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港鼠疫与我国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建设
赖文 李永宸 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
清中叶以后，沿海城市人口增长迅速。以广东为例，“道光十九年(1839年)，广东人口达2286.4万，平均每平方公里104人。”19世纪末，广州城已有百万人口。由于缺乏相应的城市卫生管理条例，民众普遍缺乏自觉的公共卫生观念，当时一些城市和香港华人居住区的卫生很差，易于瘟疫传播。
1894年春夏发生的穗港鼠疫流行，为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城市卫生管理制度、推动我国城市卫生建设提供了契机。
一 香港
香港学者认为1894年是香港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转折点。此前，在公共卫生问题上，各界有诸多观念或利益冲突，一些措施迟迟难以落实。然而，面对鼠疫这一欧洲人记忆犹新、岭南人前所未见的浩劫，所有争议都显得无关重要了。为消弭疫情，港英当局加大了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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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社区卫生管理条例
香港洁净局在《防疫章程》的基础上，制定社区公共卫生管理条例，并不断讨论修订完善。例如，1904年3月香港洁净局例会就清粪、运潲水、倒垃圾等细则的修订问题进行商谈，出台了有关清除粪便和秽物的承揽人须与洁净局鉴定合同、清除工作由专人负责、规定清除粪便秽物的具体时间和工具等细则。4月又作出严禁住户乱倒垃圾淤泥、严禁焚烧死者衣物和厕所垃圾、不准随地大小便、果菜鱼市的废弃物必须集中处理、定期更换消防用水等新规定。
鉴于1894年香港太平山一带的华人居住区鼠疫流行严重与当地房舍简陋、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恶劣有关，香港当局特制定《卫生建屋则例》，其中不仅有房屋建筑条件和要求的细致条款，甚至对房舍间隔、居住人数和人均居住面积都有限制，以保证居住环境符合卫生标准。
随着结核病菌的发现，人们开始认识到痰涎唾沫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传染媒介。为革除随地乱吐痰涎唾沫的陋习，香港洁净局专门开会商讨处罚随地吐痰事宜，并在“公共场所禁吐口水”上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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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坟场，禁止私迁尸骸
殡葬卫生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于1894年鼠疫流行期间，曾规定疫死尸骸要定时定点埋葬，以防止瘟疫传播。其后，为彻底解决既往华人自行择地安葬的无序状况，以及因无力置地而随处偷葬、抛尸或私自移运尸骸等不卫生问题，香港当局采取了规划坟场、惩罚私迁尸骸等措施。
3.进行动物检疫，处理染疫牲畜
随着细菌学研究的发展，人们认识到患病牲畜若被人食用，亦可能致病，于是对动物和牲畜的定时检疫成为当时香港卫生防疫工作中的一环，受检动物有街市之鸡、鸭、鹌鹑和民居里的木虱、狗蚤、夜行虫等。
4.全民捕鼠
在鼠疫的传染机制被揭示之前，我国民众于1793年～1793年云南鼠疫流行期间，已经留意到人间鼠疫的流行与鼠类的大量死亡有关。岭南史志资料和粤人鼠疫论著均记载了人间鼠疫流行前有大量死鼠出现。1894年穗港鼠疫期间，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和耶尔森分别在香港报告发现疫死者及死鼠的淋巴结和血液中含有大量鼠疫杆菌。于是香港当局配合动物检疫工作，悬赏发动民众开展持续全面的捕鼠灭鼠活动。以1903年为例，“捕鼠101056头，验悉有疫者3744头，上半年捕鼠，较下半年为多”；因有利可图，有人从他处捕鼠来领赏，当局“后已设法以除此患”。由于酒馆和饮食店的天花板最易藏鼠，香港洁净局会议上有人建议只发营业牌照给拆去天花板的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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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测水源，规划污水处理
