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文化的“冤屈” 对《易经》认识上的两个误区和两大混淆
龙雨辰 中国文化复兴研究院
某学者在支持杨振宁先生对《易经》批评的文章中表现出很多错误，其核心思想的肤浅和混乱程度令人错愕，其中两个有悖于通识的混淆和两个认识上的误区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个混淆是科学与哲学不加区分，混为一谈。该学者坚持认为《易经》“美其名曰整体思维，其实是笼统思维”，并作了充分论述。一般学界的通识是《易经》属于哲学范畴，而不是近现代意义的科学。同经典科学或目前一些专家所熟悉的决定论科学相比，所有哲学的思维都是笼统的，哪里能找到像决定论科学那样精确的哲学呢？哲学倒是想不笼统，想向精确方向发展，但因有悖于哲学本性而失败或转向。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维也纳学派、分析哲学等学者困于哲学之笼统，力图通过细致的逻辑或概念分析寻求哲学的精确性，其努力很快就被历史主义以后的各派所瓦解，至于其他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就没有比它们更力求精确的了。现代哲学想摆脱笼统尚不可能，何况古代哲学代表之一的周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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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哲学与科学相比都是笼统的。原来的实证科学以精确见长，所以也叫“精确科学”，但随着概率论、量子论、爱因斯坦与玻尔的精确与不精确的“世纪之争”，混沌和复杂性学科的兴起，“精确科学”已变得越来越不精确、越来越笼统了。哲学和科学、笼统和精确，各有所司，尺短寸长，任何指责一方、抬高另一方的思维都难免“蔽于一曲”，有失公允。
第二个混淆是把整体论和还原论颠倒了。一般学界的通识是认为《易经》具有整体论的特质，而该学者却想否认。他认为《易经》不是整体论，西方科学才是整体论，并详举物理学、宇宙学的成果证明整体论在西方科学中。这正是他混淆整体论和还原论最令人吃惊的地方。
一般学界认为西方近现代科学取得巨大进步的基本方法是还原论，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之一是困于整体论。物理学和宇宙学的成果是以还原论为主的方法取得的，物理学是靠向基础的还原才认识了宇宙的整体。而该学者望文生义，错把这种还原论当作整体论来指责公认的《易经》整体论不是整体论，这笑话是不是也闹得太大了。我们钦佩该学者挑战通识的勇气，但挑战通识更需要的是学术功底，而非一时的激情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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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不该发生的这两大混淆外，该学者在认识上还有两大误区，其一是在中西医差别认识上的误区。他们只看到了中医和西医之间具有可比性的一面，并因此认为中医“玄之又玄”，进而鄙薄中医。其实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具有不同的理论、方法和规则的不可比性，二者的差别极其明显，在很多方面是不可公度的。
从医学理念上说：西医只是在近二三十年才开始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缓慢转型，而中医几乎一开始就建立在生物-社会-心理模式之上的，而且不止于此，中医很早就是建立在天人合一、身心统一、心物统一的更宏观、更圆融的哲学框架之下的，这一框架或许正是西医今后需要发展的方向和填充的目标，也是更符合人的内环境和外环境之真实辩证关系的复杂图景的。
从医疗方式上说：柏拉图曾在其著名的《法律篇》中把医生分为两类，“一类是适于为奴隶治病的医生(他们本身通常也是奴隶)，他们只管开药方，而不作任何解释；另一类是身为自由民并为自由民看病的医生，他们不满足于仅开药方，而是与病人交谈，从病人和病人的朋友那儿了解病情，他们开导病人，劝诫病人，用讨论的方式说服病人。”病人“能期待比严格意义上的治疗多得多的东西，他应该获得对他的整个生活的合理安排。”这两类医生的粗略划分，哪个更像西医，哪个更像中医，他们应该不难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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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医学的要求和医生的培养方式上看：西方教育体系形成以后，西医的培养就逐渐进入工厂化批量生产的阶段，而真正好的正规中医的培养至今还应该是师徒相传式的私相授受和个人修为，因为西医培养的标准只是治病的医生，充其量是精通专业、专业又高度细化的医学专家；而好中医的标准则是悬壶济世，可与治国良相比肩的良医，良医不仅要具备慈悲之心、精通医术，而且还应具有思想家的渊博学识和哲学家的深邃智慧才能胜任燮理天人的复杂使命，以至于《黄帝内经》中的很多内容本身就是哲学而非单纯的医学。
可见中医与西医的标准有多么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中医总是越老越好，且庸医易遇名医难求的原因吧。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世界上大部分未进入工业文明的民族文化甚至语言都被同化消灭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强烈冲击，但中医仍能保存下来，并与西医分庭抗礼，这说明中医本身自有其过人之处，该学者难道就不能收拾起自己的偏见吗？
