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志》八十年编撰的风雨历程
作者：记者 李大庆 来源：《科技日报》2005-4-26报道
2005年3月3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家科技部联合在北京宣布：《中国植物志》全部出齐。一部旷世巨著终于“浮出水面”。
当代中国，没有哪一部著作能像《中国植物志》那样，用了80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也很少有什么著作能像《中国植物志》那样由四代科学家辛勤耕耘、通力合作而成。
一位89岁的老人说：“我要为《中国植物志》这部巨著而热烈欢呼，中国植物学界终于站起来了!”这位老人就是《中国植物志》的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先生。
解惑八十年
原因一 植物虽丰富 条件却有限
植物志是记载某个国家或某一地区植物名称、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经济价值等的科学著作。中国植物志自然是记载在中国国土上所生长植物的著作。但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以前如果要了解在我们中国生长的植物的资料，有时则不得不到国外出版的杂志书籍中去搜寻。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自己的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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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能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植物志就不是发达国家，但事实却是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大都有自己的植物志。不仅如此，一些通过早期工业化革命而崛起的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甚至出资出力编写他国的植物志。19世纪殖民地时期，英国编著出版了7卷《印度植物志》；20世纪30年代，法国也出版了6卷《印度支那植物志》。
中国是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植物种类仅次于巴西、印尼等热带大国。面对纷繁复杂、形态各异的植物世界，中国植物学家早就萌发了由中国人自己编写《中国植物志》的心愿。
早在20世纪20年代，老一辈植物学家就开始采集标本，收集文献资料，研究专科专属。1934年胡先骕先生等在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会议上首次提出编纂《中国植物志》的设想，但限于当时的条件，特别是在标本、文献资料、经费、协作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这一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实现。
不过这段历史，要随着最新全部出齐的《中国植物志》而改变了。今后凡是想了解中国植物的人，都可以从《中国植物志》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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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二 不仅要编写 还要搞研究
《中国植物志》历经80年才完成，也与植物志编写的特殊性有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对记者说，植物志的编写不同于一般的辞书编纂，它带有很强的研究性，准确地说这种工作叫“编研”。
他以一棵树为例讲了什么是“编研”：第一，这一棵树叫什么，它的名称与国际植物学界通用的名称是否一致；第二，这种树生长在哪里；第三，它为什么生长在某一地方，如果在没有标记的地方又发现了这种树你要解释怎么回事；第四，这棵树的经济价值是什么，它有什么用。
要把一种植物的上述四方面问题都回答清楚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中国植物志》则对31142种植物做出了回答。
此外，植物学家不仅要了解中国植物的特性，而且对世界各国的植物，特别是我们周边国家的植物也要搞清楚。比如某一种植物如果在印度已经命名了，而你在中国也发现了，那你就不能重新命名了，否则就要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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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科学家、312人完成一部《中国植物志》，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难于上青天”的工作。
原因三 野外苦做考察 动辄三四个月
研究植物学的人是需要跑野外的，因而编研《中国植物志》就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完成。《中国植物志》里收录的植物有一万多种是由中国科学家自己发现并命名的，这一万多种植物就是中国的植物工作者用脚板“发现”的。
参与《中国植物志》编研工作的植物学家洪德元院士向记者叙述了在野外工作的艰苦：“野外考查、采集标本，越是没人去的地方我们越是要去。人烟稀少之地，高海拔的大山都得去，并且经常是走两三天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在野外我们住过山洞；在少数民族居住区，我们曾住在猪圈旁的破棚子里。出野外三四个月是常有的事，我一年中最多时曾在外达7-8个月。我现在的研究生在野外工作一待就是三四个月。”
可以说，一部《中国植物志》不仅记载了中国的植物，也向世人昭示了中国科学家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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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四 洋人轻率命名 考证大费周折
外国人虽然没有出版一部《中国植物志》，但在我们中国的植物学界却拥有诸多的“发现”。
由于中国植物学的不发达，世世代代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植物，其中的大多数从300多年前开始就被一个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传教士们“发现”并命名。按植物学界的“规矩”，谁先发现某种植物谁就可以为它命名。就像美洲的土著民族祖祖辈辈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却永远不会发现“新大陆”一样，落后的中国植物学界也被外国人抢先“发现”了上万种的中国植物，外国人还“欣然”地为其中许多植物命了名。
