际上已经耽误了疾病的防控；还有不同的系统不互报信息，比如军队和地方不是一个系统，所以信息不总和等，这就十分需要一个有力的法规或者行政手段来加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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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亟待强化责任
在出现重大疫情时，政府必须担当一定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国家都是出现问题临时解决问题，尤其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国以前也曾爆发过多次灾害，如1998年1月起的上海甲肝暴发、山西朔州毒酒事件、南京汤山中毒事件等，情况都相当严重，主要是建立应对机构，而没有长期待命负责机构，即使有也主要是前面所说的并不健全的疾病预防部门。现在来看，一个突发事件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问题。控制SARS，我们必须采取很多措施，譬如进行人群隔离，关闭公共场所，规范老百姓日常行为，组织药品生产，供应医疗器械，等等，这些都直接与防治紧密相连，但却不是简单的、纯粹的卫生部门问题，而涉及到社会动员，要求很多相关部门要发挥自身作用，所以，政府必须全面协调，责任更重大。
SARS事件中为诸多人非议的疫情通报问题，在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之前，没有具体责任规定。疫情出现前期，部分政府在接到监测机构或医疗卫生机构的突发事件报告后，没有足够的重视并作出反应，向上一级政府通报，忽略了通告毗邻的省市地。更有甚者谎报、瞒报等行为，履行职责不力，这就对控制疫情造成了一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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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下的应对之策
建立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问题，就在SARS肆虐的背景下，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4月14日，国务院召开办公会议，同意建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机制。5月9日出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出台该条例，本身就是对现实的应对之策。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徐爱强告诉记者，当前国务院已经决定建立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并安排了专项资金，支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期工程建设。新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与处置已纳入法制化的管理。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建立，需要建设三个平台：监测报告信息平台、指挥平台以及技术支持平台。监测、报告信息平台主要是对疫情进行监控，对信息进行及时的上报；指挥平台主要是在发现疫情或突发事件中及时调集各方面的力量，集中用于一点；技术支持平台主要是在科学技术上给予一定支持，疾病预, 百拇医药
2003年5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不到20天的时间出台条例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它标志着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但是，仅有条例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还是远远不够的。
构建公共卫生应急体制——
“非典”疫情突如其来，对我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反应体系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提出三方面要求：健康、回应性、财政公平。健康是给与公民健康权；回应性主要是对公民健康的要求的回应，对出现重大公共问题要具有应急系统；财政公平主要是指财政上的有力支持。但是，我国在回应性方面做得还不够，而其中主要是突发事件应急反应系统不够完善。
公共卫生体系有待健全
, http://www.100md.com
坐落在北京市南部的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显得非常破旧，走廊里散发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楼内堆放着一些大概已经废弃的医疗设备。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防治司赴华考察小组负责人说：“中国的病毒学专家是一流的。”但在他的眼里，类似上面这样的设施却是有点落后了。当史无前例的“非典病毒”袭来的时候，最受考验的就是国内的防疫体系。据了解，我国的卫生防疫体系建于上世纪50年代，完全“克隆”前苏联模式：集防疫和卫生监督检查于一体。改革开放前，防疫部门由中央统管，经费能够保证，而到了80年代中期，中央实施“分灶吃饭”财政改革，防疫部门就被划归地方。由于缺少国家统一规划，这个“耗钱”的部门，在各方面就一直受到排挤。2002年初，国家对防疫体系进行改革，把“预防”这个公共卫生的职能与卫生执法监督划分开来，从中央到地方，成立疾病控制中心，以期加强国家在防病控制方面的能力。然而，短短一年时间，还没待其机构完全建立，就遭遇SARS冲击。其检验的结果，证明我国的疾控体系还相当薄弱，亟待完善。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卫生部信息统计中心原主任陈育德教授说，国家一直强调“预防为主”，但在实际工作中，“重治轻防”的问题没得到有效地解决。他认为，首先要解决公共财政导向问题。公共卫生事业是市场之手失灵的一块，政府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卫生服务这个公共产品。“整个公共卫生体系建立健全了，才谈得上有能力去应付突发事件。”遗憾的是，补偿机制不足，长久的“营养不良”，国内的防疫机构在“非典”面前显得很脆弱。