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完全能防治艾滋病(根据某县艾滋病防治救助办公室冯主任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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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9日
我是县艾滋病防治救助办公室主任,来北京找项目和资金,以解决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及那些死者遗留下的孤儿和孤寡老人的生活等问题,为地方人民造福。
中国治疗艾滋病,我介入的时间是2000年。那时,我们地区艾滋病突然爆发了,真正的高发期是1996年到1999年间。艾滋病患者心理比较复杂,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认为是吸毒或者性传播的,实际上他们是无辜的,是卖血感染的。
当时,我们没有政策、资金和药物,突然之间出现这么多艾滋病人,而且是死亡的高峰期,艾滋病患者死亡率很高。这时,中医到我们这里来了。国家政策我们是清楚的,只要他们有行医资格证能开处方,虽然他们在搞试验,但是我们认为对我们地方有很大的帮助和好处。只要他的药有效,搞试验是他们个人的事情。我们对此就睁只眼,闭只眼,不反对也不干涉。
当初,他们是开处方熬成汤剂让病人喝;后来,有的制成片剂和胶囊。我接触到的就有六、七家,有东北的、哈尔滨的、兰州的、云南的、广东的、浙江的。我私下都与他们有接触,给他们介绍当地情况,告诉他们应该把握的原则。我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政府。万一出问题了,不代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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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群众情绪十分恐慌,部分人已经绝望;另外,群众认为有偿献血是政府提倡的,因而他们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当时政府的情绪很矛盾,因群众把矛头对准政府。2001年、2002年他们走上了上访之路,到县委、政府去静坐、请愿,甚至到机关闹事。群众已经绝望,没法活,活着是受罪,看病又没有药,需要大量的钱来治这个病,凭空给小孩带来债务。很多病人绝望而自杀,有的投井、上吊、服毒。
2002年7月,县成立艾滋病防治救助办公室,让我去当办公室主任。该办公室有国家七大部门联合支持,有16大的科技政策。通过艾滋病防治救助工作,来研究文献,找工作方法,出台一些政策、工作程序和工作范围。各部门都知道,当时国家明文规定,用一年的时间来探索艾滋病的救治,也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边救治边总结。总结出来,有用的就应用。明确各部门的责任,什么问题该什么部门处理。
我这个部门就是协调、限制各有关部门关于艾滋病防治救助工作的开展。出发点是:维持地方稳定,解决社会、人口发展等问题。当时,国内外的一些报纸争相报道。国外媒体,如法新社、美联社、共同社等,借我们正在申办奥运会,围绕中国艾滋病问题,说中国不尊重人权,侵犯人权,歪曲事实进行报道。当时,我们想解决艾滋病问题,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头绪,没有政策和资金。在这种情况下,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过来了,对我们承诺资助。他们宣传的是:艾滋病可防不可治。越宣传人民心越不稳,他们的专家认为艾滋病可防不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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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医来了以后,我的观念慢慢改变了:艾滋病不但可以预防,而且可以治愈。现在我们宣传的标语是:艾滋病可防又可治。这与西医专家宣传的口径不一样,他们说艾滋病不可治,它是病毒感染,病毒生命力很强,破坏人的免疫系统,是健康中毒,不可治愈,只能预防。
艾滋病可防又可治,就是中医药为我们提供的治疗艾滋病的信息。2003年,有些艾滋病人着急了,问政府:“你们还给我们治不治病,还救不救我们”。我们说:“救,当然要救。”他们说:“要救,我们就给你们政府推荐某某的一种中药,你们掏钱买,我们买不起。他们已经花费了很多钱,无偿投资了几十万,免费给我们发了很多药,现在他没有钱了承受不起,你们要买他的药,它能够治病救命啊!”当时,我很奇怪,这种中药效果非常好,引起了我的重视,就亲自调查走访了群众,发现中药疗效确实非常好,并且没有毒副作用。
