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情况下，肝癌该如何治疗
上海中山医院肝癌病区。
汤钊猷教授安详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与周围的一切相处得是那样和谐，毕竟，他已在这里工作了50年。
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尽快减轻癌症对人民健康的巨大威胁，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向全国发出了号召：“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医学一定要战胜它。”这时年仅30多岁的汤钊猷已是血管外科领域颇有成就的专家，但面对祖国和人民的召唤他毅然决定：全身心投入到攻克肝癌这一“癌中之王”的漫漫征程中。
近四十年过去了，汤钊猷教授在诊治肝癌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谈及此事，他却谦逊而幽默地说，自己这辈子只做了“两件半事”：一件是小肝癌的研究，另一件是将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再切除，还有半件是目前正在做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然而正是这两件半事，成为中国几十年来在肝癌诊治领域创下的“三大进步”，尤其是“亚临床肝癌”概念的提出，挽救了无数肝癌患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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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钊猷教授曾说过：医生这种职业，有些东西，别人享受不到，最大的享受就是你治好了病人，看着他出院了、恢复工作了，这是最大的享受，金钱买不到的享受；但是当你费了很大的劲，却看到病人还得死，那个难受也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2004年4月9日，汤钊猷教授荣获全国医学最高荣誉奖章——白求恩奖章，理由是：他挽救了无数肝癌患者的生命……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汤钊猷教授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将他50年治疗肝癌的历程讲完。一路听下来，俨然一部中国肝癌的探索和治疗史。事后，记者将这一个小时还原成三件事情，期望它们能将汤钊猷教授从医半个世纪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历尽艰辛探索肝癌治疗的执着历程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文革时的一件事情对汤钊猷的震动特别大，有一次他值班，五分钟不到就死了两个病人，都是肝癌。“我用一个推车推了两个尸体，刚才还是活生生的人，原来都是很好的同志，得了肝癌还坚持工作，实在不行了才来看病。病人家属在我旁边一边哭，一边还感谢我(努力抢救)。这种情景，一个医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那时就想，难道肝癌真的没法治吗？”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汤钊猷教授谈起这一幕，表情依然是复杂的：有遗憾，有无奈，甚至还有一点点自责。所以，当周恩来总理号召广大医务工作者一定要战胜癌症时，他毅然决定投入到攻克肝癌的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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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实地研究和大量外科实践的基础上，汤钊猷教授和他的集体创造性地提出：联合甲胎蛋白和肝功能检测有可能查出早期的小肝癌。以后的临床实践和调查数据验证了这一观点。这一成果推广应用后，发现了大批毫无症状的小肝癌患者。由此而确立的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概念和方法，使肝癌有效治疗的时间大大提前，挽救了大批患者的生命。
在长期从事这项课题研究后，汤钊猷教授的体会是：影响肝癌患者寿命的因素很多，但目前获得肝癌长期生存的主要途径还是早期发现、早期切除。他列举了一组数字：1905—1970年的65年间，全球仅有45位肝癌病人生存达到5年，平均每年还不到1个病人。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原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到2003年底，已有805人生存5年以上，其中240人生存10年以上。805人中，小肝癌切除者占56.1%。
汤教授继而解释，所谓“小肝癌”多数是早期的、还未长大的肝癌。“把敌人消灭在萌芽之中”，这种做法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这个道理老百姓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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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肝癌的缩小后切除
30年前，当时只有21岁的小潘在一次普通的体检中，被汤钊猷发现她有肝癌的早期征兆，并立即实施了手术。如今30年过去了，小潘成了家，有了孩子，成为了肝癌历史上活得最长的人中之一。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对这件事情的思考，最能体现汤钊猷的进取性格：小肝癌有办法了，但占肝癌大多数的大肝癌仍然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尤其是不能切除者，就意味着没有根治的希望，他又感到不安了。但是，没有正经学过哲学的汤钊猷却懂得用哲学的智慧来指导自己的医学研究。他认为：从辩证法的角度，小可变大，大也应能变小。一次偶然的观察更坚定了他的这种想法。