近年，国家财政支出在卫生事业费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2000年，国家财政总投入15886亿，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的1.74%，为272亿；而公共财政则只占其中的10%左右，约为30多亿元。2001年，国家有卫生防疫站4253个，人员20多万。“这些钱基本上只够发工资，根本没有钱进行业务调查。”2002年我国用于公共卫生的经费还不到非洲国家的一半，在世界各国中排名188位。从各地的防疫部门得知，目前最为捉襟见肘的就是资金的不足。在非常时期，当前的救急和长远的建设一并被提上日程。在经费少的情况下，还存在公共卫生防疫机制分布不均衡。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魏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现在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在城市，农村几乎没有，农村医疗条件比较差，健康意识淡薄，没有系统的医疗管理机制，一旦疫情发生在农村，病人自身没有隔离的意识，医院由于条件的问题可能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这都是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体系薄弱环节，也容易变成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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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收集反映重重问题
公共卫生体系的不健全，造成整个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反应体系在信息收集上出现问题。在出现SARS疫情的前期，统计数据中出现信息失真，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卫生部信息统计中心原主任陈育德认为，原因在于从事卫生统计工作的人员素质和责任心问题。他告诉记者，以前他们让一些乡村报告痢疾疫情，乡卫生院院长一拍脑袋说，“大概有20个吧。”事实上，痢疾在农村是常见病，高发季节肯定不止20人。后来他们做漏报调查，发现漏报率相当高。“医护人员是疫情的法定报告人，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工作忙、责任感不强、法律意识不够等原因，常常缓报或不报疫情，造成防疫部门收集疫情困难和不准确。”他说。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以前负责疫情调查的卫生防疫部门人员专业素质相对较差，再加上经费严重匮乏，无力全面进行疫情调查和分析。这些势必影响数据的收集，也就使得政府部门对疫情估计容易出现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魏娜告诉记者：“出现疫情，从基层到达中央，层层上报，实际上已经耽误了疾病的防控；还有不同的系统不互报信息，比如军队和地方不是一个系统，所以信息不总和等，这就十分需要一个有力的法规或者行政手段来加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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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现重大疫情时，政府必须担当一定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国家都是出现问题临时解决问题，尤其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国以前也曾爆发过多次灾害，如1998年1月起的上海甲肝暴发、山西朔州毒酒事件、南京汤山中毒事件等，情况都相当严重，主要是建立应对机构，而没有长期待命负责机构，即使有也主要是前面所说的并不健全的疾病预防部门。现在来看，一个突发事件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问题。控制SARS，我们必须采取很多措施，譬如进行人群隔离，关闭公共场所，规范老百姓日常行为，组织药品生产，供应医疗器械，等等，这些都直接与防治紧密相连，但却不是简单的、纯粹的卫生部门问题，而涉及到社会动员，要求很多相关部门要发挥自身作用，所以，政府必须全面协调，责任更重大。
SARS事件中为诸多人非议的疫情通报问题，在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之前，没有具体责任规定。疫情出现前期，部分政府在接到监测机构或医疗卫生机构的突发事件报告后，没有足够的重视并作出反应，向上一级政府通报，忽略了通告毗邻的省市地。更有甚者谎报、瞒报等行为，履行职责不力，这就对控制疫情造成了一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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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下的应对之策
建立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问题，就在SARS肆虐的背景下，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4月14日，国务院召开办公会议，同意建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机制。5月9日出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出台该条例，本身就是对现实的应对之策。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徐爱强告诉记者，当前国务院已经决定建立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并安排了专项资金，支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期工程建设。新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与处置已纳入法制化的管理。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建立，需要建设三个平台：监测报告信息平台、指挥平台以及技术支持平台。监测、报告信息平台主要是对疫情进行监控，对信息进行及时的上报；指挥平台主要是在发现疫情或突发事件中及时调集各方面的力量，集中用于一点；技术支持平台主要是在科学技术上给予一定支持，疾病预,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