艾滋病病人为了要活命就坚持吃“鸡尾酒疗法”套餐的药物,但他们吃后就头疼头晕、视力模糊、四肢发麻、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现在很多病人把这些药领回去后,放着不吃。而中药呢,没有副作用。通过我的直接体验和实践,只有中医药才能治愈艾滋病,应该发掘发掘。要治愈艾滋病的奇迹出现,就只有我们中医药作为突破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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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尾酒疗法”必须坚持吃药,不能停药,否则会反弹,病毒复制更快,产生更大的抗药性。而中药服药半年或者一年后,病情很快就好转到治愈,而且停药后,不反弹。我建议重新确定专家学者,逐步去搞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研究。当初,没有对比时,真还不敢提出来说中医药有效,因为只用“鸡尾酒疗法”,现在不一样了,看到了中医药的良好疗效。我们搞一批正规的规范的中医专家,国家让科技部门参与研究,专门研究中药,再用抗病毒的药,来搞中、西药的对比实验。我建议国家高层,应该走捷径的办法,因为基层确实需要这种中药。中药审批,不能走常规的程序,几年折腾下来,不知要耽误多少患者的治疗。如果10年才能审批下来,那么这批艾滋病患者就要死完了。如果采用“短、平、快”来处理,就拯救了一大批人。我想这在现实意义和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我当时当乡长,第一批驻村工作队的干部,乡里的什么工作都不干了,专门管理这个艾滋病村的事务,所以对村里每一户人家的情况非常熟悉。村里人生活实在太困难了,不由自主的就产生了同情心,我就把自己工资的50%~70%都支援给那些生活最困难户。后来,国家支持力度加大,包括资金、技术和物资,甚至派医疗队和工作队,实施五个一工程,改进群众基本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如修路、打井、建学校、建卫生所、建养老院,发放药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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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里群众的情绪稳定,精神面貌也好了,社会也比较安定了,是因为中药攻克了艾滋病。艾滋病不是什么特殊病,就是一种疾病而已,与其它病一样,可以治愈,因而当地人就从心理上消除了对艾滋病的恐惧。中药治愈艾滋病人已经有了成功的例子,是我亲身体会的,只是不敢公开报道。我舅舅的儿子(张某),他的妻子患艾滋病(卖血感染)死了。他是通过他妻子性传播感染的,很快发病,濒临死亡,这时,我舅舅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表兄不行了,现在滴水不进,一直发高烧,烧到39℃,连续输了半个月的药水,但高烧不退,人已经迷糊,不认识人,不会说话啦。当时我很惊讶,就过去看看,就给他找了一位大夫的中药,让他服用,刚服药一天半烧就退下来了,服药半个月后可以吃饭、下床走路,精神好了有说有笑。中药的效果就有这么好,现在什么药他都不要了,就吃这种中药。一些吃过中药的病人,自己认为身体已经恢复正常,能够下地干活。
我们作为基层工作人员,只能呼吁,建议科技部门把艾滋病作为一个大的课题,引起高层次领导的重视,给工作开绿灯,比如技术、资金等,国家重视,我们地方政府肯定是全力配合,积极协作。民间医生私下搞,达不到把握全局的作用。今天还有云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给我打电话说,自己是中医大夫,行医十多年了,研究出一种药,希望来这里给病人治疗,我问他:“有没有行医资格证?如果没有,就不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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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樊的一位中医是最早进入我们高发区的,他把中药放在白酒里浸泡后服用。他的药我服过两天,没有副作用,就像平常喝了酒。服过这种药的病人已经好了,到现在病人还没有反复,也没有再发病。他没有作细胞检测,他没有检测资金,要检测必须去北京地坛医院,检测一次熟人2000元,一般人2200元,加上来回的路费和食宿费,合计一人一次要3000多元。
