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光明
近日，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张祥龙教授指出：“中医现代化”归根结底就是认为中医不科学。
他认为，中医的科学性之所以始终没有得到确认，中医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之所以始终没有得到承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医界弥漫着一种对科学方法论的“信仰”：只有应用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知识才是合乎理性的知识，才是真理；未能应用科学方法而采取的主张则是情绪的反应或个人的偏见。科学方法是客观的、普遍的，具有普遍适用性。中医不客观、不规范，所以要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把中医客观化、规范化，从而实现中医的现代化。
对中医界盛行的这种对科学方法的“信仰”，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张祥龙教授予以了深刻而又沉痛的批评。
“这是一种以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实的愚昧”
传统的中西医代表了两种很不同的看待世界和人体的方式，看待真理及获得真理的方式。如果不考虑中西医的重大区别，把这两者硬性地拢在一起，认为可以用西方传统学术所崇尚的对象化的方式来理解中医，尤其是以为可以用它来规定中医里面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不科学，然后通过它来搞科研教学，不但不会促进中医的发展，而且还会窒息中医的生命。
首先我们应该询问：传统的中、西医在根本处到底是否能相配起来？中医是阴阳象数化、时机化、境域化、哲理化和技艺化的，一定要和人的实际生活、文化传承和天地四时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在这样一个天地人相应相通的意义世界中，中医的内在生命才能舒展开来，它的功效才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像现在这样用西方的不适当的方法，西方传统哲学与科学的存在观、真理观、认识论来规范中医，就等于把中医放进了一个牢笼之中。这就是说，把中医关入了传统西方科学观指导的实验室和教室里面，完全对象化，就像被关进笼子的老虎和巨雕，它们的威风和长处就表现不出来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中西医结合”就只能是一种“拉郎配”，根本就不是一个平等的“自由恋爱”，而是去形成一种思想方法上的“主奴关系”。“不是中医不行，是学中医的人不行。”学中医的人为什么不行？关键是他们的路子走错了，把自己的根本和长处丢掉了。
科学方法与科学内容是息息相通的。那种认为有一套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的看法是一种过时的科学观。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可以完全普遍化的科学，包括像物理学这种以严格著称的科学。比如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都不能被一个框架统一起来，两者之间有一种非连续性或质的差别。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把这种差别称之为范式的差别。不同的科学范式，它们之间的裂缝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更不用说像医学这种与人的丰富多变的实际生存直接相关的东西了。目前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哲学的进展已经表明：每一种科学方法都是局限在某一种科学范式、科学体系、甚至生活形态之中，只有在这个体系或“知识型”里面才有效。不同的体系的出现并不是证明原来的体系完全错了，而只是表明，在它适用的范围之外，它是无效的。目前中医界中的一些人也认为在医学中，只有一种正确看待生命的方法，这是很危险的。在目前西方科学处于绝对强势的情势下，这么看问题只会造成恶性的西方传统医学中心论，将中医这个中华文明的仅存科技硕果置于死地。
西医那套东西能不能普遍化、“全球化”，能不能拿来规范我们？关键是看效果。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既然这套以传统西医为标准的“中医现代化”的方式已经实行了几十年，最后没有什么好效果，而只是使得中医越来越弱，被边缘化、无关痛痒化，趋向消亡，那么这套所谓普遍化的真理还是普遍有效的吗？所谓让“中医现代化”的东西究竟是促进了中医还是窒息了中医呢？你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如果这套所谓“普遍化”的东西带来的结果是中医的消亡，那么它就是伪普遍化，因为一切都要以中医的生存与发展为标准。
