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如何分所谓的自己人和外人(1)
“自己人”和“外人”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都不是外人，还客气啥”，“这里有外人，不方便”，这样的话语更是常常挂在嘴上。可是，有谁能说清，在我们的心里到底什么样的人是“自己人”？什么样的人是“外人”？
有人说，亲戚都是“自己人”，可是有的亲戚在你心里也许还不比一个“外人”小学同学亲近。有人说，一个家庭里的人当然都是“自己人”，可是在有的人家，媳妇进了婆家三十年，还是会被当成外人。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里，有关“自己人”的分类真是让人感到好像很容易说清，却又难以说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宜音研究员，经历多年研究，找到了中国人分类“自己人”和“外人”的心理尺度，让我们更容易看清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1992年，北师大心理系硕士毕业的杨宜音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在完成硕士论文的研究中，她观察到中学生友人关系中一个非常有趣现象，那就是形成朋友关系以后，一个人自己的自我边界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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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国人一旦交了朋友，“就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一定要替我着想，我也要替你着想，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就被包到我的边界里边。”
而西方人则完全不同，“当两个人成为朋友关系时，你我之间出现一个第三自我，这就是我们两个人作为朋友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但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一直思考能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找到新切入点的她，就把“中国人自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当成了自己经常思考的问题。
血缘上的亲疏和交往中亲近感程度是中国人分析谁是“自己人”时两个重要的维度。
后来，杨宜音去河南、安徽、江苏、河北以及北京郊区等地的农村进行社会学调查。一次住在一个村民家里，正赶上这位村民的舅舅和他妈妈发生冲突。他觉得舅舅对妈妈不好，在激烈的争吵中，他忿忿地说出这样一句话，“从今往后，我就不把你当舅舅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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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普通不过的一句话却给了杨宜音很大启发，她想：舅舅还是舅舅，根据九族五服的规定，舅舅身份是固定的，但是居然可以不把他当作舅舅看。这说明，中国人虽然有一个亲属关系的制度，但还有一个自由，就是你本来是自己人，但是我可以把你推出去。
“这如同北京既有城墙也有城门，如果都是城墙就把人困死在里边了，有城门就会有人出去，有人进来，心理边界如此就会扩大或者缩小。”
不久以后，调查中的杨宜音正好赶上房东的儿子要结婚，杨宜音从为孩子提亲、相亲、见媒人都跟着去，就被他们看成自己人。她把婚礼上来送礼的人都一一记下，一共192户人，然后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在扑克牌一样大小的纸片上，请房东按亲近关系给排队，然后分类，最后一共分成十二组，六大类。
结果发现，第一类是家人，第二类是他最亲近的人，在第二类里，除了亲兄弟之外，还出现了一位邻居。房东说，他跟这位邻居的感情不比那些亲兄弟差，然后给她讲了两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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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宜音想，邻居本应该放到后面，但房东却把邻居放在那些亲戚的前面，几乎跟他自己放在一起，这不就是把外人当成自己人了吗!这就是说，在一个亲密水平上，既有亲属关系连带，也有交往关系连带。有些人按着辈分亲属关系，应该是很近的，但被放到后边去了。这是因为人们的大脑中自己人的边界是通透的，可以进来可以出去。
两件村民中的小事，让她深受启发。进一步调查后，她发现，人的脑子在加工、判断人际关系的时候有两个纬度，“一边看是不是有血缘上的亲疏，一边看感情和交往上亲近，两方面都具备，我们才能把他看成自己人”。
城市人生活在不同的圈子中，认定“自己人”时，更多时候以彼此交往被作为主要标准。
杨宜音将自己在农村的研究成果写在博士论文里，答辩时有几位老师建议关注一下城市人对“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分情况。
她便从几位朋友的社会关系交往的个案出发，详细观察了城市人对于人际亲疏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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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发现，自己不能把这些朋友的朋友们像农村那样直接排成序列。这不仅仅因为在城市里交往的人为数众多，更是因为每个时代的朋友关系、亲密关系、情感距离是不能衔接的。
由于城市人的社会生活是一段段接在一起，只有同一时段的交往人群可以排列。比如中学同学可以排成列，大学同学可以排一列，工作同事还可以排一列，但他们是分开的，这说明文化的复杂性增加了。一个人可以在同一群人里，按亲近关系程度排“差距格局”，但跳到另一群人中就不能以此为参照。
杨宜音形容这种“差序格局”就“像计算机软盘一样分成扇区，每个扇区里还有层。但它不是一维的。每个人在一个扇区，在这个圈里对待这些人。然后跳到另外一个环境里，不过他的行为习惯还是一样的，依然用近亲远疏来辨别”。
