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思中振兴中医――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曲清文
从《内经》时代中医理论体系的创立到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成熟，中医学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期，发展步伐明显减慢。
中医落后论调的滥觞
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和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医学发展的滞后益发明显。于是，当时的中医界形成了一股潜流，认为中医落后于西医，中医学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医学没有中西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只有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之别。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否定，主张全盘西化。
曾有人宣扬：“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种民族虚无主义论调后来成为民国时期统治阶级消灭中医的思想基础，直接导致了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出炉。
时至今日，尽管无人重谈“消灭中医”的老调，但对中医的怀疑甚或排斥并未绝迹，不论在普通民众中还是在医药界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实，给中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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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览历史，认为中医落后，主张消灭中医思想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840年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炮舰的侵入，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天朝大国”美梦的破灭，迫使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在传统文化的一切层面上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反思。在这股反思大潮中，中医学作为“国粹”的地位不受到冲击和震撼是不可能的，而且因为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这种冲击与震撼更为强烈。
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
中医学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尤为密切，二者唇齿相依，这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远古或较久以前在中国区域内产生和发展的，世代流传至今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精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三种流派思想长期融合而来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其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道家的祸福相倚，对立统一，沉静无为等思想；佛教中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思想，均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强调人与自然界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缔造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起步与发展找到了出发点与归宿。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五行相贯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的治疗原则无不打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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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发展受到很大局限的古代，人们无法把握微观世界，但对宏观世界的把握是准确到位的，并且这种把握甚至超出了肉眼范围囊括了整个宇宙世界。在中国古代的认知论中，微观就是宏观，“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宏观与微观等同，认知方式是一致的。宏观世界是人类能够认知的一切可想象事物的总和，所以传统文化强调认知的立足点、出发点，重视观察角度，以自我为中心，“格物致知”，穷究其理；以“心”为轴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这些观点直接渗入了中医理论。中医注重整体调节，阴阳调和，辨证施治，力求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诊治时对人不对病，审证再求因，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用药讲求君臣佐使，升降有度，出入有序，广用和法，慎用攻法……
然而，人的认知能力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总是有限的，由于认知手段的局限，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是很局限的，充满怀疑、矛盾和力不从心的感觉，既无法用精确的语言准确地描述客观世界，更无法验证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从理论到理论，一路穷推。表现在中医学上，就是理论内涵的不确定和外延的无限扩大。理论上的自圆其说，无可证伪和解释的模棱两可、歧路百出，这些都长期为人所之诟病，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日益倾向于内省而外纳不足，中医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脱节，这一切都成为后来传统文化反思大潮中中医频遭非议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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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当传统文化发生动荡时，中医的波动就无可避免。
传统文化反思大潮的兴起
19世纪40年代，西方文明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在对西方文明逐渐被重视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抨击，一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民主”面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从专制政体到经济体制，从意识形态到生活方式均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由于国难当头及认识的局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能对中国文化分清泌浊，进行冷静的思考，这种对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想的泛滥。与此同时，西方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科学社会文化主义等纷纷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争高低。在一轮又一轮的激烈交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简单等同于封建文化、落后文化，糟粕被无限夸大，精髓被遗忘。这股缺乏冷静与深思的反思潮流一时间淹没了中国文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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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反思大潮中的处境
中医在这股潮流中身不由己，被重新审视，在偏激的眼光中，其理论构建的粗糙，诊疗手段的裹足不前一览无余。尤其是在西医进入中国后，中医从理论到临床疗效都有了对比物。作为强大的竞争对手，西医不断地抢占中国市场。