传统西医只有在西方科学的生理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等构成的概念体系里才能起作用，而中医也只有在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的思想世界和话语世界中才有效。像中医界目前所做的，拿数学化、生理学化、解剖学化等等来治中医，想把中医的阴阳五行、象数思维、辨证论治等内容按照这样一个陌生和敌对的框架来对象化、定量化，是不可能产生什么真正有益于中医本身的结果的，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就像老中医们说的，中医的科研搞了那么多，却没有哪个真的促进了中医本身的发展。不像西方式科学中的科研，对这种科学确实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实际上，不但不起作用，反而会有害，而且是贻害无穷。因为“同行”或不同科学范式之间的互相陷害是最可怕的。同行打着科学的旗号，充满了偏见，用他们的思路来整治中医，非把中医治死不可。他说你不科学、不规范、不客观，不是真医学，这就掐断了传统中医在主流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生命线。这样，主管部门就根本不会让中医有施展身手的天地，所以中医也就越来越萎缩。就如同林黛玉永远不可能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取悦于贾府、孔子永远不可能得到黑格尔的赞赏一样。你越小心，越想与它保持一致，你的长处就越得不到发扬，你也就越弱。而越难与它保持一致，你也越难得到它的尊重和支持，中医也就越萎缩。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像目前中医界这种对西方传统科学方法论和科学观的“信仰”是一种愚昧，这是一种以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实的愚昧，实际上是一种伪科学观。他们所谓的普遍的科学方法实际上只是他们对科学方法的一种误解。只有不懂科学哲学的人才能这么幼稚，它是一种科学盲的表现。如果我们去问西方的比较前沿的科学思想家，说用数学语言、逻辑语言和西医的方法让中医理论科学化，我想十个人中会有九个人不同意，甚至十个人都不会同意。
“中医界必须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
张教授的思考是深沉的，他的批评是严厉的。实际上，对于这种桎梏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科学观，当代西方科学界和思想界的批评已经非常普遍和深入。
著名海外学者林毓生教授指出，像这种对于科学的理解实际上是把科学变成了教条式的“科学主义”。这种流行的科学主义对科学抱持的形象，不但不能提供对科学的本质及其方法真正切实的领悟与理解所需的资源，相反地，它剥夺了中国公众获得这项领悟与理解的机会。与这种科学主义者的“信仰”正好相反，近二十年来逻辑与科学的哲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清楚地知道在科学的内容与科学方法之间不能划清一道清楚的鸿沟；事实上，研究科学的方法因科学内容之改变而改变。过分提倡逻辑与科学方法并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最易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很肤浅。因为“科学方法”所能接触的只是形式问题，但各项实质问题是从各个具体问题本身而来，如欲对这些问题提出重大原创的见解，“科学方法”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门学问实质层面中无法形式化、无法明说的创造活动。
西方著名思想家博兰尼的重要发现就是，在真正的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中，研究与创造活动的关键是科学家不能明说的，从他的文化传统与教育背景中经由潜移默化而得到的体会。这种“潜移默化的体会”并不是遵循形式的准则(像逻辑、数学语言等)可以得到的。换句话说，逻辑、数学与方法论不能对研究与创作活动中最重要的关键――潜移默化的体会加以界定，更谈不上指导了。“潜移默化的体会”虽然无法予以界定，但它是从严格的训练中陶冶出来的，包括像学徒式地服膺自己心悦诚服的师长的看法与言论以求青出于蓝，努力研读原典，苦思、关心与自己有关的具体而特殊的问题。
物理学家布里奇曼的这段话非常有助于说明这种“科学主义”对一些学科的致命影响：“一切可能的经验都符合我们已经熟悉的类型，于是只要求对一切可能的经验进行解释――难以设想还有比这更有害科学的观点了。这种观点表明了缺乏想象力、精神上的愚钝和固执。”
西方著名思想家哈耶克更是对这种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的愚痴予以了痛斥：“这种‘科学主义’的偏见，并不是真正探索真理的精神，而是一种对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奴性十足的模仿。它们确实反映着一种没有丝毫科学性可言的迷信，因为它们是生搬硬套，不加批判地就把其他学科的思维习惯运用到不同的学术领域，无视这个领域和形成这种习惯的领域有巨大差别。这种‘科学主义’与真正的科学精神不同，她并不是一种不带有偏见的立场，而是一种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它在对一门学问的具体内容深入思考之前，便宣布自己知道研究它的最恰当的方式。”
张祥龙教授还发出呼吁：“现在中医界对科学的理解还停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水平上，按照这套落后的科学观的路子，非把中医整死不可。现在中医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要真正向世界的先进文化开放。当代的西方思潮已经和正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基本上是朝着改善中西文化关系的方向变。这种思路对世界的看法是多元化的，对真理的看法是多元的，完全承认最重要的地方往往是非对象化的，或者是超对象化的。这些从根子上生成化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境域化了的思路，大大改善了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思想关系。所以，在与西方打交道时，要在不失自家天地的前提下，真实地全面地开放，不要被以前我们脑子里的‘西方’或‘科学’框住。要善于交国际上的真正朋友，学习那些于己切实有益而无害的最新思想，与方法上的西方中心论抗争。”