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汤钊猷偶然观察到一个病人经治疗后肿瘤缩小，切除后居然生存得很好。于是他正式提出“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或称二期切除)的命题。这个命题的关键是如何使肿瘤有效的缩小。围绕这一命题，汤钊猷和助手们又进行了两项变革：改单一治疗为综合治疗，其次是研究导向治疗。后来他们意想不到地发现，综合治疗如搭配得当，1+1可大于2。另外，经过10年的研究，证明导向治疗如同军事导弹一样，是一种能大量杀伤肿瘤的有力武器，但单一应用难以达到100%消灭癌细胞的目的。为此，当肿瘤缩小时，要用手术的方法加以切除。没有想到的是，原先没有根治希望的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经缩小后切除，其5年生存率竟能与小肝癌切除者相媲美，他们用这个办法又救治了百余位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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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治疗又前进了一步。
肝癌复发与转移的研究
尽管小肝癌和大肝癌的缩小后切除均使肝癌的疗效提高了一步，但所有的肝癌切除后均存在复发和转移的潜在问题。对这件事，汤钊猷教授和他的助手们一直还在研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谦逊的他反复强调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因此只肯承认这只是自己做过的半件事。依照老人家的性情：“没有做完的事情，是不能拿出来吹牛的。”但对于助手们发表的一些新观点，汤教授还是乐得介绍一番，因为他从中“看到了一些很有价值苗头的东西”。
他谈到了三点。第一，癌细胞是否转移早在发病初期就已经确定了，中晚期是否出现转移已是“蓄谋已久”的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癌瘤很小就切除了但仍然会转移，而有的癌瘤很大切除后却不会转移。那么，如何判定癌细胞是否转移？汤教授又谈到了第二点：目前已确定人体中的153个基因与肝癌转移关系密切。用这些基因就可测定80%病人的癌细胞转移情况。但是，153个基因毕竟太多了，于是，汤教授又谈到了第三点：在153个基因中，有一种叫做“骨桥蛋白”，通过检测这种基因水平的高低，就可能判定术后病人生存时间的长短。骨桥蛋白低的生存时间反而长。
问题变的简单多了。
但汤钊猷教授对这些成果的态度，就像几十年前他面对小肝癌研究获得成功时一样——首先想到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人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体，疾病也是，人与疾病斗争的过程同样是。探索和治疗疾病的复杂性就在于此，有时我们了解了疾病，却忽视了自身；有时注意了自身，疾病却又变了……谈到这里时，他仿佛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这位74岁的老人一辈子给无数病人解难答疑，但自己一生却面对着太多的难题。也许这就是他，总愿意给别人带来欢乐，却让自己去苦苦求索……, 百拇医药
汤钊猷教授安详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与周围的一切相处得是那样和谐，毕竟，他已在这里工作了50年。
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尽快减轻癌症对人民健康的巨大威胁，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向全国发出了号召：“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医学一定要战胜它。”这时年仅30多岁的汤钊猷已是血管外科领域颇有成就的专家，但面对祖国和人民的召唤他毅然决定：全身心投入到攻克肝癌这一“癌中之王”的漫漫征程中。
近四十年过去了，汤钊猷教授在诊治肝癌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谈及此事，他却谦逊而幽默地说，自己这辈子只做了“两件半事”：一件是小肝癌的研究，另一件是将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再切除，还有半件是目前正在做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然而正是这两件半事，成为中国几十年来在肝癌诊治领域创下的“三大进步”，尤其是“亚临床肝癌”概念的提出，挽救了无数肝癌患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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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钊猷教授曾说过：医生这种职业，有些东西，别人享受不到，最大的享受就是你治好了病人，看着他出院了、恢复工作了，这是最大的享受，金钱买不到的享受；但是当你费了很大的劲，却看到病人还得死，那个难受也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2004年4月9日，汤钊猷教授荣获全国医学最高荣誉奖章——白求恩奖章，理由是：他挽救了无数肝癌患者的生命……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汤钊猷教授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将他50年治疗肝癌的历程讲完。一路听下来，俨然一部中国肝癌的探索和治疗史。事后，记者将这一个小时还原成三件事情，期望它们能将汤钊猷教授从医半个世纪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历尽艰辛探索肝癌治疗的执着历程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文革时的一件事情对汤钊猷的震动特别大，有一次他值班，五分钟不到就死了两个病人，都是肝癌。“我用一个推车推了两个尸体，刚才还是活生生的人，原来都是很好的同志，得了肝癌还坚持工作，实在不行了才来看病。病人家属在我旁边一边哭，一边还感谢我(努力抢救)。这种情景，一个医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那时就想，难道肝癌真的没法治吗？”