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丽娜 《信息时报》记者

    是忍受着剧烈的病痛延续生命，还是“安乐”而有尊严地死去，“安乐死”的话题因美国女植物人特丽·夏沃的生死权之争再次引起关注。法律上的空白让安乐死于法无据，即使公民个人也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在法律上关于安乐死还只处于学者探讨阶段。记者日前在采访中了解到，伦理上的生命神圣论也让很多人难对生死做出决断，在生命质量和宝贵的个体生命上该如何选择，什么人可以进行安乐死，需要怎样严格的程序，这些问题离浮出水面还有待时日。

    医学界现状：安乐死现象已经不鲜见

    有医生透露，秘密安乐死在医学界已有实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在昏迷100天后醒来的“植物人”极少，即使苏醒，记忆力和智力水平也会大幅下降。如进行高压氧、针灸、按摩等“促醒”治疗，每月的治疗费要在1万元左右，只维持生命的话每月花费也要三四千元。根据相关统计，我国一个植物人每年所需的医疗费用为人民币10万元以上，平均每天花费300元～500元，并且时间越长花费越多，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治疗费用足以让一个小康家庭倾家荡产、负债累累。

    这位医生还指出，对于贫困的晚期癌症病人，只能在家中忍受着巨大的病痛，静静地等待死亡。“继续治疗不是延长其对生命的快乐感受，而是延长其痛苦。”但是，从医学伦理角度，医生必须在医学发展的范围内尽量延长病人的生命，“有时候看到病人痛苦的样子，真的想同意病人和家属进行安乐死的要求。”

    这位医生告诉记者，“其实，安乐死已经不鲜见，应该说已经成为了潜在的现象，只是病人和家属事先有协议，大家都不说出来罢了。”这位医生透露，由于法律的空白，医生往往担负着很大风险，所以，“一些大胆的医生接受了病人家属很高的报酬后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也有医生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在病人及其家属的苦苦哀求下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的。”

    中立意见：实施安乐死问题很复杂

    董玉整教授指出，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关问题就已经凸显出来，但一直存在着界限问题，例如，脑死亡的标准是什么，作为主体的病人有没有决定自己死去的权利，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植物人”的生死由谁决定。

    董玉整教授说，失去意志的“植物人”已经没有决策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