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气”

    “气”，这是个当时人人都知道，都在使用的概念，也是人人都还没有弄清楚外延到底多大的概念。

    黄帝与歧伯坐在明堂上漫谈，他们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个“气”字。《素问》八十一论，“气”是贯穿始终的主架。初讲“四气调神大论”，辨明春夏秋冬四时之“气”与人的生存休养之间的关系，又以“生气通天论”进一步把“气”与人的生命本源对接起来，接着就人的形体内部脏腑经络的阴阳变化，分析“气”在其中的功能作用。如此一路说来，几乎无处不能看到“气”作为天(自然)的本质及对于人的生命状态的表现和规定。现在看来，将黄帝和歧伯的对话命名为“素问”，若是没有了“气”这个关键词，那当真是不知所云呢。

    中国从先秦哲学讲天与人的同一性，直到后世宋儒理学“一天人，合内外”，“凡人类禽兽草木，莫非乾元一气所生”(《二程全书》)，“气”都是不可缺少的理念。《黄帝内经》虽然是一部医书，但从《素问》八十一论看，还没有其他哪一种学说比它在“气”这个问题上讲得更具体，更有直接的经验性。原因似乎在于，自《周易》之下，对于天道的哲学推阐，一路走向了超验性的生命无穷观，一路则走向经验性的生命实体分析，前者如庄子，竭力把人的生命意义虚无化，后者则如黄帝和歧伯，他们为了把握人的生命动态，尽量从抽象的道中还原生命的实在性和肉体性。黄帝和歧伯这两位医学理论创始人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于“气”有着更为贴近生命实际的认识。他们当然免不了玄学色彩，然而他们并不完全依赖于“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虚论，而是直接面对具体的、可触摸的生命经验，提出了“人气”之说。在他们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鲜活的，每一时、每一候都生息运动着，生命因“气”而化生成形，反过来通过“气”的交变，则可以展示人的生命运动的种种图景。所以，他们两人无论是谈“四气”还是谈“五气”或“六气”，论说的角度或有不同，但对于人的生命的解说，都表现出相当突出的唯物精神。这样的精神，一直影响着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理解方式和基本思路，明末的著名文人陈眉公(继儒)在《养生肤语》说：

    天地以气生人，故人一日一时未尝能离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