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化名)是少有的愿意直面记者的艾滋病(AIDS)患者。他在广州第八人民医院接受了两个多月的治疗，马上就要出院了。

    他的主治医生说，他已经进入了感染艾滋病毒(HIV-1)的有症状期，这次虽然好了，但没几个月又会因为其他的感染而发病。

    27岁的陈建吸了七年的海洛因，今年3月戒了。过了清明，他开始发低烧，持续了两个多月，家人把他送进了南海的一家医院，但病情越来越严重，呼吸困难，人不能走路，不能翻身，9月2日，医院用救护车把他转到了广州。

    是广州的医生对他说他得的是AIDS。他说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愕然，然后就拼命地想，到底是哪个人出了问题。他以为AIDS只有搞同性恋或者嫖妓的人才会有，他说跟他一起的几个朋友都不是那样的，共用针筒应该不会有问题。

    陈建对记者说，报纸上不要老写外国的艾滋病了，太远了，要写就写中国的，最好就写广州的、南海的，越具体越好，他说要是知道艾滋病在我国很严重，他肯定不会跟别人共用针筒。

    然而，陈建这个简单的建议到了各地监测艾滋病流行情况的防疫部门和他们的上级领导那里却变成一道非常复杂的难题。艾滋病在中国发展得太快了，他们手中那些几年间急剧上升的数字成了一只烫手的洋芋：应该报多少才不会引起老百性的恐慌、才不会影响投资环境、不会对主管领导们的政绩产生影响但又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要考虑的问题实在太多，我们是否有勇气正视艾滋病现状？

    在西方国家，注射毒品和性接触是HIV-1的两大主要传播途径，但中国还多了一种：非法采血。国际统一的、统计HIV感染途径的指标有6个：注射毒品、异性性接触、同性恋、母婴、血/血制品和不详，通常“不详”的最少，但在我国卫生部门公布的指标里，“不详”的比例却很高，1997年5月，占33·6%，列第二位，仅次于注射毒品，1999年9月，仍列第二，占21·1%。防疫部门的人说，他们统计的时候，会把非法采血感染放进“不详”之列。

    据悉，因非法采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中部的河南省及其周边地区。

    河南的人说，从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那里的许多农民以卖血为生，每一个血头至少养着几十个人，采血车一到，农民们就卷起衣袖，注射器根本来不及消毒，从这个人身上抽出来就直接插进另一个人的血管，而采血浆的，通常是把几个人的血放在同一个容器里，把血浆分离以后再回输到各人的血管。

    大量的感染就是那时候发生的，HIV-1不仅在输血者间传播，也传给了用血的人。在河南，一位被访的防疫人员说，虽然1995年国家实行无偿献血以后非法采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