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来自病人 医术基于求真——王忠诚院士谈医术、医德和医风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神经外科专家、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是世界上惟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人，至今仍是神经外科手术史上5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他桃李满天下，在全国近1万名神经外科医生中，有近1/3是在他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在他的带领下，以神经外科为重点的北京天坛医院目前已发展为世界三大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和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基地。
2001年9月，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第12届世界神经外科联合学术会议上，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将新世纪第一枚世界神经外科“最高荣誉奖章”授予了他。以褒奖他对世界神经外科的突出贡献。
他就是被誉为“万颅之魂”的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教授。
“我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一长串头衔很容易使人对王忠诚教授产生敬畏感，但他慈祥、和蔼的谈吐又很快拉近了别人与他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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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是因家境贫寒
王忠诚成名后，有人说他是一员福将，干什么成什么。实际上，王教授说这些成绩与自己的成长经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来他是想学工的，因为觉得国家的建设要靠工业，但是后来有经济困难，就上了北京医学院，因为这个学校不要钱，不要学费，只吃饭要自己想办法，就是这样学的医。
大学毕业后，王忠诚分到天津总医院工作。3年之后，也就是1952年，20岁的他，又被派到抗美援朝战场上。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鸭绿江边上，王忠诚接触到的伤员中，最多的是脑外伤。别的科，像骨科、泌尿、胸科、外科他都学过，都有一点儿办法，可以抢救，甚至麻醉都行，但是脑外科他一点儿都不懂。所以那个时候王忠诚就下决心，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学神经外科，把神经外科搞起来。
1952年，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加入了这个研究组。不久，我国第一个神经外科在北京成立，王忠诚也随之调到北京，开始了神经外科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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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来自病人
那个年代有个特殊的背景，就是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知识封锁，王忠诚教授坦言那时候非常困难，什么东西也没有。书，就是外国的书有那么一本，英文的。为了找学习的标本，他们甚至到没有人管的坟地去挖骨头。条件之艰难可见一斑。
“但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那时候国外早已经有了脑血管造影了。”忆起当年，王教授的语气是坚定的。
脑血管造影是脑瘤的一种检查方法，中国当时只有“气脑造影”，方法是往脑子里打气，虽然简单，但剧烈的头痛使病人直往墙上撞。而且这种方法危险性大，大到2百分～3百分，所谓危险性，一个是残废，一个是死亡。比较而言，血管造影的危险性只有千分之二、千分之三。
为了研究西方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王忠诚花费了10年的时间。这10年来，王忠诚教授承受着大量射线对身体的危害，白血球明显下降，也脱落，光是肺炎就患过6次。但他还是顽强地挺了过来，并在196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造影学专著：《脑血管造影术》。这项技术的应用，把原来检查致死和致残率下降到了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使我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一步跨越30年的时空。这项技术一直使用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CT技术引进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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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忠诚教授却认为，是广大病人给医生们造就了成功的平台。他说，作为一个医生，他做得好了，无非是能吸取经验教训及时的改正，做好以后的工作。要想一个大夫一辈子没有错误是不可能的，就是错误多少的问题。所以，医生很多知识是从病人身上得来了，有些病人为我们受到了痛苦，甚至可能付出了生命，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学到知识应该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病人利益第一位
今年已是78岁高龄的王忠诚院士以其50年的实践经历，对同行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忠告，那就是——病人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虽然说成为一名出色医生的前提是大量的实践，但这一实践必须是有原则的，即不能损害病人的利益。