而城市里的人认定“自己人”，则更多的“以交往为主要标准，交往的含量更大了。比如小学同学，情感亲近的先赋性就高。根据亲近程度一圈圈向外排，有远近的不同。到了中学，又根据中学同学的实际情况来排，生活的复杂性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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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亲戚都是“自己人”，可是有的亲戚在你心里也许还不比一个“外人”小学同学亲近。有人说，一个家庭里的人当然都是“自己人”，可是在有的人家，媳妇进了婆家三十年，还是会被当成外人。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里，有关“自己人”的分类真是让人感到好像很容易说清，却又难以说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宜音研究员，经历多年研究，找到了中国人分类“自己人”和“外人”的心理尺度，让我们更容易看清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1992年，北师大心理系硕士毕业的杨宜音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在完成硕士论文的研究中，她观察到中学生友人关系中一个非常有趣现象，那就是形成朋友关系以后，一个人自己的自我边界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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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国人一旦交了朋友，“就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一定要替我着想，我也要替你着想，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就被包到我的边界里边。”
而西方人则完全不同，“当两个人成为朋友关系时，你我之间出现一个第三自我，这就是我们两个人作为朋友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但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一直思考能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找到新切入点的她，就把“中国人自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当成了自己经常思考的问题。
血缘上的亲疏和交往中亲近感程度是中国人分析谁是“自己人”时两个重要的维度。
后来，杨宜音去河南、安徽、江苏、河北以及北京郊区等地的农村进行社会学调查。一次住在一个村民家里，正赶上这位村民的舅舅和他妈妈发生冲突。他觉得舅舅对妈妈不好，在激烈的争吵中，他忿忿地说出这样一句话，“从今往后，我就不把你当舅舅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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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普通不过的一句话却给了杨宜音很大启发，她想：舅舅还是舅舅，根据九族五服的规定，舅舅身份是固定的，但是居然可以不把他当作舅舅看。这说明，中国人虽然有一个亲属关系的制度，但还有一个自由，就是你本来是自己人，但是我可以把你推出去。
“这如同北京既有城墙也有城门，如果都是城墙就把人困死在里边了，有城门就会有人出去，有人进来，心理边界如此就会扩大或者缩小。”
不久以后，调查中的杨宜音正好赶上房东的儿子要结婚，杨宜音从为孩子提亲、相亲、见媒人都跟着去，就被他们看成自己人。她把婚礼上来送礼的人都一一记下，一共192户人，然后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在扑克牌一样大小的纸片上，请房东按亲近关系给排队，然后分类，最后一共分成十二组，六大类。
结果发现，第一类是家人，第二类是他最亲近的人，在第二类里，除了亲兄弟之外，还出现了一位邻居。房东说，他跟这位邻居的感情不比那些亲兄弟差，然后给她讲了两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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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宜音想，邻居本应该放到后面，但房东却把邻居放在那些亲戚的前面，几乎跟他自己放在一起，这不就是把外人当成自己人了吗!这就是说，在一个亲密水平上，既有亲属关系连带，也有交往关系连带。有些人按着辈分亲属关系，应该是很近的，但被放到后边去了。这是因为人们的大脑中自己人的边界是通透的，可以进来可以出去。
两件村民中的小事，让她深受启发。进一步调查后，她发现，人的脑子在加工、判断人际关系的时候有两个纬度，“一边看是不是有血缘上的亲疏，一边看感情和交往上亲近，两方面都具备，我们才能把他看成自己人”。
城市人生活在不同的圈子中，认定“自己人”时，更多时候以彼此交往被作为主要标准。
杨宜音将自己在农村的研究成果写在博士论文里，答辩时有几位老师建议关注一下城市人对“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分情况。
她便从几位朋友的社会关系交往的个案出发，详细观察了城市人对于人际亲疏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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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发现，自己不能把这些朋友的朋友们像农村那样直接排成序列。这不仅仅因为在城市里交往的人为数众多，更是因为每个时代的朋友关系、亲密关系、情感距离是不能衔接的。
由于城市人的社会生活是一段段接在一起，只有同一时段的交往人群可以排列。比如中学同学可以排成列，大学同学可以排一列，工作同事还可以排一列，但他们是分开的，这说明文化的复杂性增加了。一个人可以在同一群人里，按亲近关系程度排“差距格局”，但跳到另一群人中就不能以此为参照。
杨宜音形容这种“差序格局”就“像计算机软盘一样分成扇区，每个扇区里还有层。但它不是一维的。每个人在一个扇区，在这个圈里对待这些人。然后跳到另外一个环境里，不过他的行为习惯还是一样的，依然用近亲远疏来辨别”。
而城市里的人认定“自己人”，则更多的“以交往为主要标准，交往的含量更大了。比如小学同学，情感亲近的先赋性就高。根据亲近程度一圈圈向外排，有远近的不同。到了中学，又根据中学同学的实际情况来排，生活的复杂性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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