第二个认识误区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轻视和贬损，只知道知识应该追新，“为学日进”，而不知道思想、智慧、哲学还需要逐旧，到前人那里吸取力量的道理。且不说思想和文化具有复杂的传承性和“路径依赖”；且不说许多重要的科学进展都从一两千年前的古人那里获得灵感和思想支持(如原子论、星云假说、日心说、进化思想等)才得以形成，后又被超越或淘汰；且不说人类的进步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如恩格斯的焦油制苯而变废为宝的经典案例和上世纪中国人废中文，又借IT产业重新发现了中文的价值等)，就是收窄到科学史和物理史，也时时需要回探到古希腊先哲的思想，以汲取力量，校正方向，判别争议，标示进步的尺度等，何止仅有中医要回到两千年前的《内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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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发现并珍视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正如著名思想家费耶阿本德所言：“一个思想不管多么古旧和荒谬，都可能改变我们的知识，整个思想史都已被吸收进科学，用来改善每一个理论。”正因为有类似的认识，思想家哈耶克才在批判理性的“致命的自负”时强调要“尊重传统”。而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曾是“不断革命”的时代，是和“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时代，人类的一切传统价值都曾被视为粪土，批倒批臭，更何况中医和《易经》文化了。虽然二十多年前的那种对传统的自负和癫狂如今已大为收敛，但其严重的后遗症在某些文化人的思想深处或许还落下病根，这是我们不能不予以正视和纠正的。
该学者困于整体和还原之辨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所厌恶的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此也不甚了了。凡推崇西学和科学的人大多会被还原论的强大威力所炫惑和慑服，而反过来责备中学的整体论的不是，后来又受到著名自由派思想家波普的误导，使他们一见到“整体论”就皱起眉头，但他们忽视了波普所反的整体论是有特定对象和语境的，他主要是反集权社会和独裁者对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设计和改造，他揭示出整体论的政治化、社会化的应用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从这个具体的意义上说，波普的观点是合理的。但如果除去这样具体的对象和环境，笼统地反对整体论就大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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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和还原无非是认识世界的两个不同的方向和手段，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二者各有长短和侧重，功能可以互补，适用泛围可以不同，没有特别的高下和优劣。而崇尚西学、习惯于科学(还原论)思维的人和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多人反感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论特征，认为这是落后的和阻碍中国进步的思维方式。
但孰不知，在波普大批整体论的同时，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问世了，系统论五大特征的第一大特征就是整体性，当时可能是因为时值二战，使波普与贝氏的“系统论”失之交臂，如果波普当时能接触到系统论，他那种极端的反整体论的立场或许就要作一些修正。而在系统论之后，在莫兰和圣塔菲的“复杂范式”革命之后还坚持反整体论的人，思想就未免太落伍，“不知今夕何夕”了。
自莫兰和圣塔菲的学者们之后，只推崇整体论而看不到它只重有序性忽视无序性和“混沌的边缘”的缺陷的人，也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而这种从还原论到整体论又到超越整体论的“复杂范式”的演进，还仍然是在科学话语系统中的变迁，与《易经》和中国古代哲学中所包含的复杂丰富的整体性思想相比还是过于精致、纤巧，因此，它的解释功能不及笼统的《易经》哲学，但这两种整体论之间的孰是孰非和高下之别，则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更深的话题了。
和多数自由派学者拒斥整体论不同，该学者充分肯定整体论的价值，这可能同该学者的哲学背景有关，但由于热心过头，把还原论也当成整体论了，这在学界倒实属罕见。而该学者对拥有最丰富整体论资源的《易经》文化本应具有亲和力，却持贬斥态度，这可能是由于他过强的科学主义(精确思维)立场决定的。至此，对于该学者思想的扭曲和病态的病因诊断我已不愿再深入下去了。, 百拇医药