二三百年前，外国传教士把“新发现”的中国植物标本拿回国去就命名，有的外国学者在发表的文章中对“新发现”的中国植物描述过于简单，仅三五句话就定了性。这些轻率的举动令国内外对中国植物的记载错误百出。中国科学家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考证。
从植物学发展的角度讲，我们不可能为那上万种中国植物重新命名，只能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但同样是为了植物学的发展，我们又不得不对外国人留下的各种讹误重新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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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感言
科学界对《中国植物志》的全部出齐给予高度评价。
吴征镒(《中国植物志》主编)：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的。
陈心启(《中国植物志》副主编)：
从事植物学研究是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兼有的工作。我们到野外考查，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是要寻找那些未知的植物。同时我们还要不断的学习和积累，掌握中外已记载的植物。
外国人对中国植物的记载中有很多错误，有的把中国植物的属、科都搞错了，还有的是把两种植物当成了一种，或把一种植物当成了两种，并都命了名，更有一些是张冠李戴，这种例子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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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前人关于中国植物的记载和标本都进行核实，这是很花费时间的。比如有的中国植物标本存放在欧洲的无名小镇，有的论文发表在欧洲大图书馆都没有收藏的杂志上，我们就只能想办法派人去弄清楚。太难了!
陈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士)：
这部著作的出版是我国宏观生物学领域的重大学术成就，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是世界性的，必将引起国际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部著作的全部出齐，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对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将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对国家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将做出重大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
[新闻缘起]
由四代植物学家辛勤耕耘和通力协作，跨越了半个世纪的《中国植物志》日前全部出版。这部旷世巨著记载了中国三万多种植物，包括九千多幅图版，共计五千多万字，一百二十六卷册，是关于中国维管束植物(包括蕨类植物与种子植物)的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 http://www.100md.com
2005年3月3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家科技部联合在北京宣布：《中国植物志》全部出齐。一部旷世巨著终于“浮出水面”。
当代中国，没有哪一部著作能像《中国植物志》那样，用了80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也很少有什么著作能像《中国植物志》那样由四代科学家辛勤耕耘、通力合作而成。
一位89岁的老人说：“我要为《中国植物志》这部巨著而热烈欢呼，中国植物学界终于站起来了!”这位老人就是《中国植物志》的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先生。
解惑八十年
原因一 植物虽丰富 条件却有限
植物志是记载某个国家或某一地区植物名称、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经济价值等的科学著作。中国植物志自然是记载在中国国土上所生长植物的著作。但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以前如果要了解在我们中国生长的植物的资料，有时则不得不到国外出版的杂志书籍中去搜寻。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自己的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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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能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植物志就不是发达国家，但事实却是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大都有自己的植物志。不仅如此，一些通过早期工业化革命而崛起的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甚至出资出力编写他国的植物志。19世纪殖民地时期，英国编著出版了7卷《印度植物志》；20世纪30年代，法国也出版了6卷《印度支那植物志》。
中国是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植物种类仅次于巴西、印尼等热带大国。面对纷繁复杂、形态各异的植物世界，中国植物学家早就萌发了由中国人自己编写《中国植物志》的心愿。
早在20世纪20年代，老一辈植物学家就开始采集标本，收集文献资料，研究专科专属。1934年胡先骕先生等在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会议上首次提出编纂《中国植物志》的设想，但限于当时的条件，特别是在标本、文献资料、经费、协作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这一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实现。