王忠诚教授说，现在有些外科医生有这样的弊病：来了病人最喜欢选择开刀。其实这并非最好的治疗方案。比如前几天他遇到过一位病人，本来采取伽玛刀治疗就可以控制肿瘤，但他却已经做了手术。王教授对此分析说，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除个别人是经济利益驱动外，大部分的医生是因为孤陋寡闻，不具备广泛的知识造成的。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外科医生都想练手。如果从医生本身角度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做不好就会损害病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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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诚院士希望每位医生都牢牢树立起这样的信念：病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病人前来就诊，医生要根据病人情况制定最佳治疗方案。如果不用手术就可治疗好，何必非要为病人开刀呢？医生苦练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为病人着想，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否则，一名医生纵然有了本领，也会将其当作一种资本向病人索取。
永远的耕耘者
已功名成就、满头银发的王忠诚院士，本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享受天伦之乐，但为了发展祖国神经外科事业，他就像上紧弦的钟表一样，每天不停地走，辛勤耕耘着这片他热爱着的土地。
虽然离开了心爱的手术台不能直接为病人手术，但他仍然惦记着病人，每一封来信、每一个电话、每一声叩门都使他情不自禁放下手边的事来接待处理。每天在办公室里都认真接待来会诊的疑、难、重症病人，有本院的，也有外地的；有干部，也有农民；有介绍来的，也有直接闯进来的，但无论什么人、什么时间来，只要找到王院士，他都认真接待。仅去年一年，他就指导了几例世界性的疑、难、重症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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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经常对他的学生们说：“拿起手术刀，要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千万不要割断与人民的感情。”这句话始终鞭策着学生们不懈地研究医术，并使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面对学生骄人的成绩，王忠诚教授说：“我可以放心地走下手术台了”。
这不禁让人想起，叶利钦在离开克里姆林宫时满意的神情，以及他对继任者普京说的一句话：照管好俄罗斯……
专家档案
王忠诚，1925年出生于山东烟台。1950年6月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中共党员。现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世界卫生组织(WHO)神经外科专家咨询团委员，国际脑研究协会成员，美国、日本神经外科学会名誉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忠诚院士在神经外科诊断、治疗、科研、教学、预防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脑血管疾病、颅脑外伤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和重大贡献。他做手术近万例，发表学术论文两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主持完成国家攻关课题7项；领导了中国六大城市及21省市自治区居民神经系统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获国家级奖励8次。
北京市天坛医院党委曾号召全院职工学习王忠诚院士：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病人第一的服务精神；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文、图提供：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焦健生, 百拇医药
他桃李满天下，在全国近1万名神经外科医生中，有近1/3是在他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在他的带领下，以神经外科为重点的北京天坛医院目前已发展为世界三大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和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基地。
2001年9月，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第12届世界神经外科联合学术会议上，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将新世纪第一枚世界神经外科“最高荣誉奖章”授予了他。以褒奖他对世界神经外科的突出贡献。
他就是被誉为“万颅之魂”的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教授。
“我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一长串头衔很容易使人对王忠诚教授产生敬畏感，但他慈祥、和蔼的谈吐又很快拉近了别人与他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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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是因家境贫寒
王忠诚成名后，有人说他是一员福将，干什么成什么。实际上，王教授说这些成绩与自己的成长经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来他是想学工的，因为觉得国家的建设要靠工业，但是后来有经济困难，就上了北京医学院，因为这个学校不要钱，不要学费，只吃饭要自己想办法，就是这样学的医。
大学毕业后，王忠诚分到天津总医院工作。3年之后，也就是1952年，20岁的他，又被派到抗美援朝战场上。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鸭绿江边上，王忠诚接触到的伤员中，最多的是脑外伤。别的科，像骨科、泌尿、胸科、外科他都学过，都有一点儿办法，可以抢救，甚至麻醉都行，但是脑外科他一点儿都不懂。所以那个时候王忠诚就下决心，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学神经外科，把神经外科搞起来。
1952年，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加入了这个研究组。不久，我国第一个神经外科在北京成立，王忠诚也随之调到北京，开始了神经外科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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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来自病人