早在1883年，西方医学已经知道霍乱弧菌是通过食物尤其是饮水传染的。1894年穗港鼠疫后，人们对水源的清洁卫生更为重视，为保证公共用水卫生，香港洁净局讨论制定公用水设施卫生条例，对公用水柜的设立、储水量和清洁事宜做出许多具体规定。洁净局还负责化验监测井水卫生，对不洁水井实行封塞；审批水井开挖建筑工程；规划、检查和改造社区房屋的污水处理等事宜。
6.屋宇消毒
为防止屋内细菌、跳蚤之类滋生，当局硬性规定每年必须用石灰水粉刷房舍一次。从以下报道可见监督执行之严格：“2月27日以前两礼拜，东约有屋2863家，已扫灰水，中约有屋960家；东约被控者46家，共罚款474元。
7.考核公共卫生从业人员
一支具有专业素质的工作队伍，是落实公共卫生条例的重要保证。为此，香港洁净局实行公共卫生从业人员考试。1907年9月的《中国日报》就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本港洁净分局，订于10月底考试现行洁净科学及洁净帮办，由本月16日晚起，每礼拜在会舍试验。”此外，港英当局还定期安排医官到居民点作传染病防治法的讲演，以普及卫生防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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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洁净局在城市卫生建设和预防控制瘟疫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局运作上有四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采用当时先进的卫生防疫观念指导城市卫生立法，使卫生防疫工作有法可依，并不断根据出现的新问题完善各类法规。二是卫生防疫渗透到社会管治的各个方面，大至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商业运营、市容卫生，小至市民的生养死葬，洁净局都参与其中。三是参与制定卫生法规和日常事务决策的委员，除职能部门的官员外，还有医生、建筑师等专业人士和社会士绅，能听取多方面意见，比较民主地讨论磋商。四是立法细致、具体，执法专业、严格。香港洁净局的上述工作对于城市卫生条例的制定实施和城市卫生制度的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澳门
1894年的穗港鼠疫对澳门的城市卫生建设同样影响深远。从1850年～1911年的澳门政府法律文告看，1894年以前，澳葡当局在公共卫生建设方面关注污水排放、清粪、牲畜饲养场地和水源、食物、工业污染的卫生管理，以及牛痘接种问题，这主要是出于对烈性传染病霍乱和古老瘟疫天花的警惕防范，以及对市容环境的维护。穗港鼠疫发生后，澳葡当局除迅速制定防疫章程严防死守外，开始关注贫民区居住条件的改善，加强清洁房舍、排污清粪方面的监管力度，加强疾病和死亡登记，并把卖淫业纳入政府管理。在189年～1911年间，澳门政府有关城市卫生建设的法令公告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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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由华人士绅主持的居民卫生监管会。2.由政府出资征地、购地，改造华人居住区。3.统一规划改造厕所、沟渠。4.定时检查卫生。在开春时强制各家各铺户清洁消毒房舍，由医生逐一检查监督，成为惯例。5.开办方便医院，建立和健全死亡报告制度和丧葬管理制度，规范死亡登记档案。6.颁布《澳门娼寮章程》，将卖淫业纳入政府管理。规定所有卖淫场所和属下娼妓必须到政府部门登记注册领取执照，其中附有健康状况记录页，逐一记录本娼寮所发生的事故和娼妓所患疾病、治疗过程与治疗结果，供巡查人员和嫖客随时查看，每周核查名单，呈报健康记录；责成寮主随时检查娼妓健康状况，如疑有传染病，即报政府有关部门送院查验，隔离治疗，否则按章处罚。
三 舆论宣传
在严峻的瘟疫流行形势下，香港、澳门两地不断努力建设和完善其卫生管理体制和公共卫生设施，对此，有识之士通过《申报》作了及时、详尽和持续的译介报道。这些报道在介绍西方近代卫生防疫机制与手段、提高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推动清末民初我国卫生防疫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功不可没。与此同时，1894年鼠疫流行期间暴露出来的中西卫生防疫观念的差异，以及香港地区执行防疫措施时出现的矛盾冲突，把卫生防疫观念更新的问题提到人们面前。为此，《申报》发表多篇社论，对民众进行卫生防疫教育。1894年6月4日、8日连载的社论“防患未然说”“续防患未然说”是这类宣传的代表。该文强调采取行政手段管理食物、用物、屋宇、客寓、烟馆、街路、里巷、马车停靠站所的卫生，对预防瘟疫最为重要；又鉴于香港华人因浓厚的亲情观念和封建伦理影响而对瘟疫的隔离措施有所抵触和逃避，该文劝喻民众理解并接受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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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在当时的各大城市拥有众多读者，其积极的参与无疑为近代西方卫生防疫观念的传入和城市中公共卫生建设作了思想和舆论铺垫。
