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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14日
中医启示人类：重新审视科学
中西医之争延续了一百余年，西医终归没能代替中医。到了本世纪末，中医的生命力倒有大增之势。放开视野我们会发现，古老的中医学不仅向现代医学提出了挑战，而且正在动摇着某些所谓正统的科学观念。
一、中西医结合引出的问题
五十年代以后，提倡“中西医结合”。应当承认，中西医结合已取得不小成绩。但主要是在临床方面，而在理论方面却遇到了麻烦。于是有一些人认为，中西医在学理上不能互相解读的原因在于中医根本不是科学，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化现象”。依据是，科学只有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
这种说法显然不能令人心服。中医以辨证施治能取得令人刮目疗效，表明中医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和广远的发展前景。单就中医独家发现而西医至今莫名其妙的经络而言，对认识人体以至一切生命现象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针灸对很多西医难治或不治之症可以产生神奇效果，这难道是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的“文化现象”所能解释的么？于是问题就出来了：由于中医与西医有本质性差异，目前难于与现代科学接轨，因而被排斥在科学殿堂之外，如果这种作法允许成立，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有没有多样性？
二、科学观的误区
科学是人类的认识活动。那些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的人们，把产生于西方的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科学的标准，就犯了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将使科学僵化、狭隘化，实际是把西方科学取得的成就变成限制科学发展的锁链。
有两个界限应当划清，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的具体形态区别开，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方法区别开。必须承认，科学，包括基础自然科学，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认识取向。物质世界是复杂的。即使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也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层面性和可能性。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科学学说可能而且应当产生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流派和风格。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哪一家，无论产生在什么地方，只要它以理论的形式揭示了世界某一方面的本质和规律，就应当承认它属于科学的范畴。
依照关系本体论和辩证哲学，事物的属性取决于事物之间建立何种对立统一关系，事物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事物就会相应显示什么样的属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证明，科学的具体形态，包括科学认识的结果，和科学采用的方法，归根到底以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建立何种耦合关系来决定。由于物质世界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能性，认识对象究竟呈现给人什么性质和特征，与认识主体所应用的概念体系、参照系和认识手段有密切关系，由此也就规定了认识主体选取何种形态。因此那种认为对同一客体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西医学既有本质差别，同时又都是关于人体的科学知识体系，产生这种“奇异”现象的根源就在这里。
科学认识的目的是获得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客观真理，这一点是统一的。但是科学认识的走向却受到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和制约。科学从来就离不开人文学。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地域，会造成不同的科学家和形态各异的科学史。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并峙分流，就是有力的证明。
三、科学的两个源、两个流
面对莽莽宇宙，中国人着眼于时间的流动和延续，把对时间的体察看得重于对空间的度量。中国人尊重和热爱生命，推己及物，视大地万物为有生命的存在，视自然界为生命的不断演育过程。中国人立足于整体。整体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整体和生命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时间。而时间一维且不可分割，故重视生命和着眼时间又加强了中国人的整体观念。中国人很早即认识到生命整体的内部和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须相依、和偕完美的联系。对这些联系的破坏，将意味着生命的完结和时间的中断。因此，中国人推崇天人合一的心境和处世原则，主张人心合于天心，自我融入宇宙，泯除主客对立，反对因人欲的膨胀而损害宇宙生命包括人类社会和自身的和谐。对待人和万物，道家提倡“任性”，儒家主张“尽性”，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希望其天赋本性能够自由，充分，全面的展现。人和万物在同一时间之舟中共存共荣，这是中国人至高的生命伦理观。
整体观和广义生命观促使中国人着重事物的功能和关氯功能支配形体，是生命之本。没有了功能就失去了生命，形体也随之散解，所以功能重于形体。而功能又通过一定的关系得以显示，并受关系的制约。由关系组成的结构和结构关系的协调，是维系整体的前提。中国人认为，对于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最重要的关系是阴阳，阴阳关系最主要的体现是四时和牡牝。在四时，五材和五方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五行系统，五行的反馈自调机制被视作维持一般整体平衡的功能结构模型。
功能有其承担者，结构关系的实现也有其介质，但它们往往是看不见摸不到，它们是无形之虚。然而它们是真实的本根存在，且是决定宇宙生命的关键所在。中国人将它们一律称作“气”，认为事物的整体功能反应和各种整体关系正是通过“气韵”，“气象”而显现出来。事物之间各种整体关系的法则称作“数”，对“象”和“数”的研究就成为中国人认识天地万物的切入点和关注点。
