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
说到“五四”，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德先生”、“赛先生”，想到彻底而且激烈的反传统。作为传统文化构件之一的中医学很自然地被推到受怀疑、受批判的位置上。人们习惯于把文化守成姿态与政治上的保守立场等同起来，继而贴上“落后”、“反对”的标签将其贬谪。所以，中医界于情感上不曾接受“五四”精神，包括它的口号与主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潮是文化冲突，是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论争，是要拆“旧房子”，盖“新房子”，文化共生的语境不容易找到。在激进主义思潮冲刷下，中、西医学的论争也一度白热化。“科玄之争”后，余云岫等人在上海倡言医学革命，把中医视为“全盘西化”的最后障碍，经过一段学术论争之后，包括对中医经典、阴阳五行理论的批判。这份提案开辟了“五四”以来文化论争以政治手段来解决这种简单粗暴的不良先例。很显然，政治法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文化论争的裁判。时过境迁，70年后再来回顾这场废止中医的风波，清理它的文化背景与思想脉络，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中未经清理的“科学主义”气息。这种被冠以“五四精神”的科学主义观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是相冲突的，它使人们的文化热情胶着于“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时空范畴，而忽视对其文化特征与本质的追问。
关于中国医学的文化特征，我想有三层意思需要说明，其一，医学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科学；其二，中国医学的当代困境是人文传统与现代科学建构之间的冲突；其三，是一个悬题，在当代，医学的二元价值是否应该得到尊重，文化共生的理念能否得到认同。
近几十年来，中国针灸的国际化反映了一种西方式的豁达，在现代医学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他们居然能承认形态学不确定的经络感传性能的存在，能接受机制不明的针灸、针麻疗法的应用与推广。在这一点上，有着悠久理性传统的欧美医学界的学者对待异质文化的姿态似乎并不刻板，相反表现出相当的学术弹性。其实他们也说不上对中国医学有多么的钟爱，但他们相信异质的针灸医学对主流医学的挑战意义，援此可以拓广现代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假说库”。于是有几千年积淀的中国针灸医学转而成为某一种研究资源。我们经常讲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一种理解与甄别的策略，但细细琢磨其中的主客体之分，如同生活中水果店卖水果，客体(买方)总是从果堆里挑好果子(取精华)买，而主体(卖方)则总是从果堆里挑坏果子扔掉(去糟粕)，以维持果堆的整体水准与品质。面对传统中医，现代医学研究者的姿态常常是“取精华”，寻找特效方药，为我所用，青蒿素、靛玉红的提取与应用是这种模式的成果，而现代中医研究者的姿态常常是“去糟粕”，中医病证规范化的研究便是这一思路的成果。
无论“取”什么，“去”什么，背后都有一个真理尺度与价值标准问题。是遵循这一元价值，还是多元价值？是恪守科学标准，还是技术标准？是为真理而真理的自洽标准，还是有效即真理的实用标准？即使是纯粹的科学技术标准，也有一个时空差异问题，譬如，在100年前是以绿色药物为主流，后来随着化学及化工的长足进步，人类生产出一批纯度高、药效高的白色药片，迅速以先进、科学的名义占据价值与市场优势，被世俗百姓奉为神药。但时过境迁，人们逐渐发现化学药品存在各种各样的毒副作用，甚至产生殃及子孙的药祸，而且无机物对人类这种高度进化的动物功能与代谢的调节是单向的、单一的，甚至是粗暴干涉式的，远不及动、植物药品的多向综合、适度且温和的调摄方式成熟。但令人鼓舞的是当今动、植物基因技术已趋于成熟，从前输于化学药品的浓度、纯度、精度问题完全可以在动、植物基因层面予以人工控制。因此，可以预言，在不远的将来，人们会重新回归到以绿色药品为主流的时代。当然，那将是一个全新的“绿色医学”时代。
在今天，“科学无国界”是一个常识，因此，当代数学谱系中只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符号概念，而绝找不到“法国数学”、“美国几何学”、“荷兰代数”、“德国数论”之类的体系与类型概念。这一点不同于人文学科，譬如日本文学与美国相异，法国绘画与中国绘画各别。科技领域里却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的存在，实在是一个特例。