四 广州
《申报》连篇累牍地宣传“舁神逐疫之非”，“去秽所以祛疫”，大力推介香港和西方的防疫观念与举措；香港则因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从而使当地疫情明显轻于广州。这些报刊舆论和香港经验对广州官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广州地方官开始意识到公共卫生管理对于防疫的重要性，遭逢瘟疫流行，他们不再只是一味迎神祈禳，而是开始利用政府权威来组织卫生防疫，使广州成为较早把城市卫生纳入地方政府管治职责的地区。
广州地方政府在朝廷尚未饬令各省办巡警、管卫生之前，就设法实施城镇卫生管治。由政府下令清理污秽，保持环境卫生，并指定专人监管；若有违反，实行处罚；对于卫生经费问题，采用收取各街各铺户清洁费的方法解决。这种做法表明了当地卫生防疫管理行政化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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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试行新政后，由于各省长官对城市公共卫生事宜认识参差不齐，效果远未理想。但从1904年广州官方的一则告示看，广州巡警总局在这方面相当尽职：“巡警总局以现在时当春令，雨水渐多，察视各街瓦渣垃圾等物，堆积不少，一交夏令，暑湿蒸薰，行人感受其气，每易生病，甚或成为瘟疫。因备饬分局，一律将该管各街清理，并订定条款，晓示居民遵守，条款录后：(一)家中垃圾勿随意倾倒，必须倒在各街较宽之处，或厕屋之旁；如本街无之，应至邻街，不可畏远。(二)修理房舍，所余泥土破砖，不得任置门口，应自行雇夫挑运出城。(三)居丧之家，每将死者病时衣物，当街焚烧，秽气四布，最为卫生之害，应行严禁。(四)果菜鱼市，当街削弃果皮、菜叶、鱼鳞、秽水，尤为行人之累，应责成卖者置一木桶，安置摊旁，随时装载。购食果物之人，即将果皮、蔗渣等物，弃置桶中，不得抛弃道路，致碍行人。(五)厕所原有垃圾，应责成厕夫刻日挑尽，以后三日清，不准如前堆积；向来厕夫每有焚烧垃圾之举，不洁之气，达于四邻，于卫生甚有关碍，应行严禁。(六)无论白日黑夜，均不准在街旁大小便，童子有犯，惟家长是问。(七)各街太平桶水，因时久远，臭浊者多，行人感触其气，每易生病，应责成各该管之人，间十日一行领换。以上七条，不论公馆铺户居民人等，均应一体遵照，违者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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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广州能成为我国大陆继港澳地区和上海租界之后，较早由中国地方政府主动自行制定城镇卫生管理制度，用行政手段管治城镇卫生的地区，不能不说是基于1894年穗港鼠疫的惨痛教训，并受到港澳当局在预防和控制鼠疫中所实施的日臻成熟的公共卫生管理措施的影响。对于广东人善于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理念和经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之后曾感慨地说：“广东为泰西入中国之孔道，濠镜一区(按：指澳门)，自明代已为互市之地，自香港隶属于英，白人之足迹益繁，故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
五 其他沿海城市
自1894年穗港爆发鼠疫流行后，鼠疫徘徊于粤地多年，经潮州、汕头而蔓延至闽。光绪二十七年(190年)夏季，福州爆发严重鼠疫流行。各地口岸城市纷纷加强卫生防疫。1902年，江苏镇江地方政府在江海关税务司的促请下，为防止瘟疫传染流行，制定公共卫生管理条例，内容涉及街道垃圾处理、保护水源清洁、戒食生冷瓜果、消灭蝇蚊、不饮生水、提供防治药物及禁止聚众烧香拜佛等，这也是较早由地方政府制定的城市卫生规例。
1894年春夏，鼠疫在广州、香港造成严重人口丧亡和经济损失，引起世界惊骇和警惕，与此同时，鼠疫以及港澳两地对鼠疫的积极应对又给广东官民上了一堂生死攸关的公共卫生教育课，它让国人看到卫生防疫的急切，看到世界公共卫生观念与防疫技术的进步，而《申报》等传媒的积极宣传报道，在促使这场瘟疫成为我国大陆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建设良好契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研究课题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基金课题核心研究内容之一，此文为本报2005年2月18日6版《穗港鼠疫促进我国疾病控制体系初步建立 》一文的续篇。本研究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基金资助。)., 百拇医药
