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人员缘何最受伤？---北京“非典”高感染率揭秘
★8名患者入住302医院
3月5日上午，全军最著名的传染病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以下简称“302医院”)，突然接到兄弟医院解放军第301医院的紧急电话，称此前一天来该院急诊室观察的山西三位患者病情“怪异”，怀疑是“非典型肺炎”，需要转到302医院医治。
山西患者即是此前外界广为传说的于某，一个年仅27岁的山西女商人。她后来被确认为北京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
302医院传染病一科主治医师姜天俊回忆，3月5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三名患者被转运到医院，“两名用平车推着，1名被搀扶着，看样子病情都相当危重。”
这三名患者即女商人于某、于某父亲和母亲李某，其父母年龄约50出头。于某是常年在太原一家商场包租柜台做珠宝买卖的女商人。2月下旬，她在广东进货时，发烧胸闷。当时于某没有在意自己的病情，回太原后与她密切接触的家人相继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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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于某的弟弟、弟媳妇、于某丈夫等另外5人也住进了302医院。
一场灾难降临到北京白衣战士头上。
★一条传染链
最先倒下的是302医院传染病一科主任赵敏。
3月6日，于某的父亲病情突然恶化。医护人员经过缜密研究，制定出初步治疗方案。决定切开气管插管输氧，实行有创给氧治疗。
切气管、插管、强制给氧，意味着面对面近距离接触。后来这被证实是医护人员感染最严重的传播途径之一。但是，包括传染病一科主任赵敏、二病区主任叶文华及主治医师秦恩强、姜天俊等在内的众多医护人员，没有退缩。
3月7日晚8时多，该院医务部向已经退休在家74岁高龄的姜素椿教授求援，6名医生轮番给病人做心脏按摩，虽经1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终因这位患者年事已高、病情过重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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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抢救情景出现在3月11日抢救于某母亲李某身上，李某最终不治身亡。
3月11日，刚从抢救病房出来的传染病一科主任赵敏，出现高热，伴头痛和全身酸痛，拍片、血象检查：白细胞不高，胸片异常———证实已感染了“非典”。
据调查，在收治北京第一例“非典”病人期间，302医院前后包括丁幼红、李林青、谢小健、张瑞新、李媛和许红新等护士在内共15位工作人员被感染。
庆幸的是，302医院所有感染的医护人员，病情无一进一步恶化，目前均已痊愈出院。
调查得知，301医院在最先收治山西于某进入急诊室观察时，有数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出现症状时间在302医护人员之后。
此后，将于某转到302医院不久，301医院肝外科也收治了一位肝胆病人，入院后表现出“非典”的症状，转到解放军309医院后不治身亡。301医院肝胆病房有两位医生、三位护士也被传染此病，肝胆病房一度被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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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302医院治疗肝硬化回津的王某，4月14日被天津市传染病医院收治，被确诊为天津首例“非典”患者。
302医院的情景，在北京其他医院先后上演。
★另一条传染链
3月15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疑似SARS患者(后来被称为北京“毒王”)，该名李姓患者年过70岁，从香港探亲回家。
由于最初并不清楚“非典”病情，医院没有采取相应严格措施，结果造成该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
随着其他“非典”患者不断涌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至4月23日医护人员感染人数达到80个。4月24日，整个医院被隔离。5月13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不幸殉职。
3月17日，香港“非典”患者李某被转至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寻求中西医综合治疗，结果在该院又造成大面积污染。一周之内，东直门医院包括急诊科主任刘清泉在内的11位参与过救治的医护人员，全部感染“非典”，其中急诊科医生段力军和另一名护士不幸殉职。李某因年事已高，病情过于严重，也在3月20日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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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源开始向外扩展。4月上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曹某在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看病，随后感染，并不治身亡。旋即包括曹教授本人的亲属、曹教授的儿媳妇的同事、曹家的邻居等在内传染链条扩展，从4月9日到5月6日为止，中央财经大学一共出现19例确诊和疑似病人。
随即，“非典”击中北大附属第三医院。
在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看完病后，曹教授又到北大附属第三医院求治，同样由于缺乏对“非典”病症的了解(此时卫生部临床诊断标准尚未出台)，被误诊为普通高烧者，又造成该院部分医务人员感染。
★感染继续扩大