在几种药中,应筛选一些药,分类型服用。一些人适合服用这种药,另外一些人适合服用那种药。作些病毒对比试验,在中药参与治疗前病毒数据是多少,中药参与治疗过程中病毒多少,治愈后病毒是多少,与正常人的细胞对比如何。我开会说,要实实在在为群众办事,出不出效果就要看历届政府态度,应了解群众的生活状态、病理状况、治疗情况。国际上没有管理经验和模式的情况下,我们就边总结边实验,所以我们很慎重,就亲自到第一线,大的报告、文件和总结材料全部经过我的手向上报的。
如何看待中药在我们那里治疗艾滋病的这个问题,站的角度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我想是这样:既然有效,确确实实是有效,不需要那个官方机构来认证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中央应该把中医药防治艾滋病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时间对我们来说十分宝贵,时间拖得越长,病人就会死得越多。这不止我们上蔡县有这个问题,全国所有有艾滋病的地方都有我们同样的问题,也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县里对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这个工作非常支持。现官方介入以后,我们县里就更加支持和配合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工作。现在艾滋病人知道中医药后,就把它当作宝贝,因它能够救命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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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按正规的程序规范研究,规范操作,出来的成果就会举世瞩目。现在中医药能治愈艾滋病这个信息,被国外多个情报部门所收集,他们并且知道是以个人名义搞研究,不是国家部门,因而难以形成重大科技成果。在正规科学研究过程中通过对比实验和分析实验,就可以把毒性实验做出来;从医学的角度讲,肾功能正常情况下有哪些指标,服药后病人的指标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能否达到正常人的水平,病毒发生怎样变化,血常规指标又如何,等等。
艾滋病解决不好,将来或许会成为危及我们人民生命的头号杀手,这不是危言耸听。路透社有位记者曾去采访,我们不让。她说,你还不知道将来危及你们生命最大的就是艾滋病,你们现在不尊重生命。
现在我们对中药有信心了,所以说艾滋病并不可怕,不但能预防,而且能够治愈。如果艾滋病用中医药首先在我们那里攻克下来,我们就可以在本地建立专治艾滋病的医院,通过治疗病人,增加收入,从而带动当地群众种植中药材,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脱掉贫困县的帽子。, 百拇医药
中国治疗艾滋病,我介入的时间是2000年。那时,我们地区艾滋病突然爆发了,真正的高发期是1996年到1999年间。艾滋病患者心理比较复杂,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认为是吸毒或者性传播的,实际上他们是无辜的,是卖血感染的。
当时,我们没有政策、资金和药物,突然之间出现这么多艾滋病人,而且是死亡的高峰期,艾滋病患者死亡率很高。这时,中医到我们这里来了。国家政策我们是清楚的,只要他们有行医资格证能开处方,虽然他们在搞试验,但是我们认为对我们地方有很大的帮助和好处。只要他的药有效,搞试验是他们个人的事情。我们对此就睁只眼,闭只眼,不反对也不干涉。
当初,他们是开处方熬成汤剂让病人喝;后来,有的制成片剂和胶囊。我接触到的就有六、七家,有东北的、哈尔滨的、兰州的、云南的、广东的、浙江的。我私下都与他们有接触,给他们介绍当地情况,告诉他们应该把握的原则。我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政府。万一出问题了,不代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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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群众情绪十分恐慌,部分人已经绝望;另外,群众认为有偿献血是政府提倡的,因而他们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当时政府的情绪很矛盾,因群众把矛头对准政府。2001年、2002年他们走上了上访之路,到县委、政府去静坐、请愿,甚至到机关闹事。群众已经绝望,没法活,活着是受罪,看病又没有药,需要大量的钱来治这个病,凭空给小孩带来债务。很多病人绝望而自杀,有的投井、上吊、服毒。
2002年7月,县成立艾滋病防治救助办公室,让我去当办公室主任。该办公室有国家七大部门联合支持,有16大的科技政策。通过艾滋病防治救助工作,来研究文献,找工作方法,出台一些政策、工作程序和工作范围。各部门都知道,当时国家明文规定,用一年的时间来探索艾滋病的救治,也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边救治边总结。总结出来,有用的就应用。明确各部门的责任,什么问题该什么部门处理。
