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对中医学之科学性的批判都源自对于中医学与西方科学理论的比较，这里的“科学”，实际上指的就是现代西方的实证主义科学。这一批判始自西学东渐，并随着西方科学日益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日益激烈。正当许多中医界的同道们为了中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力求使中医“科学化”、“客观化”时，我在不断地问自己：这种中国传统医学对于西方科学的不符合能说明什么呢？中医学的精神内涵是什么呢？中医一定要或者一定能走上一条以实验为基础的道路吗？我试图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及其发展历程中找到一些答案。

    西学东渐之后，几乎所有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都面临着与中医学同样的危机，这说明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科学之间的矛盾在深层次上即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之根源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西方人在认识世界时采取的视角和方法是不同的。

    西方人惯用的是一种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即将整个世界(包括人自身在内)作为一种外在的对象进行研究，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相互对立，这就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性。在认识的过程中，他们将对象进行分解、定义，形成概念，进而应用逻辑推理形成理论体系。这是一个由整体到局部再到整体的分析还原的过程，是对未知世界的间接把握。基于此模式的对象性思维过程，必然强调对物质世界的结构分析，其得到的理论体系必然是确定的、客观的、重实证的。这种理论体系必定是概念清晰而明确，推理严密而符合逻辑。因其研究的对象不同形成不同的学科，对人体的研究则形成西方医学。

    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恰好相反，是一种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从未将人与自然万物分隔开来，天人合一是其根本思想。天地与我同心，万物与我并生的老庄哲学，反映在认识过程中就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中国人是在有诸内必形诸外、由外而知内的理论前提下，通过直觉“领悟”，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注重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且要求在认识过程中达到人心与道相合，即这种领悟过程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事物保持充分的一致性，对事物进行直接地把握。这使得其理论体系必然不是确定、客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