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谷报道：据《新民周刊》消息，作为一种疾病的艾滋病和作为一个问题的艾滋病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是要靠生物学家、药物学家和医学家去对付的；但要解决今天肆虐全球的、作为一种社会病症的艾滋病问题，却不是仅靠生物学家、药物学家和医学家就能做到的，它关系着社会的结构、制度、文化和伦理等诸多问题，它需要多部门的合作，需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以及不同的人群——包括感染者和病人，也包括学者和专家——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认知与事实

    就认知而言，在中国，接受了艾滋病相关信息的人，一般会认为“艾滋病很可怕”、“艾滋病已经成为很严重的问题”，而艾滋病的“可怕”和“严重”又是相关联的。包括传媒在内的各种宣传、讲述，给受众以“得了艾滋病必死无疑”，“艾滋病人骨瘦如柴，全身溃烂”，“艾滋病的感染人群数量巨大，增长极快”的印象。而在中国，作为负责社会管理的政府官员则大多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实际感受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也就是说，在政府工作的问题单子上，相对腐败、犯罪、闹事、灾害、贫困、失业、招商引资、经济增长而言，艾滋病排不上队。

    实际情况如何呢？相当多的中国人(包括政府官员)只知道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有84万人，或者是100万人或150万人，而不知道这些都是估计或者是推算出的数字。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情况，截止到2003年6月，实际累计报告的数字仅为：感染者45092例，病人3532例，死亡1800例。依据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估计目前有感染者84万人，其中病人约8万人(而在此前的估计是感染者100万人，其中病人20万人，已死亡10万-12万人)。问题是通过监测和分析，用数学模型推出来的不管是100万人，还是84万人，都存在一个这些人到底是谁和在哪里的问题。搞不清感染者和病人是谁和在哪里，一切对应的举措和行动都将无的放矢。据称在世界上一般感染者推算数的50%是本人知晓的，在美国是70%本人知晓，而在中国检测报告人数只占推算数的5.4%(按84万人计算)或4.5%(按100万人计算)，也就是说，可能有94.6%或95.5%的感染者本人不知晓，医疗机构不知道他(她)是谁和在哪里，政府更不知道他(她)是谁、在哪里。

    政府不能了解、把握自己所处和所管理的社会中几十万人，近百万人，甚至是更多的人的情况，这正反映了社会的一种复杂现象。从细微处看，当年带领着村民游走于各县卖血的，今天带领着感染者进城“治病”(接受医学试验)的，在艾滋病高发区“闹事”的，正可以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底层精英理论和“过程-事件方法”去解释。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