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程度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对待这一特征的存在，人们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纯种马优势派”，一种是“杂交稻优势派”，前者惟“纯”，后者尚“杂”，都有相当的道理，免不了相互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倒希望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去发展，不要出现既要“纯”、又要“杂”这类的调和立场。在我看来，砸碎传统的大革新家与坚守传统的大保守家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科学革命学说盛行的今天，要充分尊重文化守成主义者的选择实在不容易。当然，也应该警惕两者的迷失，我们既不能用知识进化论及科学主义眼光来宣布传统的低劣与死亡，也不能用哲学循环论、历史的钟摆律及民族主义情绪高谈传统的优秀与新生。
20世纪中国医学恰恰穿行于文化激进与文化守成的旋涡之中，知识的激增、观念的激变、情绪的激荡导向传统的误读与误解，最后做了一锅历史的“夹生饭”。夹生之处就在于将中西知识之别、科学与人文学说之异完全等同于新旧之争，而价值判定上又推衍到“科学与玄学”、“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向度之上。
一个世纪的近代化、现代化过程撩起的不仅仅只是几位中医大夫心头的失落感，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奏与重构。在今天，带有民族识别特征的象征性的大众符号除了汉语言、方块字之外，恐怕就只有听京戏、看中医、练书法、习武术、收藏国画寥寥几项了。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文化氛围中，高谈“国粹”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除了前朝的文化遗民、哗众取宠的政客，作为社会知识阶层的主体，无论是文学新军、科技英才，还是人文社会学者，都不会以“国粹”、文化的纯洁性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坐标或行为准则。
在论争中坚守并发展的传统中医最忌讳的指责便是“不科学”，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唯心论”、“封建迷信”、“玄学”。办法之一是理论上、哲学上申辩自身的科学性、唯物论、辩证法；之二是引进现代科学手段、技术来论证中医指标、观点、方法的客观性、可重复性、群体性。承认中医是一门科学这个大前提，那么它就应该而且可以用主流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它的概念、命题等理论成分和诊疗方法与技术也就应该而且可以被公认的科学标准和研究程序加以检验。现代医学即是遵循这一规范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于是，现代医学的方法与指标常常作为衡量中医药现代化努力进程中学术研究的金标准。但是50年过去了，依照这种现代化思路建构的科研工作没有取得“熊掌与鱼”兼得的成果，相反还形成老中医不认同，对提高临床疗效无助益这样一种龙蛇皆非、无功而返的局面。于是，人们开始追问中医学的基本性质：中医学是科学吗？如果是，它又是什么意义与理解层面上的科学呢？
科学主义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哲学体系或社会思潮，而是人们对近现代科学技术本身的宗教式的信仰。它强调科学知识是惟一可靠的人类知识，科学方法是获取真理的惟一方法；主张科学技术具有几乎是无限的社会功能，发展科技是解决种种社会问题的惟一药方。
“中医是科学”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而喻、毋庸置疑的命题，但目前的种种论证并不充分。事实上，中医的理论和方法与近、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存在着许多本质的不同，甚至不可通约。科学主义认为科学与不科学之间的界限绝然分明，前者代表进步、文明、真理，后者则等于愚昧、落后、原始，故人类的各种技艺和全部知识都应该而且必须向科学看齐，使之成为科学。其实，科学知识只是人类知识中的一种，许多不是科学的知识和技艺如哲学、艺术、诗歌等对人类生活同样“有用”，并不可缺少。所以，肯定并强调“中医不是科学”(准确地说是“中医不仅仅是科学”)并不意味着应当废止中医，完全相反，中医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恰恰在于其与近、现代科学的不同，正是其差异性构成了对包括生物医学在内的近、现代医学的挑战。当下，我们必须大声呼吁走出科学主义的阴影，以历史的实践为准则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医，而这样做首先应对被20世纪遗忘了的中医人文传统进行挖掘、整理和重建。