近日，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张祥龙教授指出：“中医现代化”归根结底就是认为中医不科学。
他认为，中医的科学性之所以始终没有得到确认，中医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之所以始终没有得到承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医界弥漫着一种对科学方法论的“信仰”：只有应用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知识才是合乎理性的知识，才是真理；未能应用科学方法而采取的主张则是情绪的反应或个人的偏见。科学方法是客观的、普遍的，具有普遍适用性。中医不客观、不规范，所以要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把中医客观化、规范化，从而实现中医的现代化。
对中医界盛行的这种对科学方法的“信仰”，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张祥龙教授予以了深刻而又沉痛的批评。
“这是一种以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实的愚昧”
传统的中西医代表了两种很不同的看待世界和人体的方式，看待真理及获得真理的方式。如果不考虑中西医的重大区别，把这两者硬性地拢在一起，认为可以用西方传统学术所崇尚的对象化的方式来理解中医，尤其是以为可以用它来规定中医里面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不科学，然后通过它来搞科研教学，不但不会促进中医的发展，而且还会窒息中医的生命。
首先我们应该询问：传统的中、西医在根本处到底是否能相配起来？中医是阴阳象数化、时机化、境域化、哲理化和技艺化的，一定要和人的实际生活、文化传承和天地四时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在这样一个天地人相应相通的意义世界中，中医的内在生命才能舒展开来，它的功效才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像现在这样用西方的不适当的方法，西方传统哲学与科学的存在观、真理观、认识论来规范中医，就等于把中医放进了一个牢笼之中。这就是说，把中医关入了传统西方科学观指导的实验室和教室里面，完全对象化，就像被关进笼子的老虎和巨雕，它们的威风和长处就表现不出来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中西医结合”就只能是一种“拉郎配”，根本就不是一个平等的“自由恋爱”，而是去形成一种思想方法上的“主奴关系”。“不是中医不行，是学中医的人不行。”学中医的人为什么不行？关键是他们的路子走错了，把自己的根本和长处丢掉了。
科学方法与科学内容是息息相通的。那种认为有一套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的看法是一种过时的科学观。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可以完全普遍化的科学，包括像物理学这种以严格著称的科学。比如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都不能被一个框架统一起来，两者之间有一种非连续性或质的差别。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把这种差别称之为范式的差别。不同的科学范式，它们之间的裂缝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更不用说像医学这种与人的丰富多变的实际生存直接相关的东西了。目前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哲学的进展已经表明：每一种科学方法都是局限在某一种科学范式、科学体系、甚至生活形态之中，只有在这个体系或“知识型”里面才有效。不同的体系的出现并不是证明原来的体系完全错了，而只是表明，在它适用的范围之外，它是无效的。目前中医界中的一些人也认为在医学中，只有一种正确看待生命的方法，这是很危险的。在目前西方科学处于绝对强势的情势下，这么看问题只会造成恶性的西方传统医学中心论，将中医这个中华文明的仅存科技硕果置于死地。
西医那套东西能不能普遍化、“全球化”，能不能拿来规范我们？关键是看效果。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既然这套以传统西医为标准的“中医现代化”的方式已经实行了几十年，最后没有什么好效果，而只是使得中医越来越弱，被边缘化、无关痛痒化，趋向消亡，那么这套所谓普遍化的真理还是普遍有效的吗？所谓让“中医现代化”的东西究竟是促进了中医还是窒息了中医呢？你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如果这套所谓“普遍化”的东西带来的结果是中医的消亡，那么它就是伪普遍化，因为一切都要以中医的生存与发展为标准。
传统西医只有在西方科学的生理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等构成的概念体系里才能起作用，而中医也只有在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的思想世界和话语世界中才有效。像中医界目前所做的，拿数学化、生理学化、解剖学化等等来治中医，想把中医的阴阳五行、象数思维、辨证论治等内容按照这样一个陌生和敌对的框架来对象化、定量化，是不可能产生什么真正有益于中医本身的结果的，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就像老中医们说的，中医的科研搞了那么多，却没有哪个真的促进了中医本身的发展。不像西方式科学中的科研，对这种科学确实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实际上，不但不起作用，反而会有害，而且是贻害无穷。