中国人有向内的思维趋向。长期以来，通过体验、直觉和自我调控，对心性即精神作了大量研究。心学成为中国重要的传统学术。它不仅包括道德修养、行气健身，而且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创建医学和认识其他事物时，偏重综合而不是分析，直觉而不是归纳，取象比类而不是抽象推演，整体观察而不是分类实验。注重研究的是世界和万物的生成、演化和持续，而不是其物质构成和空间中的展开。因此，中医学最大的特点是，它所研究的对象始终是有思想感情的活人。它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体最高层次的功能。它所要把握的不是机体的器官实体，而是人体作为活的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这整体功能结构关系又表现为与日月天时相应和的，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从本质上说，中医学不是治病而是助人，是”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它不是直接针对病之所在，而是“穷理尽性”(《易传》)，即帮助人恢复和提高人自身具有的调节能力，调动和激发人的生命潜能，从而实现祛病健身。这正是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在治疗学上的体现。
西方文化刚好与中国形成左右对称的优美格局。他们在传统上视空间重于时间，把世界看作物理的世界。时间性虚，空间性实；时间的本质趋向综合与整体，空间的本质趋向分解与并立；时间只能共享，空间则可以由强者去切割和占有。与此相关，西方人喜爱分析，侧重研究事物的有形实体和物质构成。在群体中强调个体的独立价值，在整体中注重局部的基础作用。因而喜重孤立研究和实验研究。面对回世界，习惯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同时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主张征服自然。西方人有向外的思维趋向，关注事物在空间中的继续运动和物理变化，因而几何学，形式逻辑和抽象思维方面很早就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对整个西方科学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上这些特点决定了西医学必定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和化学构成，而缺乏对人的整体考察，在病因学和治疗学上，则着力寻找有形的致病因子和人体受损的精确部位，然后依靠人工合成药物或其他治疗手段，直接排除病因并修复被损的人体部件。
综观和比较中西方的思维特征，中国属于阴性文化，西方属于阳性文化。在传统上中国人选择了以时间为主的生命时空坐标，西方人选择了以空间为主的物理时空坐标。这两种时空观贯穿了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中国文化是时间文化，西方文化是空间文化。同时，正是这两种分具阴阳偏向的文化造就了两种认识论，两种不同的科学思想体系。而中西医正是这两种认识论，两种科学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由此可以断言，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仅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是而且应当是多元的，对人类曾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至少有两个源，两个流，而不是一个源，一个流。即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和发源于黄河长江的中国科学。尽管中国式的科学技术体系与西方相比尚有时代的和规模的巨大差距，但从文化基因上看，它有存在的理由和向前发展的巨大潜能，而且代表着当今科学拓展的方向。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人类文化与科学的发展规律亦如是。
刘长林
中西医之争延续了一百余年，西医终归没能代替中医。到了本世纪末，中医的生命力倒有大增之势。放开视野我们会发现，古老的中医学不仅向现代医学提出了挑战，而且正在动摇着某些所谓正统的科学观念。
一、中西医结合引出的问题
五十年代以后，提倡“中西医结合”。应当承认，中西医结合已取得不小成绩。但主要是在临床方面，而在理论方面却遇到了麻烦。于是有一些人认为，中西医在学理上不能互相解读的原因在于中医根本不是科学，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化现象”。依据是，科学只有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
这种说法显然不能令人心服。中医以辨证施治能取得令人刮目疗效，表明中医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和广远的发展前景。单就中医独家发现而西医至今莫名其妙的经络而言，对认识人体以至一切生命现象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针灸对很多西医难治或不治之症可以产生神奇效果，这难道是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的“文化现象”所能解释的么？于是问题就出来了：由于中医与西医有本质性差异，目前难于与现代科学接轨，因而被排斥在科学殿堂之外，如果这种作法允许成立，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有没有多样性？
二、科学观的误区
科学是人类的认识活动。那些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的人们，把产生于西方的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科学的标准，就犯了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将使科学僵化、狭隘化，实际是把西方科学取得的成就变成限制科学发展的锁链。
有两个界限应当划清，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的具体形态区别开，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方法区别开。必须承认，科学，包括基础自然科学，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认识取向。物质世界是复杂的。即使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也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层面性和可能性。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科学学说可能而且应当产生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流派和风格。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哪一家，无论产生在什么地方，只要它以理论的形式揭示了世界某一方面的本质和规律，就应当承认它属于科学的范畴。