清中叶以后，沿海城市人口增长迅速。以广东为例，“道光十九年(1839年)，广东人口达2286.4万，平均每平方公里104人。”19世纪末，广州城已有百万人口。由于缺乏相应的城市卫生管理条例，民众普遍缺乏自觉的公共卫生观念，当时一些城市和香港华人居住区的卫生很差，易于瘟疫传播。
1894年春夏发生的穗港鼠疫流行，为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城市卫生管理制度、推动我国城市卫生建设提供了契机。
一 香港
香港学者认为1894年是香港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转折点。此前，在公共卫生问题上，各界有诸多观念或利益冲突，一些措施迟迟难以落实。然而，面对鼠疫这一欧洲人记忆犹新、岭南人前所未见的浩劫，所有争议都显得无关重要了。为消弭疫情，港英当局加大了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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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社区卫生管理条例
香港洁净局在《防疫章程》的基础上，制定社区公共卫生管理条例，并不断讨论修订完善。例如，1904年3月香港洁净局例会就清粪、运潲水、倒垃圾等细则的修订问题进行商谈，出台了有关清除粪便和秽物的承揽人须与洁净局鉴定合同、清除工作由专人负责、规定清除粪便秽物的具体时间和工具等细则。4月又作出严禁住户乱倒垃圾淤泥、严禁焚烧死者衣物和厕所垃圾、不准随地大小便、果菜鱼市的废弃物必须集中处理、定期更换消防用水等新规定。
鉴于1894年香港太平山一带的华人居住区鼠疫流行严重与当地房舍简陋、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恶劣有关，香港当局特制定《卫生建屋则例》，其中不仅有房屋建筑条件和要求的细致条款，甚至对房舍间隔、居住人数和人均居住面积都有限制，以保证居住环境符合卫生标准。
随着结核病菌的发现，人们开始认识到痰涎唾沫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传染媒介。为革除随地乱吐痰涎唾沫的陋习，香港洁净局专门开会商讨处罚随地吐痰事宜，并在“公共场所禁吐口水”上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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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坟场，禁止私迁尸骸
殡葬卫生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于1894年鼠疫流行期间，曾规定疫死尸骸要定时定点埋葬，以防止瘟疫传播。其后，为彻底解决既往华人自行择地安葬的无序状况，以及因无力置地而随处偷葬、抛尸或私自移运尸骸等不卫生问题，香港当局采取了规划坟场、惩罚私迁尸骸等措施。
3.进行动物检疫，处理染疫牲畜
随着细菌学研究的发展，人们认识到患病牲畜若被人食用，亦可能致病，于是对动物和牲畜的定时检疫成为当时香港卫生防疫工作中的一环，受检动物有街市之鸡、鸭、鹌鹑和民居里的木虱、狗蚤、夜行虫等。
4.全民捕鼠
在鼠疫的传染机制被揭示之前，我国民众于1793年～1793年云南鼠疫流行期间，已经留意到人间鼠疫的流行与鼠类的大量死亡有关。岭南史志资料和粤人鼠疫论著均记载了人间鼠疫流行前有大量死鼠出现。1894年穗港鼠疫期间，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和耶尔森分别在香港报告发现疫死者及死鼠的淋巴结和血液中含有大量鼠疫杆菌。于是香港当局配合动物检疫工作，悬赏发动民众开展持续全面的捕鼠灭鼠活动。以1903年为例，“捕鼠101056头，验悉有疫者3744头，上半年捕鼠，较下半年为多”；因有利可图，有人从他处捕鼠来领赏，当局“后已设法以除此患”。由于酒馆和饮食店的天花板最易藏鼠，香港洁净局会议上有人建议只发营业牌照给拆去天花板的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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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测水源，规划污水处理
早在1883年，西方医学已经知道霍乱弧菌是通过食物尤其是饮水传染的。1894年穗港鼠疫后，人们对水源的清洁卫生更为重视，为保证公共用水卫生，香港洁净局讨论制定公用水设施卫生条例，对公用水柜的设立、储水量和清洁事宜做出许多具体规定。洁净局还负责化验监测井水卫生，对不洁水井实行封塞；审批水井开挖建筑工程；规划、检查和改造社区房屋的污水处理等事宜。