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汤钊猷教授谈起这一幕，表情依然是复杂的：有遗憾，有无奈，甚至还有一点点自责。所以，当周恩来总理号召广大医务工作者一定要战胜癌症时，他毅然决定投入到攻克肝癌的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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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实地研究和大量外科实践的基础上，汤钊猷教授和他的集体创造性地提出：联合甲胎蛋白和肝功能检测有可能查出早期的小肝癌。以后的临床实践和调查数据验证了这一观点。这一成果推广应用后，发现了大批毫无症状的小肝癌患者。由此而确立的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概念和方法，使肝癌有效治疗的时间大大提前，挽救了大批患者的生命。
在长期从事这项课题研究后，汤钊猷教授的体会是：影响肝癌患者寿命的因素很多，但目前获得肝癌长期生存的主要途径还是早期发现、早期切除。他列举了一组数字：1905—1970年的65年间，全球仅有45位肝癌病人生存达到5年，平均每年还不到1个病人。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原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到2003年底，已有805人生存5年以上，其中240人生存10年以上。805人中，小肝癌切除者占56.1%。
汤教授继而解释，所谓“小肝癌”多数是早期的、还未长大的肝癌。“把敌人消灭在萌芽之中”，这种做法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这个道理老百姓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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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肝癌的缩小后切除
30年前，当时只有21岁的小潘在一次普通的体检中，被汤钊猷发现她有肝癌的早期征兆，并立即实施了手术。如今30年过去了，小潘成了家，有了孩子，成为了肝癌历史上活得最长的人中之一。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对这件事情的思考，最能体现汤钊猷的进取性格：小肝癌有办法了，但占肝癌大多数的大肝癌仍然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尤其是不能切除者，就意味着没有根治的希望，他又感到不安了。但是，没有正经学过哲学的汤钊猷却懂得用哲学的智慧来指导自己的医学研究。他认为：从辩证法的角度，小可变大，大也应能变小。一次偶然的观察更坚定了他的这种想法。
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汤钊猷偶然观察到一个病人经治疗后肿瘤缩小，切除后居然生存得很好。于是他正式提出“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或称二期切除)的命题。这个命题的关键是如何使肿瘤有效的缩小。围绕这一命题，汤钊猷和助手们又进行了两项变革：改单一治疗为综合治疗，其次是研究导向治疗。后来他们意想不到地发现，综合治疗如搭配得当，1+1可大于2。另外，经过10年的研究，证明导向治疗如同军事导弹一样，是一种能大量杀伤肿瘤的有力武器，但单一应用难以达到100%消灭癌细胞的目的。为此，当肿瘤缩小时，要用手术的方法加以切除。没有想到的是，原先没有根治希望的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经缩小后切除，其5年生存率竟能与小肝癌切除者相媲美，他们用这个办法又救治了百余位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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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治疗又前进了一步。
肝癌复发与转移的研究
尽管小肝癌和大肝癌的缩小后切除均使肝癌的疗效提高了一步，但所有的肝癌切除后均存在复发和转移的潜在问题。对这件事，汤钊猷教授和他的助手们一直还在研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谦逊的他反复强调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因此只肯承认这只是自己做过的半件事。依照老人家的性情：“没有做完的事情，是不能拿出来吹牛的。”但对于助手们发表的一些新观点，汤教授还是乐得介绍一番，因为他从中“看到了一些很有价值苗头的东西”。
他谈到了三点。第一，癌细胞是否转移早在发病初期就已经确定了，中晚期是否出现转移已是“蓄谋已久”的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癌瘤很小就切除了但仍然会转移，而有的癌瘤很大切除后却不会转移。那么，如何判定癌细胞是否转移？汤教授又谈到了第二点：目前已确定人体中的153个基因与肝癌转移关系密切。用这些基因就可测定80%病人的癌细胞转移情况。但是，153个基因毕竟太多了，于是，汤教授又谈到了第三点：在153个基因中，有一种叫做“骨桥蛋白”，通过检测这种基因水平的高低，就可能判定术后病人生存时间的长短。骨桥蛋白低的生存时间反而长。
问题变的简单多了。
但汤钊猷教授对这些成果的态度，就像几十年前他面对小肝癌研究获得成功时一样——首先想到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人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体，疾病也是，人与疾病斗争的过程同样是。探索和治疗疾病的复杂性就在于此，有时我们了解了疾病，却忽视了自身；有时注意了自身，疾病却又变了……谈到这里时，他仿佛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这位74岁的老人一辈子给无数病人解难答疑，但自己一生却面对着太多的难题。也许这就是他，总愿意给别人带来欢乐，却让自己去苦苦求索……,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