随着医护人员感染日趋严重，有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应急对策，决定北大医院(原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时收治北京受感染的医务人员，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继续负责接收社会患者，北京协和医院接受司局级以上干部患者，直到4月下旬北京市开辟定点“非典”医院后，上述医院的SARS患者才陆续被转移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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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感染继续。
3月下旬，东直门医院和北大附属人民医院部分受感染的医护人员，转到北京地坛医院治疗，造成那里的医护人员也被感染。截至5月12日，北京地坛医院有5位医护人员感染。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回忆，3月12日，他们接到租住在北京市东郊大黄庄，一位50多岁的山西患者急救电话，他们就紧急把该患者送到北京佑安医院。此人就是到北京为于某四处张罗医院的亲戚。目前，佑安医院至少有12名医护人员遭感染。
之后，北京德外医院至少有2名医护人员感染，北京朝阳医院至少有5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武警北京总队医院28岁的内二科主治医师李晓红3月30日被感染，4月15日不幸殉职。
5月6日，北京首次发布“非典”疫情分析，该分析认为，截至到5月6日，北京确诊SARS患者1897例中，其中医护人员感染有335人，约占18%，居感染人数类别的首位。截至5月8日，该项数字则为370人，仍为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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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缘何最受伤
白衣战士，为什么最容易被击倒？
5月9日上午，在北京市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举行的第五次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就此回答称，医护人员感染比较多，有三大原因：第一，医务人员和患者接触的最早；第二，他们和患者接触的距离最近；第三，医务人员和患者接触的频率最多。
对于蔡所言“距离最近”、“频率最高”，302医院进修生覃慧敏感触颇深：长期与“非典”重症病人近距离接触，有时病人呼吸道的分泌物太多、太急，传染力很强，有的医师要脸对脸为病人进行支纤镜吸痰，保持病人气道通畅，还要长时间留在病人床边观察病情，调整呼吸机参数，根据病情调整用药。
对于“接触最早”，业界则对有关部门处理模式有不同意见。“如果我们提前获取了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秦恩强说，“非典”对于北京而言是突如其来的，许多东西都来不及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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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医护人员表示，信息不通畅应该列为第一大因素。
他们说，由于信息的不通畅，导致对“非典”缺乏科学的认识。开始很多医院将“非典”当成普通高烧病人治疗，医护人员没有采取严格保护措施。
北京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也称，他们在3月5日将于某等SARS患者从301医院转运到302医院时，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幸而他们没有因此被感染。
由于对SARS本身致死的凶残性缺乏科学了解，当重症患者出现死亡后，包括医护人员，尤其是临时护工们，增添了更大恐惧，从而导致临时护工短缺，增加了医护人员劳动强度。
这样的情况一度出现在北京很多医院，以至于出现“把月薪从350元增长到4000元也招不到一个护理工”的怪现象。医护人员只好临时挑担，超负荷运转，疲劳之极，免疫力下降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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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市监察局了解到，抗击“非典”以来，北京市有15名医务工作者在防治“非典”工作中因擅离职守、临危退缩受到不同处理。
★深层问题
“卫生管理部门应该深思。”5月14日，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元华对此直言不讳说，这与卫生管理体制长期重医不重防，造成传染机构长期不健全密切相关。
蔡元华说，呼吸道传染病很长时间没有爆发过，过去主要也是以流感为主。并且，国家卫生体系以国有为主，而国有资本对预防投入比较低，因此造成不仅综合医院硬件和软件建设，缺乏应急能力，即使专科传染病医院，也存在这些问题。
比如，在北京某中等规模的综合医院里，传染病主要设在大内科的呼吸内科。这些科室主要针对于在肝病患者，乙肝患者是许多综合医院传染科室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肝病尤其是乙肝属于慢性，病不能企望“药到病除”，因此前来求治的也不是“门庭若市”，自然影响到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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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医院地位不高”，北京一综合医院呼吸科副主任抱怨说。
不受重视，再加上有的医院管理者短视，就影响医院对该科硬件和软件的投入。诊断治疗和护理SARS这类呼吸系统急症需要经验丰富、有专业特长的临床专科医生和护士，还需要呼吸机(有创及无创)、血氧监护仪、床头X光机等专用设备，而这些都严重不足。