依照关系本体论和辩证哲学，事物的属性取决于事物之间建立何种对立统一关系，事物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事物就会相应显示什么样的属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证明，科学的具体形态，包括科学认识的结果，和科学采用的方法，归根到底以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建立何种耦合关系来决定。由于物质世界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能性，认识对象究竟呈现给人什么性质和特征，与认识主体所应用的概念体系、参照系和认识手段有密切关系，由此也就规定了认识主体选取何种形态。因此那种认为对同一客体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西医学既有本质差别，同时又都是关于人体的科学知识体系，产生这种“奇异”现象的根源就在这里。
科学认识的目的是获得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客观真理，这一点是统一的。但是科学认识的走向却受到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和制约。科学从来就离不开人文学。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地域，会造成不同的科学家和形态各异的科学史。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并峙分流，就是有力的证明。
三、科学的两个源、两个流
面对莽莽宇宙，中国人着眼于时间的流动和延续，把对时间的体察看得重于对空间的度量。中国人尊重和热爱生命，推己及物，视大地万物为有生命的存在，视自然界为生命的不断演育过程。中国人立足于整体。整体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整体和生命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时间。而时间一维且不可分割，故重视生命和着眼时间又加强了中国人的整体观念。中国人很早即认识到生命整体的内部和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须相依、和偕完美的联系。对这些联系的破坏，将意味着生命的完结和时间的中断。因此，中国人推崇天人合一的心境和处世原则，主张人心合于天心，自我融入宇宙，泯除主客对立，反对因人欲的膨胀而损害宇宙生命包括人类社会和自身的和谐。对待人和万物，道家提倡“任性”，儒家主张“尽性”，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希望其天赋本性能够自由，充分，全面的展现。人和万物在同一时间之舟中共存共荣，这是中国人至高的生命伦理观。
整体观和广义生命观促使中国人着重事物的功能和关氯功能支配形体，是生命之本。没有了功能就失去了生命，形体也随之散解，所以功能重于形体。而功能又通过一定的关系得以显示，并受关系的制约。由关系组成的结构和结构关系的协调，是维系整体的前提。中国人认为，对于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最重要的关系是阴阳，阴阳关系最主要的体现是四时和牡牝。在四时，五材和五方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五行系统，五行的反馈自调机制被视作维持一般整体平衡的功能结构模型。
功能有其承担者，结构关系的实现也有其介质，但它们往往是看不见摸不到，它们是无形之虚。然而它们是真实的本根存在，且是决定宇宙生命的关键所在。中国人将它们一律称作“气”，认为事物的整体功能反应和各种整体关系正是通过“气韵”，“气象”而显现出来。事物之间各种整体关系的法则称作“数”，对“象”和“数”的研究就成为中国人认识天地万物的切入点和关注点。
中国人有向内的思维趋向。长期以来，通过体验、直觉和自我调控，对心性即精神作了大量研究。心学成为中国重要的传统学术。它不仅包括道德修养、行气健身，而且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创建医学和认识其他事物时，偏重综合而不是分析，直觉而不是归纳，取象比类而不是抽象推演，整体观察而不是分类实验。注重研究的是世界和万物的生成、演化和持续，而不是其物质构成和空间中的展开。因此，中医学最大的特点是，它所研究的对象始终是有思想感情的活人。它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体最高层次的功能。它所要把握的不是机体的器官实体，而是人体作为活的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这整体功能结构关系又表现为与日月天时相应和的，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从本质上说，中医学不是治病而是助人，是”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它不是直接针对病之所在，而是“穷理尽性”(《易传》)，即帮助人恢复和提高人自身具有的调节能力，调动和激发人的生命潜能，从而实现祛病健身。这正是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在治疗学上的体现。
西方文化刚好与中国形成左右对称的优美格局。他们在传统上视空间重于时间，把世界看作物理的世界。时间性虚，空间性实；时间的本质趋向综合与整体，空间的本质趋向分解与并立；时间只能共享，空间则可以由强者去切割和占有。与此相关，西方人喜爱分析，侧重研究事物的有形实体和物质构成。在群体中强调个体的独立价值，在整体中注重局部的基础作用。因而喜重孤立研究和实验研究。面对回世界，习惯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同时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主张征服自然。西方人有向外的思维趋向，关注事物在空间中的继续运动和物理变化，因而几何学，形式逻辑和抽象思维方面很早就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对整个西方科学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上这些特点决定了西医学必定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和化学构成，而缺乏对人的整体考察，在病因学和治疗学上，则着力寻找有形的致病因子和人体受损的精确部位，然后依靠人工合成药物或其他治疗手段，直接排除病因并修复被损的人体部件。
综观和比较中西方的思维特征，中国属于阴性文化，西方属于阳性文化。在传统上中国人选择了以时间为主的生命时空坐标，西方人选择了以空间为主的物理时空坐标。这两种时空观贯穿了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中国文化是时间文化，西方文化是空间文化。同时，正是这两种分具阴阳偏向的文化造就了两种认识论，两种不同的科学思想体系。而中西医正是这两种认识论，两种科学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由此可以断言，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仅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是而且应当是多元的，对人类曾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至少有两个源，两个流，而不是一个源，一个流。即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和发源于黄河长江的中国科学。尽管中国式的科学技术体系与西方相比尚有时代的和规模的巨大差距，但从文化基因上看，它有存在的理由和向前发展的巨大潜能，而且代表着当今科学拓展的方向。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人类文化与科学的发展规律亦如是。
刘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