6.屋宇消毒
为防止屋内细菌、跳蚤之类滋生，当局硬性规定每年必须用石灰水粉刷房舍一次。从以下报道可见监督执行之严格：“2月27日以前两礼拜，东约有屋2863家，已扫灰水，中约有屋960家；东约被控者46家，共罚款474元。
7.考核公共卫生从业人员
一支具有专业素质的工作队伍，是落实公共卫生条例的重要保证。为此，香港洁净局实行公共卫生从业人员考试。1907年9月的《中国日报》就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本港洁净分局，订于10月底考试现行洁净科学及洁净帮办，由本月16日晚起，每礼拜在会舍试验。”此外，港英当局还定期安排医官到居民点作传染病防治法的讲演，以普及卫生防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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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洁净局在城市卫生建设和预防控制瘟疫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局运作上有四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采用当时先进的卫生防疫观念指导城市卫生立法，使卫生防疫工作有法可依，并不断根据出现的新问题完善各类法规。二是卫生防疫渗透到社会管治的各个方面，大至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商业运营、市容卫生，小至市民的生养死葬，洁净局都参与其中。三是参与制定卫生法规和日常事务决策的委员，除职能部门的官员外，还有医生、建筑师等专业人士和社会士绅，能听取多方面意见，比较民主地讨论磋商。四是立法细致、具体，执法专业、严格。香港洁净局的上述工作对于城市卫生条例的制定实施和城市卫生制度的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澳门
1894年的穗港鼠疫对澳门的城市卫生建设同样影响深远。从1850年～1911年的澳门政府法律文告看，1894年以前，澳葡当局在公共卫生建设方面关注污水排放、清粪、牲畜饲养场地和水源、食物、工业污染的卫生管理，以及牛痘接种问题，这主要是出于对烈性传染病霍乱和古老瘟疫天花的警惕防范，以及对市容环境的维护。穗港鼠疫发生后，澳葡当局除迅速制定防疫章程严防死守外，开始关注贫民区居住条件的改善，加强清洁房舍、排污清粪方面的监管力度，加强疾病和死亡登记，并把卖淫业纳入政府管理。在189年～1911年间，澳门政府有关城市卫生建设的法令公告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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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由华人士绅主持的居民卫生监管会。2.由政府出资征地、购地，改造华人居住区。3.统一规划改造厕所、沟渠。4.定时检查卫生。在开春时强制各家各铺户清洁消毒房舍，由医生逐一检查监督，成为惯例。5.开办方便医院，建立和健全死亡报告制度和丧葬管理制度，规范死亡登记档案。6.颁布《澳门娼寮章程》，将卖淫业纳入政府管理。规定所有卖淫场所和属下娼妓必须到政府部门登记注册领取执照，其中附有健康状况记录页，逐一记录本娼寮所发生的事故和娼妓所患疾病、治疗过程与治疗结果，供巡查人员和嫖客随时查看，每周核查名单，呈报健康记录；责成寮主随时检查娼妓健康状况，如疑有传染病，即报政府有关部门送院查验，隔离治疗，否则按章处罚。
三 舆论宣传
在严峻的瘟疫流行形势下，香港、澳门两地不断努力建设和完善其卫生管理体制和公共卫生设施，对此，有识之士通过《申报》作了及时、详尽和持续的译介报道。这些报道在介绍西方近代卫生防疫机制与手段、提高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推动清末民初我国卫生防疫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功不可没。与此同时，1894年鼠疫流行期间暴露出来的中西卫生防疫观念的差异，以及香港地区执行防疫措施时出现的矛盾冲突，把卫生防疫观念更新的问题提到人们面前。为此，《申报》发表多篇社论，对民众进行卫生防疫教育。1894年6月4日、8日连载的社论“防患未然说”“续防患未然说”是这类宣传的代表。该文强调采取行政手段管理食物、用物、屋宇、客寓、烟馆、街路、里巷、马车停靠站所的卫生，对预防瘟疫最为重要；又鉴于香港华人因浓厚的亲情观念和封建伦理影响而对瘟疫的隔离措施有所抵触和逃避，该文劝喻民众理解并接受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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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在当时的各大城市拥有众多读者，其积极的参与无疑为近代西方卫生防疫观念的传入和城市中公共卫生建设作了思想和舆论铺垫。