据了解，在一些综合医院，由于床位和专业医护人员不够，SARS患者急剧增加时，只好把心脏科、外科等医务人员急征过来。
在北京，现在的注册医生有32000人，有正规资格的护士34000多人，但真正熟悉呼吸疾病的医生和护士不到3000人。占总数的4.3%。
有关领导承认：“对于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从医护，包括医疗，包括医院的基础设施，方方面面都是跟不上的。”
, 百拇医药 ★亡羊补牢
情况在4月20日采取各种断然措施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之后，人们看得到的数字是，医护人员感染率在降低。
“虽然如果按职业来划分，确诊的‘非典’患者总人数，医务人员还占首位。但是如果按照当日直接确诊的患者人数来看，医务人员的比例已经呈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蔡赴朝说，5月7日、8日，医务人员当日直接确诊的人数都是4个人。
“我们在19个定点‘非典’医院督查时，连续三天没有发现一例医务人员感染。”5月8日，卫生部“非典”防治领导小组第九工作组一工作人员证实，现在发生的一些医护人员感染，主要还是一些中小型综合性医院，包括一些发热门诊。
亡羊补牢。5月6日，北京将此前全市设立的123家医院发热门诊进行了整顿规范，保留了63家条件较好的医院发热门诊。此前，北京市曾经规定，该市所有二级以上医院都须设立发热门诊。但不尽如意的是，不少发热门诊出现了交叉感染，成为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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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整顿中，北京要求：首先针对发热门诊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发热门诊管理的规定》，明确工作标准，要求发热门诊做到“三避免”，“三合格”，即避免普通发热病人与“非典”病人交叉感染、避免留观人员的相互感染、避免“非典”病人对医护人员的感染；硬件(隔离条件)合格、软件(医护人员)合格、工作流程合格。其次对不符合要求的发热门诊进行停诊整顿，并根据人口、区域、就诊半径、就医流量等因素调整了医院布局。
5月8日，北京首次公布了16家定点“非典”医院。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韩德民表示，今后，北京市其它医院收治的确诊“非典”病人都将转运到这些定点医院。
韩德民表示，北京市如此迅速地进行战略调整，主要就是不断扩大定点医院范围，而且征用三级甲等医院，把一些重症患者转向具有抢救重患能力的大型综合医院。
包括投巨资建设的小汤山医院在内，目前北京市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实际开放床位2300张，正在使用的床位数为1900张，近期还可以开发出1200张床位投入使用，预计北京收治“非典”患者的床位总数可达3500张。
目前，北京“非典”发病例已显著下降。6月2日10时，北京首次出现“非典”确诊病例零报告。5月31日10时至6月5日10时北京医务人员无“非典”确诊病例。(陈楫宝), 百拇医药
3月5日上午，全军最著名的传染病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以下简称“302医院”)，突然接到兄弟医院解放军第301医院的紧急电话，称此前一天来该院急诊室观察的山西三位患者病情“怪异”，怀疑是“非典型肺炎”，需要转到302医院医治。
山西患者即是此前外界广为传说的于某，一个年仅27岁的山西女商人。她后来被确认为北京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
302医院传染病一科主治医师姜天俊回忆，3月5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三名患者被转运到医院，“两名用平车推着，1名被搀扶着，看样子病情都相当危重。”
这三名患者即女商人于某、于某父亲和母亲李某，其父母年龄约50出头。于某是常年在太原一家商场包租柜台做珠宝买卖的女商人。2月下旬，她在广东进货时，发烧胸闷。当时于某没有在意自己的病情，回太原后与她密切接触的家人相继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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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于某的弟弟、弟媳妇、于某丈夫等另外5人也住进了302医院。
一场灾难降临到北京白衣战士头上。
★一条传染链
最先倒下的是302医院传染病一科主任赵敏。
3月6日，于某的父亲病情突然恶化。医护人员经过缜密研究，制定出初步治疗方案。决定切开气管插管输氧，实行有创给氧治疗。
切气管、插管、强制给氧，意味着面对面近距离接触。后来这被证实是医护人员感染最严重的传播途径之一。但是，包括传染病一科主任赵敏、二病区主任叶文华及主治医师秦恩强、姜天俊等在内的众多医护人员，没有退缩。
3月7日晚8时多，该院医务部向已经退休在家74岁高龄的姜素椿教授求援，6名医生轮番给病人做心脏按摩，虽经1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终因这位患者年事已高、病情过重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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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抢救情景出现在3月11日抢救于某母亲李某身上，李某最终不治身亡。
3月11日，刚从抢救病房出来的传染病一科主任赵敏，出现高热，伴头痛和全身酸痛，拍片、血象检查：白细胞不高，胸片异常———证实已感染了“非典”。
据调查，在收治北京第一例“非典”病人期间，302医院前后包括丁幼红、李林青、谢小健、张瑞新、李媛和许红新等护士在内共15位工作人员被感染。
庆幸的是，302医院所有感染的医护人员，病情无一进一步恶化，目前均已痊愈出院。
调查得知，301医院在最先收治山西于某进入急诊室观察时，有数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出现症状时间在302医护人员之后。