我这个部门就是协调、限制各有关部门关于艾滋病防治救助工作的开展。出发点是:维持地方稳定,解决社会、人口发展等问题。当时,国内外的一些报纸争相报道。国外媒体,如法新社、美联社、共同社等,借我们正在申办奥运会,围绕中国艾滋病问题,说中国不尊重人权,侵犯人权,歪曲事实进行报道。当时,我们想解决艾滋病问题,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头绪,没有政策和资金。在这种情况下,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过来了,对我们承诺资助。他们宣传的是:艾滋病可防不可治。越宣传人民心越不稳,他们的专家认为艾滋病可防不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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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医来了以后,我的观念慢慢改变了:艾滋病不但可以预防,而且可以治愈。现在我们宣传的标语是:艾滋病可防又可治。这与西医专家宣传的口径不一样,他们说艾滋病不可治,它是病毒感染,病毒生命力很强,破坏人的免疫系统,是健康中毒,不可治愈,只能预防。
艾滋病可防又可治,就是中医药为我们提供的治疗艾滋病的信息。2003年,有些艾滋病人着急了,问政府:“你们还给我们治不治病,还救不救我们”。我们说:“救,当然要救。”他们说:“要救,我们就给你们政府推荐某某的一种中药,你们掏钱买,我们买不起。他们已经花费了很多钱,无偿投资了几十万,免费给我们发了很多药,现在他没有钱了承受不起,你们要买他的药,它能够治病救命啊!”当时,我很奇怪,这种中药效果非常好,引起了我的重视,就亲自调查走访了群众,发现中药疗效确实非常好,并且没有毒副作用。
艾滋病病人为了要活命就坚持吃“鸡尾酒疗法”套餐的药物,但他们吃后就头疼头晕、视力模糊、四肢发麻、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现在很多病人把这些药领回去后,放着不吃。而中药呢,没有副作用。通过我的直接体验和实践,只有中医药才能治愈艾滋病,应该发掘发掘。要治愈艾滋病的奇迹出现,就只有我们中医药作为突破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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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尾酒疗法”必须坚持吃药,不能停药,否则会反弹,病毒复制更快,产生更大的抗药性。而中药服药半年或者一年后,病情很快就好转到治愈,而且停药后,不反弹。我建议重新确定专家学者,逐步去搞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研究。当初,没有对比时,真还不敢提出来说中医药有效,因为只用“鸡尾酒疗法”,现在不一样了,看到了中医药的良好疗效。我们搞一批正规的规范的中医专家,国家让科技部门参与研究,专门研究中药,再用抗病毒的药,来搞中、西药的对比实验。我建议国家高层,应该走捷径的办法,因为基层确实需要这种中药。中药审批,不能走常规的程序,几年折腾下来,不知要耽误多少患者的治疗。如果10年才能审批下来,那么这批艾滋病患者就要死完了。如果采用“短、平、快”来处理,就拯救了一大批人。我想这在现实意义和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我当时当乡长,第一批驻村工作队的干部,乡里的什么工作都不干了,专门管理这个艾滋病村的事务,所以对村里每一户人家的情况非常熟悉。村里人生活实在太困难了,不由自主的就产生了同情心,我就把自己工资的50%~70%都支援给那些生活最困难户。后来,国家支持力度加大,包括资金、技术和物资,甚至派医疗队和工作队,实施五个一工程,改进群众基本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如修路、打井、建学校、建卫生所、建养老院,发放药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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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里群众的情绪稳定,精神面貌也好了,社会也比较安定了,是因为中药攻克了艾滋病。艾滋病不是什么特殊病,就是一种疾病而已,与其它病一样,可以治愈,因而当地人就从心理上消除了对艾滋病的恐惧。中药治愈艾滋病人已经有了成功的例子,是我亲身体会的,只是不敢公开报道。我舅舅的儿子(张某),他的妻子患艾滋病(卖血感染)死了。他是通过他妻子性传播感染的,很快发病,濒临死亡,这时,我舅舅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表兄不行了,现在滴水不进,一直发高烧,烧到39℃,连续输了半个月的药水,但高烧不退,人已经迷糊,不认识人,不会说话啦。当时我很惊讶,就过去看看,就给他找了一位大夫的中药,让他服用,刚服药一天半烧就退下来了,服药半个月后可以吃饭、下床走路,精神好了有说有笑。中药的效果就有这么好,现在什么药他都不要了,就吃这种中药。一些吃过中药的病人,自己认为身体已经恢复正常,能够下地干活。