19世纪30年代，西方医生凭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大门，将西方近代医学引入了中国。西医讲求微观，要求眼见为实，力求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注重实效。建立在解剖学和微生物学基础上的西医学理论严谨，疗效可靠，其注重定量定性分析和疗效观察的实验科学方法也让国人耳目一新。由于近代西医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之上，所以其发展与科技发展同步，而与其传统文化基本无关联。西医认为中医是单纯靠臆想建立的理论体系，临床疗效缺乏实验依据，缺乏大样本的观察，没有推广价值。在当时的情况下，挂靠在科学大旗下的西医既有列强的保护，又有一部分中国人的盲目吹捧，在与中医对峙的过程中，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 http://www.100md.com 近代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军阀迭出，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为了自身利益，统治集团都或多或少地投靠西方列强，对列强刺刀保护下的文化侵略即使不是心甘情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默认态度。
当时的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绝大部分有过留学经历，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由于他们大多早期受过严格的封建文化教育，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更为敏感。客观地讲，他们欢迎西医进入中国，目的无非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并非让国人顺天安命地作亡国奴，但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全盘否定及激烈批判，更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怀疑与误解，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社会表率作用大大加深了中医的灾难。如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把中医的辩证论治视为“以意进逻，病机凭虚构象，非实例而得其真也，”认为中医治病全凭“臆意”，凭空想象，任意捏造。鲁迅也对中医用药“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旁注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等进行过辛辣的讽刺，并且直言“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窍’，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鲁迅东赴日本学习西医的初衷与其对中医的怀疑与失望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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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落后也直接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中医学初建伊始，科技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但由于中国自古视科技为“奇技淫巧”，将其界定在“器用”层面，所以中国科技到明朝后期余威已逝，中医即使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也无水可纳。科技的滞后导致了中医发展源泉的枯竭，中医的发展失去了生命力和动力。不幸的是，现代科技恰恰是一切学科最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当西方科技涌入中国时，中医一则措手不及，二则由于长期积淀下来的以妄自尊大为文化特征的抵触心理在国难当头之时的引发，使中医的发展错失良机，未能抓住机遇与时俱进。
中医在反思中求发展
在内外交困中，中医并没有自甘沦亡，一部分开明的中医人一方面坚持中医立场，一方面再次显示出中医海纳百川的气魄，欢迎西医的引入，在汹涌的反思大潮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开始了对中西医结合的艰难探索。中西医汇通派的兴起，中医科学化的勃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医人努力的见证和结果。他们从中医立场出发，剖析中西医的差异，认为二者各有所长，主张求同存异，互为补充；同时冷静地承认中医的不足，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正意见，要求中医走科学化道路，与时代发展同步，并且对中西医如何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老一辈中医人不可能从更深层次进行相关理论探讨，但他们在反思浪潮中的冷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医的无限热爱与执着，对中西医结合的探讨等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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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待近代中医发展缓慢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1)近代中医发展只是速度的缓慢而非落后。中西医各有所长，几乎没有可比性。在谈及中西医治病的疗效时，著名老中医干祖望曾说：“40%西医好，40%彼此彼此，10%中医好一些，还有10%的疑难病，西医束手无策，中医应付自如”。
(2)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不是传统文化的衰落造成的。从1840年至1949年，传统文化并没有衰落，虽然历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新文化运动、中国科学化运动等一系列冲击，但依然在艰难中兼收并蓄不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不断地吸收、沉淀、扬弃，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医希望之所在。
(3)近代中医发展缓慢是伴随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而产生的，与当时传统文化的反思大潮密切相关。由于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在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反思过程中，中医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同样的致疑与反思，在反思中求发展应是中医发展出路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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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也受到以下诸因素的影响：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落后、科技的停滞、西医的进入、中西医的巨大反差、统治者与社会精英阶层的鼓吹与提倡，中医自身某些劣势的长期积淀等。
(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西文化的碰撞再次发生，反思不可避免，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在反思中一定要把握方向，避免历史重演。传统文化的基石地位一定不能动摇。1919年9月，章士钊在《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说中指出：“凡欲前进，必先自立于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
中医学从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和自我完善，这一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有时快，有时慢，但从历史上看，绝没有停滞不前。中医学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轨迹和规律，那就是它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决定了二者的发展必然同步。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凝结的纽带、存在的价值、民族灵魂之所寄，决定着民族的种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要中医学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发展核心，以现代疾病谱系的变化为发展导向，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发展手段，将临床疗效作为发展目的，遵循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在自我完善中不断创新发展，中医真正走向世界将指日可待。, 百拇医药