四 广州
《申报》连篇累牍地宣传“舁神逐疫之非”，“去秽所以祛疫”，大力推介香港和西方的防疫观念与举措；香港则因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从而使当地疫情明显轻于广州。这些报刊舆论和香港经验对广州官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广州地方官开始意识到公共卫生管理对于防疫的重要性，遭逢瘟疫流行，他们不再只是一味迎神祈禳，而是开始利用政府权威来组织卫生防疫，使广州成为较早把城市卫生纳入地方政府管治职责的地区。
广州地方政府在朝廷尚未饬令各省办巡警、管卫生之前，就设法实施城镇卫生管治。由政府下令清理污秽，保持环境卫生，并指定专人监管；若有违反，实行处罚；对于卫生经费问题，采用收取各街各铺户清洁费的方法解决。这种做法表明了当地卫生防疫管理行政化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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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试行新政后，由于各省长官对城市公共卫生事宜认识参差不齐，效果远未理想。但从1904年广州官方的一则告示看，广州巡警总局在这方面相当尽职：“巡警总局以现在时当春令，雨水渐多，察视各街瓦渣垃圾等物，堆积不少，一交夏令，暑湿蒸薰，行人感受其气，每易生病，甚或成为瘟疫。因备饬分局，一律将该管各街清理，并订定条款，晓示居民遵守，条款录后：(一)家中垃圾勿随意倾倒，必须倒在各街较宽之处，或厕屋之旁；如本街无之，应至邻街，不可畏远。(二)修理房舍，所余泥土破砖，不得任置门口，应自行雇夫挑运出城。(三)居丧之家，每将死者病时衣物，当街焚烧，秽气四布，最为卫生之害，应行严禁。(四)果菜鱼市，当街削弃果皮、菜叶、鱼鳞、秽水，尤为行人之累，应责成卖者置一木桶，安置摊旁，随时装载。购食果物之人，即将果皮、蔗渣等物，弃置桶中，不得抛弃道路，致碍行人。(五)厕所原有垃圾，应责成厕夫刻日挑尽，以后三日清，不准如前堆积；向来厕夫每有焚烧垃圾之举，不洁之气，达于四邻，于卫生甚有关碍，应行严禁。(六)无论白日黑夜，均不准在街旁大小便，童子有犯，惟家长是问。(七)各街太平桶水，因时久远，臭浊者多，行人感触其气，每易生病，应责成各该管之人，间十日一行领换。以上七条，不论公馆铺户居民人等，均应一体遵照，违者究罪。”
, http://www.100md.com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能成为我国大陆继港澳地区和上海租界之后，较早由中国地方政府主动自行制定城镇卫生管理制度，用行政手段管治城镇卫生的地区，不能不说是基于1894年穗港鼠疫的惨痛教训，并受到港澳当局在预防和控制鼠疫中所实施的日臻成熟的公共卫生管理措施的影响。对于广东人善于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理念和经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之后曾感慨地说：“广东为泰西入中国之孔道，濠镜一区(按：指澳门)，自明代已为互市之地，自香港隶属于英，白人之足迹益繁，故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
五 其他沿海城市
自1894年穗港爆发鼠疫流行后，鼠疫徘徊于粤地多年，经潮州、汕头而蔓延至闽。光绪二十七年(190年)夏季，福州爆发严重鼠疫流行。各地口岸城市纷纷加强卫生防疫。1902年，江苏镇江地方政府在江海关税务司的促请下，为防止瘟疫传染流行，制定公共卫生管理条例，内容涉及街道垃圾处理、保护水源清洁、戒食生冷瓜果、消灭蝇蚊、不饮生水、提供防治药物及禁止聚众烧香拜佛等，这也是较早由地方政府制定的城市卫生规例。
1894年春夏，鼠疫在广州、香港造成严重人口丧亡和经济损失，引起世界惊骇和警惕，与此同时，鼠疫以及港澳两地对鼠疫的积极应对又给广东官民上了一堂生死攸关的公共卫生教育课，它让国人看到卫生防疫的急切，看到世界公共卫生观念与防疫技术的进步，而《申报》等传媒的积极宣传报道，在促使这场瘟疫成为我国大陆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建设良好契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研究课题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基金课题核心研究内容之一，此文为本报2005年2月18日6版《穗港鼠疫促进我国疾病控制体系初步建立 》一文的续篇。本研究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基金资助。).,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