因为“同行”或不同科学范式之间的互相陷害是最可怕的。同行打着科学的旗号，充满了偏见，用他们的思路来整治中医，非把中医治死不可。他说你不科学、不规范、不客观，不是真医学，这就掐断了传统中医在主流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生命线。这样，主管部门就根本不会让中医有施展身手的天地，所以中医也就越来越萎缩。就如同林黛玉永远不可能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取悦于贾府、孔子永远不可能得到黑格尔的赞赏一样。你越小心，越想与它保持一致，你的长处就越得不到发扬，你也就越弱。而越难与它保持一致，你也越难得到它的尊重和支持，中医也就越萎缩。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像目前中医界这种对西方传统科学方法论和科学观的“信仰”是一种愚昧，这是一种以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实的愚昧，实际上是一种伪科学观。他们所谓的普遍的科学方法实际上只是他们对科学方法的一种误解。只有不懂科学哲学的人才能这么幼稚，它是一种科学盲的表现。如果我们去问西方的比较前沿的科学思想家，说用数学语言、逻辑语言和西医的方法让中医理论科学化，我想十个人中会有九个人不同意，甚至十个人都不会同意。
“中医界必须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
张教授的思考是深沉的，他的批评是严厉的。实际上，对于这种桎梏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科学观，当代西方科学界和思想界的批评已经非常普遍和深入。
著名海外学者林毓生教授指出，像这种对于科学的理解实际上是把科学变成了教条式的“科学主义”。这种流行的科学主义对科学抱持的形象，不但不能提供对科学的本质及其方法真正切实的领悟与理解所需的资源，相反地，它剥夺了中国公众获得这项领悟与理解的机会。与这种科学主义者的“信仰”正好相反，近二十年来逻辑与科学的哲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清楚地知道在科学的内容与科学方法之间不能划清一道清楚的鸿沟；事实上，研究科学的方法因科学内容之改变而改变。过分提倡逻辑与科学方法并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最易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很肤浅。因为“科学方法”所能接触的只是形式问题，但各项实质问题是从各个具体问题本身而来，如欲对这些问题提出重大原创的见解，“科学方法”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门学问实质层面中无法形式化、无法明说的创造活动。
西方著名思想家博兰尼的重要发现就是，在真正的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中，研究与创造活动的关键是科学家不能明说的，从他的文化传统与教育背景中经由潜移默化而得到的体会。这种“潜移默化的体会”并不是遵循形式的准则(像逻辑、数学语言等)可以得到的。换句话说，逻辑、数学与方法论不能对研究与创作活动中最重要的关键――潜移默化的体会加以界定，更谈不上指导了。“潜移默化的体会”虽然无法予以界定，但它是从严格的训练中陶冶出来的，包括像学徒式地服膺自己心悦诚服的师长的看法与言论以求青出于蓝，努力研读原典，苦思、关心与自己有关的具体而特殊的问题。
物理学家布里奇曼的这段话非常有助于说明这种“科学主义”对一些学科的致命影响：“一切可能的经验都符合我们已经熟悉的类型，于是只要求对一切可能的经验进行解释――难以设想还有比这更有害科学的观点了。这种观点表明了缺乏想象力、精神上的愚钝和固执。”
西方著名思想家哈耶克更是对这种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的愚痴予以了痛斥：“这种‘科学主义’的偏见，并不是真正探索真理的精神，而是一种对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奴性十足的模仿。它们确实反映着一种没有丝毫科学性可言的迷信，因为它们是生搬硬套，不加批判地就把其他学科的思维习惯运用到不同的学术领域，无视这个领域和形成这种习惯的领域有巨大差别。这种‘科学主义’与真正的科学精神不同，她并不是一种不带有偏见的立场，而是一种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它在对一门学问的具体内容深入思考之前，便宣布自己知道研究它的最恰当的方式。”
张祥龙教授还发出呼吁：“现在中医界对科学的理解还停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水平上，按照这套落后的科学观的路子，非把中医整死不可。现在中医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要真正向世界的先进文化开放。当代的西方思潮已经和正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基本上是朝着改善中西文化关系的方向变。这种思路对世界的看法是多元化的，对真理的看法是多元的，完全承认最重要的地方往往是非对象化的，或者是超对象化的。这些从根子上生成化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境域化了的思路，大大改善了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思想关系。所以，在与西方打交道时，要在不失自家天地的前提下，真实地全面地开放，不要被以前我们脑子里的‘西方’或‘科学’框住。要善于交国际上的真正朋友，学习那些于己切实有益而无害的最新思想，与方法上的西方中心论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