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反对中医、不信中医，进而相当一部分留洋派甚至在生病时拒绝请中医医生诊治，如近代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哲学上，他深受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和马赫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崇尚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信仰新医学”，即使病重亦不肯请中医治疗。“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的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9]至于说坚决不肯看中医的，在深受西方科学影响的留洋派中，决非丁文江一人。郭沫若就说过，“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6]傅斯年也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起我所受的教育。”早年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教育，并于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的孙中山一生崇尚西医，对中医持怀疑态度，在其晚年患肝癌期间，北京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用中药。就连出生于中医家庭的严复，也对中医视若畏途，他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当然，我国早期留洋派能够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文，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并为中医发展作出贡献者也不乏其人，如丁福保、赵橘黄、阎德润等。但是对传统文化大加抨击，对祖国医学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极力批判的在他们中占有绝大多数。当时，他们用绝对的眼光、形式主义的方法看待问题，认为中国文化一切都坏，而西洋文化一切都好。在对待祖国医学问题上，完全以当时西方医学知识的是非为是非，即以他们所能学到的现代医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来检验中医理论，相合则予以承认，不合则指为虚妄，他们只注意到中医理论中存在的概念直观性、模糊性和微观研究等方面的不足，但对中西医学比较中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却认识不足，对中医理论的不同层面缺乏具体分析。这种做法既失之简单、武断，也缺乏严密的论证，所得出的结论就难免失之偏颇。

    延续了几千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作出贡献的中医学毕竟确有其可观的疗效。这一点即使是当时批判中医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不得不承认，但他们却将中医的疗效都完全归结为中药的功劳，而对中医理论则始终持反对的态度。这也成为后来“废医存药”派的主要理由。如郭沫若曾说，“我反对中医的理论，我并不反对中药的研究”[6]，“我对于中药的研究，不仅不曾反对过，而且认为他有极光明的前途”[6]。就连批判中医最为激烈的余岩也认为“欲保存国粹，于方药尚有一线希望”[12]。在医学界中西医论争的过程中，许多即使是不参加争论的非医学的留洋派学者文人也都从内心从舆论上支持西医的立场，如周作人所言：“我与医学完全是个外行，既与西医无亲，亦与中医无仇，不想帮了那个来打那个，只是从我的立场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