某学者在支持杨振宁先生对《易经》批评的文章中表现出很多错误，其核心思想的肤浅和混乱程度令人错愕，其中两个有悖于通识的混淆和两个认识上的误区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个混淆是科学与哲学不加区分，混为一谈。该学者坚持认为《易经》“美其名曰整体思维，其实是笼统思维”，并作了充分论述。一般学界的通识是《易经》属于哲学范畴，而不是近现代意义的科学。同经典科学或目前一些专家所熟悉的决定论科学相比，所有哲学的思维都是笼统的，哪里能找到像决定论科学那样精确的哲学呢？哲学倒是想不笼统，想向精确方向发展，但因有悖于哲学本性而失败或转向。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维也纳学派、分析哲学等学者困于哲学之笼统，力图通过细致的逻辑或概念分析寻求哲学的精确性，其努力很快就被历史主义以后的各派所瓦解，至于其他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就没有比它们更力求精确的了。现代哲学想摆脱笼统尚不可能，何况古代哲学代表之一的周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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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哲学与科学相比都是笼统的。原来的实证科学以精确见长，所以也叫“精确科学”，但随着概率论、量子论、爱因斯坦与玻尔的精确与不精确的“世纪之争”，混沌和复杂性学科的兴起，“精确科学”已变得越来越不精确、越来越笼统了。哲学和科学、笼统和精确，各有所司，尺短寸长，任何指责一方、抬高另一方的思维都难免“蔽于一曲”，有失公允。
第二个混淆是把整体论和还原论颠倒了。一般学界的通识是认为《易经》具有整体论的特质，而该学者却想否认。他认为《易经》不是整体论，西方科学才是整体论，并详举物理学、宇宙学的成果证明整体论在西方科学中。这正是他混淆整体论和还原论最令人吃惊的地方。
一般学界认为西方近现代科学取得巨大进步的基本方法是还原论，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之一是困于整体论。物理学和宇宙学的成果是以还原论为主的方法取得的，物理学是靠向基础的还原才认识了宇宙的整体。而该学者望文生义，错把这种还原论当作整体论来指责公认的《易经》整体论不是整体论，这笑话是不是也闹得太大了。我们钦佩该学者挑战通识的勇气，但挑战通识更需要的是学术功底，而非一时的激情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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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不该发生的这两大混淆外，该学者在认识上还有两大误区，其一是在中西医差别认识上的误区。他们只看到了中医和西医之间具有可比性的一面，并因此认为中医“玄之又玄”，进而鄙薄中医。其实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具有不同的理论、方法和规则的不可比性，二者的差别极其明显，在很多方面是不可公度的。
从医学理念上说：西医只是在近二三十年才开始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缓慢转型，而中医几乎一开始就建立在生物-社会-心理模式之上的，而且不止于此，中医很早就是建立在天人合一、身心统一、心物统一的更宏观、更圆融的哲学框架之下的，这一框架或许正是西医今后需要发展的方向和填充的目标，也是更符合人的内环境和外环境之真实辩证关系的复杂图景的。
从医疗方式上说：柏拉图曾在其著名的《法律篇》中把医生分为两类，“一类是适于为奴隶治病的医生(他们本身通常也是奴隶)，他们只管开药方，而不作任何解释；另一类是身为自由民并为自由民看病的医生，他们不满足于仅开药方，而是与病人交谈，从病人和病人的朋友那儿了解病情，他们开导病人，劝诫病人，用讨论的方式说服病人。”病人“能期待比严格意义上的治疗多得多的东西，他应该获得对他的整个生活的合理安排。”这两类医生的粗略划分，哪个更像西医，哪个更像中医，他们应该不难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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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医学的要求和医生的培养方式上看：西方教育体系形成以后，西医的培养就逐渐进入工厂化批量生产的阶段，而真正好的正规中医的培养至今还应该是师徒相传式的私相授受和个人修为，因为西医培养的标准只是治病的医生，充其量是精通专业、专业又高度细化的医学专家；而好中医的标准则是悬壶济世，可与治国良相比肩的良医，良医不仅要具备慈悲之心、精通医术，而且还应具有思想家的渊博学识和哲学家的深邃智慧才能胜任燮理天人的复杂使命，以至于《黄帝内经》中的很多内容本身就是哲学而非单纯的医学。
可见中医与西医的标准有多么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中医总是越老越好，且庸医易遇名医难求的原因吧。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世界上大部分未进入工业文明的民族文化甚至语言都被同化消灭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强烈冲击，但中医仍能保存下来，并与西医分庭抗礼，这说明中医本身自有其过人之处，该学者难道就不能收拾起自己的偏见吗？