从《内经》时代中医理论体系的创立到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成熟，中医学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期，发展步伐明显减慢。
中医落后论调的滥觞
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和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医学发展的滞后益发明显。于是，当时的中医界形成了一股潜流，认为中医落后于西医，中医学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医学没有中西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只有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之别。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否定，主张全盘西化。
曾有人宣扬：“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种民族虚无主义论调后来成为民国时期统治阶级消灭中医的思想基础，直接导致了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出炉。
时至今日，尽管无人重谈“消灭中医”的老调，但对中医的怀疑甚或排斥并未绝迹，不论在普通民众中还是在医药界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实，给中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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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览历史，认为中医落后，主张消灭中医思想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840年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炮舰的侵入，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天朝大国”美梦的破灭，迫使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在传统文化的一切层面上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反思。在这股反思大潮中，中医学作为“国粹”的地位不受到冲击和震撼是不可能的，而且因为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这种冲击与震撼更为强烈。
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
中医学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尤为密切，二者唇齿相依，这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远古或较久以前在中国区域内产生和发展的，世代流传至今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精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三种流派思想长期融合而来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其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道家的祸福相倚，对立统一，沉静无为等思想；佛教中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思想，均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强调人与自然界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缔造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起步与发展找到了出发点与归宿。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五行相贯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的治疗原则无不打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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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发展受到很大局限的古代，人们无法把握微观世界，但对宏观世界的把握是准确到位的，并且这种把握甚至超出了肉眼范围囊括了整个宇宙世界。在中国古代的认知论中，微观就是宏观，“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宏观与微观等同，认知方式是一致的。宏观世界是人类能够认知的一切可想象事物的总和，所以传统文化强调认知的立足点、出发点，重视观察角度，以自我为中心，“格物致知”，穷究其理；以“心”为轴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这些观点直接渗入了中医理论。中医注重整体调节，阴阳调和，辨证施治，力求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诊治时对人不对病，审证再求因，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用药讲求君臣佐使，升降有度，出入有序，广用和法，慎用攻法……
然而，人的认知能力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总是有限的，由于认知手段的局限，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是很局限的，充满怀疑、矛盾和力不从心的感觉，既无法用精确的语言准确地描述客观世界，更无法验证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从理论到理论，一路穷推。表现在中医学上，就是理论内涵的不确定和外延的无限扩大。理论上的自圆其说，无可证伪和解释的模棱两可、歧路百出，这些都长期为人所之诟病，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日益倾向于内省而外纳不足，中医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脱节，这一切都成为后来传统文化反思大潮中中医频遭非议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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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当传统文化发生动荡时，中医的波动就无可避免。
传统文化反思大潮的兴起
19世纪40年代，西方文明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在对西方文明逐渐被重视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抨击，一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民主”面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从专制政体到经济体制，从意识形态到生活方式均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由于国难当头及认识的局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能对中国文化分清泌浊，进行冷静的思考，这种对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想的泛滥。与此同时，西方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科学社会文化主义等纷纷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争高低。在一轮又一轮的激烈交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简单等同于封建文化、落后文化，糟粕被无限夸大，精髓被遗忘。这股缺乏冷静与深思的反思潮流一时间淹没了中国文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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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反思大潮中的处境
中医在这股潮流中身不由己，被重新审视，在偏激的眼光中，其理论构建的粗糙，诊疗手段的裹足不前一览无余。尤其是在西医进入中国后，中医从理论到临床疗效都有了对比物。作为强大的竞争对手，西医不断地抢占中国市场。