王一方 1958年5月生，中学毕业后在湘水上游当船工，后入医学院学习，1986年研究生毕业，获医学硕士，在临床、教学岗位上工作3年之后转到出版圈内服务，主要编辑医学图书，闲时也写些评论文章及医学思想史论著。(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说到“五四”，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德先生”、“赛先生”，想到彻底而且激烈的反传统。作为传统文化构件之一的中医学很自然地被推到受怀疑、受批判的位置上。人们习惯于把文化守成姿态与政治上的保守立场等同起来，继而贴上“落后”、“反对”的标签将其贬谪。所以，中医界于情感上不曾接受“五四”精神，包括它的口号与主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潮是文化冲突，是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论争，是要拆“旧房子”，盖“新房子”，文化共生的语境不容易找到。在激进主义思潮冲刷下，中、西医学的论争也一度白热化。“科玄之争”后，余云岫等人在上海倡言医学革命，把中医视为“全盘西化”的最后障碍，经过一段学术论争之后，包括对中医经典、阴阳五行理论的批判。这份提案开辟了“五四”以来文化论争以政治手段来解决这种简单粗暴的不良先例。很显然，政治法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文化论争的裁判。时过境迁，70年后再来回顾这场废止中医的风波，清理它的文化背景与思想脉络，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中未经清理的“科学主义”气息。这种被冠以“五四精神”的科学主义观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是相冲突的，它使人们的文化热情胶着于“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时空范畴，而忽视对其文化特征与本质的追问。
关于中国医学的文化特征，我想有三层意思需要说明，其一，医学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科学；其二，中国医学的当代困境是人文传统与现代科学建构之间的冲突；其三，是一个悬题，在当代，医学的二元价值是否应该得到尊重，文化共生的理念能否得到认同。
近几十年来，中国针灸的国际化反映了一种西方式的豁达，在现代医学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他们居然能承认形态学不确定的经络感传性能的存在，能接受机制不明的针灸、针麻疗法的应用与推广。在这一点上，有着悠久理性传统的欧美医学界的学者对待异质文化的姿态似乎并不刻板，相反表现出相当的学术弹性。其实他们也说不上对中国医学有多么的钟爱，但他们相信异质的针灸医学对主流医学的挑战意义，援此可以拓广现代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假说库”。于是有几千年积淀的中国针灸医学转而成为某一种研究资源。我们经常讲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一种理解与甄别的策略，但细细琢磨其中的主客体之分，如同生活中水果店卖水果，客体(买方)总是从果堆里挑好果子(取精华)买，而主体(卖方)则总是从果堆里挑坏果子扔掉(去糟粕)，以维持果堆的整体水准与品质。面对传统中医，现代医学研究者的姿态常常是“取精华”，寻找特效方药，为我所用，青蒿素、靛玉红的提取与应用是这种模式的成果，而现代中医研究者的姿态常常是“去糟粕”，中医病证规范化的研究便是这一思路的成果。
无论“取”什么，“去”什么，背后都有一个真理尺度与价值标准问题。是遵循这一元价值，还是多元价值？是恪守科学标准，还是技术标准？是为真理而真理的自洽标准，还是有效即真理的实用标准？即使是纯粹的科学技术标准，也有一个时空差异问题，譬如，在100年前是以绿色药物为主流，后来随着化学及化工的长足进步，人类生产出一批纯度高、药效高的白色药片，迅速以先进、科学的名义占据价值与市场优势，被世俗百姓奉为神药。但时过境迁，人们逐渐发现化学药品存在各种各样的毒副作用，甚至产生殃及子孙的药祸，而且无机物对人类这种高度进化的动物功能与代谢的调节是单向的、单一的，甚至是粗暴干涉式的，远不及动、植物药品的多向综合、适度且温和的调摄方式成熟。但令人鼓舞的是当今动、植物基因技术已趋于成熟，从前输于化学药品的浓度、纯度、精度问题完全可以在动、植物基因层面予以人工控制。因此，可以预言，在不远的将来，人们会重新回归到以绿色药品为主流的时代。当然，那将是一个全新的“绿色医学”时代。
在今天，“科学无国界”是一个常识，因此，当代数学谱系中只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符号概念，而绝找不到“法国数学”、“美国几何学”、“荷兰代数”、“德国数论”之类的体系与类型概念。这一点不同于人文学科，譬如日本文学与美国相异，法国绘画与中国绘画各别。科技领域里却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的存在，实在是一个特例。