第二个认识误区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轻视和贬损，只知道知识应该追新，“为学日进”，而不知道思想、智慧、哲学还需要逐旧，到前人那里吸取力量的道理。且不说思想和文化具有复杂的传承性和“路径依赖”；且不说许多重要的科学进展都从一两千年前的古人那里获得灵感和思想支持(如原子论、星云假说、日心说、进化思想等)才得以形成，后又被超越或淘汰；且不说人类的进步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如恩格斯的焦油制苯而变废为宝的经典案例和上世纪中国人废中文，又借IT产业重新发现了中文的价值等)，就是收窄到科学史和物理史，也时时需要回探到古希腊先哲的思想，以汲取力量，校正方向，判别争议，标示进步的尺度等，何止仅有中医要回到两千年前的《内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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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发现并珍视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正如著名思想家费耶阿本德所言：“一个思想不管多么古旧和荒谬，都可能改变我们的知识，整个思想史都已被吸收进科学，用来改善每一个理论。”正因为有类似的认识，思想家哈耶克才在批判理性的“致命的自负”时强调要“尊重传统”。而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曾是“不断革命”的时代，是和“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时代，人类的一切传统价值都曾被视为粪土，批倒批臭，更何况中医和《易经》文化了。虽然二十多年前的那种对传统的自负和癫狂如今已大为收敛，但其严重的后遗症在某些文化人的思想深处或许还落下病根，这是我们不能不予以正视和纠正的。
该学者困于整体和还原之辨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所厌恶的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此也不甚了了。凡推崇西学和科学的人大多会被还原论的强大威力所炫惑和慑服，而反过来责备中学的整体论的不是，后来又受到著名自由派思想家波普的误导，使他们一见到“整体论”就皱起眉头，但他们忽视了波普所反的整体论是有特定对象和语境的，他主要是反集权社会和独裁者对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设计和改造，他揭示出整体论的政治化、社会化的应用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从这个具体的意义上说，波普的观点是合理的。但如果除去这样具体的对象和环境，笼统地反对整体论就大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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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和还原无非是认识世界的两个不同的方向和手段，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二者各有长短和侧重，功能可以互补，适用泛围可以不同，没有特别的高下和优劣。而崇尚西学、习惯于科学(还原论)思维的人和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多人反感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论特征，认为这是落后的和阻碍中国进步的思维方式。
但孰不知，在波普大批整体论的同时，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问世了，系统论五大特征的第一大特征就是整体性，当时可能是因为时值二战，使波普与贝氏的“系统论”失之交臂，如果波普当时能接触到系统论，他那种极端的反整体论的立场或许就要作一些修正。而在系统论之后，在莫兰和圣塔菲的“复杂范式”革命之后还坚持反整体论的人，思想就未免太落伍，“不知今夕何夕”了。
自莫兰和圣塔菲的学者们之后，只推崇整体论而看不到它只重有序性忽视无序性和“混沌的边缘”的缺陷的人，也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而这种从还原论到整体论又到超越整体论的“复杂范式”的演进，还仍然是在科学话语系统中的变迁，与《易经》和中国古代哲学中所包含的复杂丰富的整体性思想相比还是过于精致、纤巧，因此，它的解释功能不及笼统的《易经》哲学，但这两种整体论之间的孰是孰非和高下之别，则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更深的话题了。
和多数自由派学者拒斥整体论不同，该学者充分肯定整体论的价值，这可能同该学者的哲学背景有关，但由于热心过头，把还原论也当成整体论了，这在学界倒实属罕见。而该学者对拥有最丰富整体论资源的《易经》文化本应具有亲和力，却持贬斥态度，这可能是由于他过强的科学主义(精确思维)立场决定的。至此，对于该学者思想的扭曲和病态的病因诊断我已不愿再深入下去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