此后，将于某转到302医院不久，301医院肝外科也收治了一位肝胆病人，入院后表现出“非典”的症状，转到解放军309医院后不治身亡。301医院肝胆病房有两位医生、三位护士也被传染此病，肝胆病房一度被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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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302医院治疗肝硬化回津的王某，4月14日被天津市传染病医院收治，被确诊为天津首例“非典”患者。
302医院的情景，在北京其他医院先后上演。
★另一条传染链
3月15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疑似SARS患者(后来被称为北京“毒王”)，该名李姓患者年过70岁，从香港探亲回家。
由于最初并不清楚“非典”病情，医院没有采取相应严格措施，结果造成该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
随着其他“非典”患者不断涌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至4月23日医护人员感染人数达到80个。4月24日，整个医院被隔离。5月13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不幸殉职。
3月17日，香港“非典”患者李某被转至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寻求中西医综合治疗，结果在该院又造成大面积污染。一周之内，东直门医院包括急诊科主任刘清泉在内的11位参与过救治的医护人员，全部感染“非典”，其中急诊科医生段力军和另一名护士不幸殉职。李某因年事已高，病情过于严重，也在3月20日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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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源开始向外扩展。4月上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曹某在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看病，随后感染，并不治身亡。旋即包括曹教授本人的亲属、曹教授的儿媳妇的同事、曹家的邻居等在内传染链条扩展，从4月9日到5月6日为止，中央财经大学一共出现19例确诊和疑似病人。
随即，“非典”击中北大附属第三医院。
在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看完病后，曹教授又到北大附属第三医院求治，同样由于缺乏对“非典”病症的了解(此时卫生部临床诊断标准尚未出台)，被误诊为普通高烧者，又造成该院部分医务人员感染。
★感染继续扩大
随着医护人员感染日趋严重，有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应急对策，决定北大医院(原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时收治北京受感染的医务人员，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继续负责接收社会患者，北京协和医院接受司局级以上干部患者，直到4月下旬北京市开辟定点“非典”医院后，上述医院的SARS患者才陆续被转移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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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感染继续。
3月下旬，东直门医院和北大附属人民医院部分受感染的医护人员，转到北京地坛医院治疗，造成那里的医护人员也被感染。截至5月12日，北京地坛医院有5位医护人员感染。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回忆，3月12日，他们接到租住在北京市东郊大黄庄，一位50多岁的山西患者急救电话，他们就紧急把该患者送到北京佑安医院。此人就是到北京为于某四处张罗医院的亲戚。目前，佑安医院至少有12名医护人员遭感染。
之后，北京德外医院至少有2名医护人员感染，北京朝阳医院至少有5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武警北京总队医院28岁的内二科主治医师李晓红3月30日被感染，4月15日不幸殉职。
5月6日，北京首次发布“非典”疫情分析，该分析认为，截至到5月6日，北京确诊SARS患者1897例中，其中医护人员感染有335人，约占18%，居感染人数类别的首位。截至5月8日，该项数字则为370人，仍为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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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战士，为什么最容易被击倒？
5月9日上午，在北京市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举行的第五次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就此回答称，医护人员感染比较多，有三大原因：第一，医务人员和患者接触的最早；第二，他们和患者接触的距离最近；第三，医务人员和患者接触的频率最多。
对于蔡所言“距离最近”、“频率最高”，302医院进修生覃慧敏感触颇深：长期与“非典”重症病人近距离接触，有时病人呼吸道的分泌物太多、太急，传染力很强，有的医师要脸对脸为病人进行支纤镜吸痰，保持病人气道通畅，还要长时间留在病人床边观察病情，调整呼吸机参数，根据病情调整用药。
对于“接触最早”，业界则对有关部门处理模式有不同意见。“如果我们提前获取了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秦恩强说，“非典”对于北京而言是突如其来的，许多东西都来不及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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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医护人员表示，信息不通畅应该列为第一大因素。