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程度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对待这一特征的存在，人们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纯种马优势派”，一种是“杂交稻优势派”，前者惟“纯”，后者尚“杂”，都有相当的道理，免不了相互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倒希望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去发展，不要出现既要“纯”、又要“杂”这类的调和立场。在我看来，砸碎传统的大革新家与坚守传统的大保守家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科学革命学说盛行的今天，要充分尊重文化守成主义者的选择实在不容易。当然，也应该警惕两者的迷失，我们既不能用知识进化论及科学主义眼光来宣布传统的低劣与死亡，也不能用哲学循环论、历史的钟摆律及民族主义情绪高谈传统的优秀与新生。
20世纪中国医学恰恰穿行于文化激进与文化守成的旋涡之中，知识的激增、观念的激变、情绪的激荡导向传统的误读与误解，最后做了一锅历史的“夹生饭”。夹生之处就在于将中西知识之别、科学与人文学说之异完全等同于新旧之争，而价值判定上又推衍到“科学与玄学”、“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向度之上。
一个世纪的近代化、现代化过程撩起的不仅仅只是几位中医大夫心头的失落感，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奏与重构。在今天，带有民族识别特征的象征性的大众符号除了汉语言、方块字之外，恐怕就只有听京戏、看中医、练书法、习武术、收藏国画寥寥几项了。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文化氛围中，高谈“国粹”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除了前朝的文化遗民、哗众取宠的政客，作为社会知识阶层的主体，无论是文学新军、科技英才，还是人文社会学者，都不会以“国粹”、文化的纯洁性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坐标或行为准则。
在论争中坚守并发展的传统中医最忌讳的指责便是“不科学”，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唯心论”、“封建迷信”、“玄学”。办法之一是理论上、哲学上申辩自身的科学性、唯物论、辩证法；之二是引进现代科学手段、技术来论证中医指标、观点、方法的客观性、可重复性、群体性。承认中医是一门科学这个大前提，那么它就应该而且可以用主流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它的概念、命题等理论成分和诊疗方法与技术也就应该而且可以被公认的科学标准和研究程序加以检验。现代医学即是遵循这一规范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于是，现代医学的方法与指标常常作为衡量中医药现代化努力进程中学术研究的金标准。但是50年过去了，依照这种现代化思路建构的科研工作没有取得“熊掌与鱼”兼得的成果，相反还形成老中医不认同，对提高临床疗效无助益这样一种龙蛇皆非、无功而返的局面。于是，人们开始追问中医学的基本性质：中医学是科学吗？如果是，它又是什么意义与理解层面上的科学呢？
科学主义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哲学体系或社会思潮，而是人们对近现代科学技术本身的宗教式的信仰。它强调科学知识是惟一可靠的人类知识，科学方法是获取真理的惟一方法；主张科学技术具有几乎是无限的社会功能，发展科技是解决种种社会问题的惟一药方。
“中医是科学”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而喻、毋庸置疑的命题，但目前的种种论证并不充分。事实上，中医的理论和方法与近、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存在着许多本质的不同，甚至不可通约。科学主义认为科学与不科学之间的界限绝然分明，前者代表进步、文明、真理，后者则等于愚昧、落后、原始，故人类的各种技艺和全部知识都应该而且必须向科学看齐，使之成为科学。其实，科学知识只是人类知识中的一种，许多不是科学的知识和技艺如哲学、艺术、诗歌等对人类生活同样“有用”，并不可缺少。所以，肯定并强调“中医不是科学”(准确地说是“中医不仅仅是科学”)并不意味着应当废止中医，完全相反，中医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恰恰在于其与近、现代科学的不同，正是其差异性构成了对包括生物医学在内的近、现代医学的挑战。当下，我们必须大声呼吁走出科学主义的阴影，以历史的实践为准则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医，而这样做首先应对被20世纪遗忘了的中医人文传统进行挖掘、整理和重建。
王一方 1958年5月生，中学毕业后在湘水上游当船工，后入医学院学习，1986年研究生毕业，获医学硕士，在临床、教学岗位上工作3年之后转到出版圈内服务，主要编辑医学图书，闲时也写些评论文章及医学思想史论著。(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