19世纪30年代，西方医生凭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大门，将西方近代医学引入了中国。西医讲求微观，要求眼见为实，力求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注重实效。建立在解剖学和微生物学基础上的西医学理论严谨，疗效可靠，其注重定量定性分析和疗效观察的实验科学方法也让国人耳目一新。由于近代西医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之上，所以其发展与科技发展同步，而与其传统文化基本无关联。西医认为中医是单纯靠臆想建立的理论体系，临床疗效缺乏实验依据，缺乏大样本的观察，没有推广价值。在当时的情况下，挂靠在科学大旗下的西医既有列强的保护，又有一部分中国人的盲目吹捧，在与中医对峙的过程中，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 http://www.100md.com 近代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军阀迭出，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为了自身利益，统治集团都或多或少地投靠西方列强，对列强刺刀保护下的文化侵略即使不是心甘情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默认态度。
当时的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绝大部分有过留学经历，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由于他们大多早期受过严格的封建文化教育，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更为敏感。客观地讲，他们欢迎西医进入中国，目的无非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并非让国人顺天安命地作亡国奴，但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全盘否定及激烈批判，更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怀疑与误解，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社会表率作用大大加深了中医的灾难。如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把中医的辩证论治视为“以意进逻，病机凭虚构象，非实例而得其真也，”认为中医治病全凭“臆意”，凭空想象，任意捏造。鲁迅也对中医用药“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旁注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等进行过辛辣的讽刺，并且直言“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窍’，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鲁迅东赴日本学习西医的初衷与其对中医的怀疑与失望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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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落后也直接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中医学初建伊始，科技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但由于中国自古视科技为“奇技淫巧”，将其界定在“器用”层面，所以中国科技到明朝后期余威已逝，中医即使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也无水可纳。科技的滞后导致了中医发展源泉的枯竭，中医的发展失去了生命力和动力。不幸的是，现代科技恰恰是一切学科最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当西方科技涌入中国时，中医一则措手不及，二则由于长期积淀下来的以妄自尊大为文化特征的抵触心理在国难当头之时的引发，使中医的发展错失良机，未能抓住机遇与时俱进。
中医在反思中求发展
在内外交困中，中医并没有自甘沦亡，一部分开明的中医人一方面坚持中医立场，一方面再次显示出中医海纳百川的气魄，欢迎西医的引入，在汹涌的反思大潮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开始了对中西医结合的艰难探索。中西医汇通派的兴起，中医科学化的勃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医人努力的见证和结果。他们从中医立场出发，剖析中西医的差异，认为二者各有所长，主张求同存异，互为补充；同时冷静地承认中医的不足，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正意见，要求中医走科学化道路，与时代发展同步，并且对中西医如何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老一辈中医人不可能从更深层次进行相关理论探讨，但他们在反思浪潮中的冷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医的无限热爱与执着，对中西医结合的探讨等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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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中医发展只是速度的缓慢而非落后。中西医各有所长，几乎没有可比性。在谈及中西医治病的疗效时，著名老中医干祖望曾说：“40%西医好，40%彼此彼此，10%中医好一些，还有10%的疑难病，西医束手无策，中医应付自如”。
(2)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不是传统文化的衰落造成的。从1840年至1949年，传统文化并没有衰落，虽然历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新文化运动、中国科学化运动等一系列冲击，但依然在艰难中兼收并蓄不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不断地吸收、沉淀、扬弃，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医希望之所在。
(3)近代中医发展缓慢是伴随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而产生的，与当时传统文化的反思大潮密切相关。由于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在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反思过程中，中医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同样的致疑与反思，在反思中求发展应是中医发展出路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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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也受到以下诸因素的影响：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落后、科技的停滞、西医的进入、中西医的巨大反差、统治者与社会精英阶层的鼓吹与提倡，中医自身某些劣势的长期积淀等。
(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西文化的碰撞再次发生，反思不可避免，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在反思中一定要把握方向，避免历史重演。传统文化的基石地位一定不能动摇。1919年9月，章士钊在《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说中指出：“凡欲前进，必先自立于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
中医学从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和自我完善，这一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有时快，有时慢，但从历史上看，绝没有停滞不前。中医学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轨迹和规律，那就是它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决定了二者的发展必然同步。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凝结的纽带、存在的价值、民族灵魂之所寄，决定着民族的种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要中医学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发展核心，以现代疾病谱系的变化为发展导向，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发展手段，将临床疗效作为发展目的，遵循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在自我完善中不断创新发展，中医真正走向世界将指日可待。,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