不过这段历史，要随着最新全部出齐的《中国植物志》而改变了。今后凡是想了解中国植物的人，都可以从《中国植物志》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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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二 不仅要编写 还要搞研究
《中国植物志》历经80年才完成，也与植物志编写的特殊性有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对记者说，植物志的编写不同于一般的辞书编纂，它带有很强的研究性，准确地说这种工作叫“编研”。
他以一棵树为例讲了什么是“编研”：第一，这一棵树叫什么，它的名称与国际植物学界通用的名称是否一致；第二，这种树生长在哪里；第三，它为什么生长在某一地方，如果在没有标记的地方又发现了这种树你要解释怎么回事；第四，这棵树的经济价值是什么，它有什么用。
要把一种植物的上述四方面问题都回答清楚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中国植物志》则对31142种植物做出了回答。
此外，植物学家不仅要了解中国植物的特性，而且对世界各国的植物，特别是我们周边国家的植物也要搞清楚。比如某一种植物如果在印度已经命名了，而你在中国也发现了，那你就不能重新命名了，否则就要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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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科学家、312人完成一部《中国植物志》，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难于上青天”的工作。
原因三 野外苦做考察 动辄三四个月
研究植物学的人是需要跑野外的，因而编研《中国植物志》就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完成。《中国植物志》里收录的植物有一万多种是由中国科学家自己发现并命名的，这一万多种植物就是中国的植物工作者用脚板“发现”的。
参与《中国植物志》编研工作的植物学家洪德元院士向记者叙述了在野外工作的艰苦：“野外考查、采集标本，越是没人去的地方我们越是要去。人烟稀少之地，高海拔的大山都得去，并且经常是走两三天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在野外我们住过山洞；在少数民族居住区，我们曾住在猪圈旁的破棚子里。出野外三四个月是常有的事，我一年中最多时曾在外达7-8个月。我现在的研究生在野外工作一待就是三四个月。”
可以说，一部《中国植物志》不仅记载了中国的植物，也向世人昭示了中国科学家的风骨。
, 百拇医药
原因四 洋人轻率命名 考证大费周折
外国人虽然没有出版一部《中国植物志》，但在我们中国的植物学界却拥有诸多的“发现”。
由于中国植物学的不发达，世世代代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植物，其中的大多数从300多年前开始就被一个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传教士们“发现”并命名。按植物学界的“规矩”，谁先发现某种植物谁就可以为它命名。就像美洲的土著民族祖祖辈辈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却永远不会发现“新大陆”一样，落后的中国植物学界也被外国人抢先“发现”了上万种的中国植物，外国人还“欣然”地为其中许多植物命了名。
二三百年前，外国传教士把“新发现”的中国植物标本拿回国去就命名，有的外国学者在发表的文章中对“新发现”的中国植物描述过于简单，仅三五句话就定了性。这些轻率的举动令国内外对中国植物的记载错误百出。中国科学家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考证。
从植物学发展的角度讲，我们不可能为那上万种中国植物重新命名，只能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但同样是为了植物学的发展，我们又不得不对外国人留下的各种讹误重新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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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感言
科学界对《中国植物志》的全部出齐给予高度评价。
吴征镒(《中国植物志》主编)：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的。
陈心启(《中国植物志》副主编)：
从事植物学研究是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兼有的工作。我们到野外考查，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是要寻找那些未知的植物。同时我们还要不断的学习和积累，掌握中外已记载的植物。
外国人对中国植物的记载中有很多错误，有的把中国植物的属、科都搞错了，还有的是把两种植物当成了一种，或把一种植物当成了两种，并都命了名，更有一些是张冠李戴，这种例子太多了。
, http://www.100md.com
我们要把前人关于中国植物的记载和标本都进行核实，这是很花费时间的。比如有的中国植物标本存放在欧洲的无名小镇，有的论文发表在欧洲大图书馆都没有收藏的杂志上，我们就只能想办法派人去弄清楚。太难了!
陈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士)：
这部著作的出版是我国宏观生物学领域的重大学术成就，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是世界性的，必将引起国际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部著作的全部出齐，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对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将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对国家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将做出重大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
[新闻缘起]
由四代植物学家辛勤耕耘和通力协作，跨越了半个世纪的《中国植物志》日前全部出版。这部旷世巨著记载了中国三万多种植物，包括九千多幅图版，共计五千多万字，一百二十六卷册，是关于中国维管束植物(包括蕨类植物与种子植物)的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