他们说，由于信息的不通畅，导致对“非典”缺乏科学的认识。开始很多医院将“非典”当成普通高烧病人治疗，医护人员没有采取严格保护措施。
北京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也称，他们在3月5日将于某等SARS患者从301医院转运到302医院时，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幸而他们没有因此被感染。
由于对SARS本身致死的凶残性缺乏科学了解，当重症患者出现死亡后，包括医护人员，尤其是临时护工们，增添了更大恐惧，从而导致临时护工短缺，增加了医护人员劳动强度。
这样的情况一度出现在北京很多医院，以至于出现“把月薪从350元增长到4000元也招不到一个护理工”的怪现象。医护人员只好临时挑担，超负荷运转，疲劳之极，免疫力下降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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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市监察局了解到，抗击“非典”以来，北京市有15名医务工作者在防治“非典”工作中因擅离职守、临危退缩受到不同处理。
★深层问题
“卫生管理部门应该深思。”5月14日，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元华对此直言不讳说，这与卫生管理体制长期重医不重防，造成传染机构长期不健全密切相关。
蔡元华说，呼吸道传染病很长时间没有爆发过，过去主要也是以流感为主。并且，国家卫生体系以国有为主，而国有资本对预防投入比较低，因此造成不仅综合医院硬件和软件建设，缺乏应急能力，即使专科传染病医院，也存在这些问题。
比如，在北京某中等规模的综合医院里，传染病主要设在大内科的呼吸内科。这些科室主要针对于在肝病患者，乙肝患者是许多综合医院传染科室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肝病尤其是乙肝属于慢性，病不能企望“药到病除”，因此前来求治的也不是“门庭若市”，自然影响到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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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医院地位不高”，北京一综合医院呼吸科副主任抱怨说。
不受重视，再加上有的医院管理者短视，就影响医院对该科硬件和软件的投入。诊断治疗和护理SARS这类呼吸系统急症需要经验丰富、有专业特长的临床专科医生和护士，还需要呼吸机(有创及无创)、血氧监护仪、床头X光机等专用设备，而这些都严重不足。
据了解，在一些综合医院，由于床位和专业医护人员不够，SARS患者急剧增加时，只好把心脏科、外科等医务人员急征过来。
在北京，现在的注册医生有32000人，有正规资格的护士34000多人，但真正熟悉呼吸疾病的医生和护士不到3000人。占总数的4.3%。
有关领导承认：“对于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从医护，包括医疗，包括医院的基础设施，方方面面都是跟不上的。”
, 百拇医药 ★亡羊补牢
情况在4月20日采取各种断然措施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之后，人们看得到的数字是，医护人员感染率在降低。
“虽然如果按职业来划分，确诊的‘非典’患者总人数，医务人员还占首位。但是如果按照当日直接确诊的患者人数来看，医务人员的比例已经呈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蔡赴朝说，5月7日、8日，医务人员当日直接确诊的人数都是4个人。
“我们在19个定点‘非典’医院督查时，连续三天没有发现一例医务人员感染。”5月8日，卫生部“非典”防治领导小组第九工作组一工作人员证实，现在发生的一些医护人员感染，主要还是一些中小型综合性医院，包括一些发热门诊。
亡羊补牢。5月6日，北京将此前全市设立的123家医院发热门诊进行了整顿规范，保留了63家条件较好的医院发热门诊。此前，北京市曾经规定，该市所有二级以上医院都须设立发热门诊。但不尽如意的是，不少发热门诊出现了交叉感染，成为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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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整顿中，北京要求：首先针对发热门诊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发热门诊管理的规定》，明确工作标准，要求发热门诊做到“三避免”，“三合格”，即避免普通发热病人与“非典”病人交叉感染、避免留观人员的相互感染、避免“非典”病人对医护人员的感染；硬件(隔离条件)合格、软件(医护人员)合格、工作流程合格。其次对不符合要求的发热门诊进行停诊整顿，并根据人口、区域、就诊半径、就医流量等因素调整了医院布局。
5月8日，北京首次公布了16家定点“非典”医院。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韩德民表示，今后，北京市其它医院收治的确诊“非典”病人都将转运到这些定点医院。
韩德民表示，北京市如此迅速地进行战略调整，主要就是不断扩大定点医院范围，而且征用三级甲等医院，把一些重症患者转向具有抢救重患能力的大型综合医院。
包括投巨资建设的小汤山医院在内，目前北京市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实际开放床位2300张，正在使用的床位数为1900张，近期还可以开发出1200张床位投入使用，预计北京收治“非典”患者的床位总数可达3500张。
目前，北京“非典”发病例已显著下降。6月2日10时，北京首次出现“非典”确诊病例零报告。5月31日10时至6月5日10时北京医务人员无“非典”确诊病例。(陈楫宝),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