我们作为基层工作人员,只能呼吁,建议科技部门把艾滋病作为一个大的课题,引起高层次领导的重视,给工作开绿灯,比如技术、资金等,国家重视,我们地方政府肯定是全力配合,积极协作。民间医生私下搞,达不到把握全局的作用。今天还有云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给我打电话说,自己是中医大夫,行医十多年了,研究出一种药,希望来这里给病人治疗,我问他:“有没有行医资格证?如果没有,就不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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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樊的一位中医是最早进入我们高发区的,他把中药放在白酒里浸泡后服用。他的药我服过两天,没有副作用,就像平常喝了酒。服过这种药的病人已经好了,到现在病人还没有反复,也没有再发病。他没有作细胞检测,他没有检测资金,要检测必须去北京地坛医院,检测一次熟人2000元,一般人2200元,加上来回的路费和食宿费,合计一人一次要3000多元。
在几种药中,应筛选一些药,分类型服用。一些人适合服用这种药,另外一些人适合服用那种药。作些病毒对比试验,在中药参与治疗前病毒数据是多少,中药参与治疗过程中病毒多少,治愈后病毒是多少,与正常人的细胞对比如何。我开会说,要实实在在为群众办事,出不出效果就要看历届政府态度,应了解群众的生活状态、病理状况、治疗情况。国际上没有管理经验和模式的情况下,我们就边总结边实验,所以我们很慎重,就亲自到第一线,大的报告、文件和总结材料全部经过我的手向上报的。
如何看待中药在我们那里治疗艾滋病的这个问题,站的角度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我想是这样:既然有效,确确实实是有效,不需要那个官方机构来认证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中央应该把中医药防治艾滋病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时间对我们来说十分宝贵,时间拖得越长,病人就会死得越多。这不止我们上蔡县有这个问题,全国所有有艾滋病的地方都有我们同样的问题,也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县里对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这个工作非常支持。现官方介入以后,我们县里就更加支持和配合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工作。现在艾滋病人知道中医药后,就把它当作宝贝,因它能够救命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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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按正规的程序规范研究,规范操作,出来的成果就会举世瞩目。现在中医药能治愈艾滋病这个信息,被国外多个情报部门所收集,他们并且知道是以个人名义搞研究,不是国家部门,因而难以形成重大科技成果。在正规科学研究过程中通过对比实验和分析实验,就可以把毒性实验做出来;从医学的角度讲,肾功能正常情况下有哪些指标,服药后病人的指标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能否达到正常人的水平,病毒发生怎样变化,血常规指标又如何,等等。
艾滋病解决不好,将来或许会成为危及我们人民生命的头号杀手,这不是危言耸听。路透社有位记者曾去采访,我们不让。她说,你还不知道将来危及你们生命最大的就是艾滋病,你们现在不尊重生命。
现在我们对中药有信心了,所以说艾滋病并不可怕,不但能预防,而且能够治愈。如果艾滋病用中医药首先在我们那里攻克下来,我们就可以在本地建立专治艾滋病的医院,通过治疗病人,增加收入,从而带动当地群众种植中药材,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脱掉贫困县的帽子。,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