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教授在墨西哥参观玛雅文化遗址

    《生命世界》杂志的编辑约我与国内读者谈谈个人的求学经历和治学感触，在大学念书的侄女也来信问类似的事。犯难之际，忽然想起自己虽然不健谈，但却是很爱听别人谈话的人。记得在北京念研究生时最爱看的就是戴睛写的“学者访谈录”。如果都不谈，访者何以录？

    在北京的三年是很值得回味的。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晚上做完实验后一边洗试管一边听他的录音带的情景(小标题)

    人皆说我父母有抱负，早在生我的时候就给我取了个漂洋过海的名字。其实不然，我生在农村，又在饥荒年代，父母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将几个孩子养活。我们从小要做很多事，比如养猪、放牛等，想不到当时那些最不爱做的劳作，如今却成了我的两个孩子最羡慕的事。

    上大学前我出门离家最远不过十公里，大学给我的新鲜感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都是冲刺进大学的(十年的课程，一年学完参加高考)，所以到了大学一时都停不下来，一个个都拼命念书。生物系的课又不难，多少有吃不饱的感觉。当时武汉大学来了位新校长，叫刘道玉。他大刀阔斧在中国第一个试行学分制，其灵活程度不亚于美国。因此，我们都早早的将课学完，学分修够，大三后期及大四基本都是在自修。这期间，有的同学开始写小说，有的同学则去图书馆看资料写些没人看得懂的论文。当时上图书馆借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排半天的队，借条递上去，图书馆员找半天，回来的答复基本是没有。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与免疫结缘，这还得感谢大学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李寿星先生。

    李先生很年轻，在当时是不受重视的“工农兵学员”出身，可是李先生却自编教材开了“免疫学”一课，这在当时的综合大学里是没有先例的。李先生平时说话实实在在，但讲起免疫系统来却津津乐道。由于我愿意学，李先生便替我从图书馆借了许多原版书籍和杂志，这样图书馆的后门就等于向我敞开了，也免去了我排队等书之苦。只可惜武大当时没有做免疫学研究的实验室，为了做一些实验，我经常跑到外校去找别的教授寻求指导，当然这中间也碰了不少钉子。

    由于较早开始就对免疫学的重视，武大培养出好几位知名的免疫学者，像麻省理工学院的陈建柱教授、加州大学程庚洪教授、德州大学董晨教授等，他们早先都在武大学习的。这在国内的综合性大学里是少见的。

    本科毕业后，我考上协和医科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现在想起来，在北京的三年是很值得回味的。那时候国内思想活跃，有一位温元凯教授就曾给我们带来许多新鲜空气。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晚上做完实验后一边洗试管一边听他的录音带的情景，也正是那时我才算是与导师和同学开始有了真正的学术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