那个年代有个特殊的背景，就是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知识封锁，王忠诚教授坦言那时候非常困难，什么东西也没有。书，就是外国的书有那么一本，英文的。为了找学习的标本，他们甚至到没有人管的坟地去挖骨头。条件之艰难可见一斑。
“但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那时候国外早已经有了脑血管造影了。”忆起当年，王教授的语气是坚定的。
脑血管造影是脑瘤的一种检查方法，中国当时只有“气脑造影”，方法是往脑子里打气，虽然简单，但剧烈的头痛使病人直往墙上撞。而且这种方法危险性大，大到2百分～3百分，所谓危险性，一个是残废，一个是死亡。比较而言，血管造影的危险性只有千分之二、千分之三。
为了研究西方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王忠诚花费了10年的时间。这10年来，王忠诚教授承受着大量射线对身体的危害，白血球明显下降，也脱落，光是肺炎就患过6次。但他还是顽强地挺了过来，并在196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造影学专著：《脑血管造影术》。这项技术的应用，把原来检查致死和致残率下降到了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使我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一步跨越30年的时空。这项技术一直使用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CT技术引进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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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忠诚教授却认为，是广大病人给医生们造就了成功的平台。他说，作为一个医生，他做得好了，无非是能吸取经验教训及时的改正，做好以后的工作。要想一个大夫一辈子没有错误是不可能的，就是错误多少的问题。所以，医生很多知识是从病人身上得来了，有些病人为我们受到了痛苦，甚至可能付出了生命，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学到知识应该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病人利益第一位
今年已是78岁高龄的王忠诚院士以其50年的实践经历，对同行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忠告，那就是——病人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虽然说成为一名出色医生的前提是大量的实践，但这一实践必须是有原则的，即不能损害病人的利益。
王忠诚教授说，现在有些外科医生有这样的弊病：来了病人最喜欢选择开刀。其实这并非最好的治疗方案。比如前几天他遇到过一位病人，本来采取伽玛刀治疗就可以控制肿瘤，但他却已经做了手术。王教授对此分析说，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除个别人是经济利益驱动外，大部分的医生是因为孤陋寡闻，不具备广泛的知识造成的。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外科医生都想练手。如果从医生本身角度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做不好就会损害病人的利益。
, 百拇医药
王忠诚院士希望每位医生都牢牢树立起这样的信念：病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病人前来就诊，医生要根据病人情况制定最佳治疗方案。如果不用手术就可治疗好，何必非要为病人开刀呢？医生苦练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为病人着想，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否则，一名医生纵然有了本领，也会将其当作一种资本向病人索取。
永远的耕耘者
已功名成就、满头银发的王忠诚院士，本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享受天伦之乐，但为了发展祖国神经外科事业，他就像上紧弦的钟表一样，每天不停地走，辛勤耕耘着这片他热爱着的土地。
虽然离开了心爱的手术台不能直接为病人手术，但他仍然惦记着病人，每一封来信、每一个电话、每一声叩门都使他情不自禁放下手边的事来接待处理。每天在办公室里都认真接待来会诊的疑、难、重症病人，有本院的，也有外地的；有干部，也有农民；有介绍来的，也有直接闯进来的，但无论什么人、什么时间来，只要找到王院士，他都认真接待。仅去年一年，他就指导了几例世界性的疑、难、重症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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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经常对他的学生们说：“拿起手术刀，要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千万不要割断与人民的感情。”这句话始终鞭策着学生们不懈地研究医术，并使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面对学生骄人的成绩，王忠诚教授说：“我可以放心地走下手术台了”。
这不禁让人想起，叶利钦在离开克里姆林宫时满意的神情，以及他对继任者普京说的一句话：照管好俄罗斯……
专家档案
王忠诚，1925年出生于山东烟台。1950年6月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中共党员。现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世界卫生组织(WHO)神经外科专家咨询团委员，国际脑研究协会成员，美国、日本神经外科学会名誉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忠诚院士在神经外科诊断、治疗、科研、教学、预防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脑血管疾病、颅脑外伤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和重大贡献。他做手术近万例，发表学术论文两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主持完成国家攻关课题7项；领导了中国六大城市及21省市自治区居民神经系统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获国家级奖励8次。
北京市天坛医院党委曾号召全院职工学习王忠诚院士：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病人第一的服务精神；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文、图提供：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焦健生,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