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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3日
对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癌，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仍属栓塞介入化疗。但介入化疗有利也有弊，为让患者和家属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特借此机会谈一谈个人的一点看法。
为了让读者有一个正确认识，首先向读者介绍一本具有世界性权威的肝癌专著《肝脏肿瘤》中对介入的总结。该书由世界各国的肿瘤专家合著，我国上海医科大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就撰写了其中一个章节，该书由日美专家在世界范围出版，被视为世界性的肝癌权威著作。
第24章化疗部分这样写道(指全身化疗)：
烷化剂，包括环磷酰胺，三乙烯乙二醇环氧甘醚，丙氨酸，消旋-丝氨酸-双(2-氯丙基)-氨基甲酸脂，卡氮芥，环己亚硝脲，甲基环己亚硝脲。在设立对照的研究中，未见其中任一药物能有效地治疗原发性肝癌，有效率均小于10%，中位生存期与安慰剂治疗组相似。
抗代谢药，包括氨甲喋呤，6-巯基嘌呤，5-氟脲嘧啶，羟基脲，阿糖胞苷，二氯氨甲喋呤。经临床试验表明单独用药对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无一有临床价值。
植物碱，包括长春新碱，长春花碱，SPG827-鬼臼树脂的一种衍生物。对原发性肝癌患者均无效。
其它单一药物，包括去氧吐根碱，甲基苄肼，原卟啉钴复合物，丁酰羟基乙基乙二酰，二硫氨基脲等药物皆曾经临床试验，并发现其单一药无充分的效果。
顺氯氨铂，Malia等报告用这种抑制细胞生长的药物治疗的30个患者中仅一例见效。
抗菌素及其相关化合物，包括丝裂霉素C，放线菌素D，嗜癌霉素，色霉素A3等已被证明对原发性肝癌无治疗价值。
联合化疗：已证明将单独使用的无效的细胞抑制剂加入化疗药物联合应用，丝毫不提高疗效，此规律迄今未见有例外者。且联合用药会加重毒性反应，以致如在相同的时间给予，不得不减少治疗上有效的给药剂量。
以下化疗药物联合使用方案已被证实无效：(1)长春新碱或氨甲喋呤或6-巯基嘌呤+强的松；(2)卡氮芥+阿糖胞苷；(3)5-氟脲嘧啶或环磷酰胺或氨甲喋呤+长春新碱。
第25章动脉栓塞治疗(TAE)部分这样写道：112例不能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单做TAE治疗，其中Ⅰ期41例，Ⅱ期64例，Ⅲ期7例。分析结果表明TAE显著延长Ⅱ期肝癌患者生存期，但对Ⅰ期和Ⅲ期肝细胞癌患者无效。
对栓塞介入化疗的副作用书中这样写道：必须记住，当微粒栓塞剂注入肝动脉内时，不仅阻塞了供养肿瘤的动脉，也阻塞了供养非肿瘤的肝实质动脉，使部分肝功能检验表现较差，肝功能本身在一定范围内有所降低。对肝功能非代偿和晚期肝硬化病人，TAE可能导致肝功能衰竭，对此必须权衡利弊。Ⅰ期病人疗效欠佳也许是由于肝功能损害的加重抵消了疗效。
TAE后短期内，绝大部分病例均有持续几天的高热(约96%)，第二种常见副作用是腹痛(约68%)。TAE后其它主诉有：恶心(61%)，腹水增加(21%)，血清转氨酶升高(18%)，血液有形成分减少(10-20%)。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下降是由于化疗而不是栓塞疗法本身。
TAE会部分引起坏死性溃疡性胆囊炎。会有部分栓塞剂返流进入脾动脉，造成脾脏逐渐缩小。
由此可见，介入化疗也并非肝癌的“救命恩人”，除了它的有效率有限之外，它的毒副作用不可忽视。
不过，也不得不承认，就控制肿瘤而言，除了手术外，栓塞介入化疗仍是目前最理想的方法之一，这也是笔者为什么一直提倡晚期肝癌患者身体状况可以的话，首先做一次介入的缘故。
笔者为什么一直要求不能手术的患者做一次介入呢？
(1)就目前国内的医疗技术而言，栓塞介入化疗已相当成熟，一般县级医院就可进行，简单实用，费用也可让一般患者接受。
(2)就目前的医疗技术而言，只有栓塞介入化疗，才能更有效，更有把握地快速控制住晚期肝癌的迅猛发展，中药有效率有限。
(3)对自然迅猛发展的肝癌进行一次介入，能有效地抑制肿瘤，为中药治疗赢得时间，为中药发挥效能创造了条件。
笔者又为什么只提倡做一次，而不是连续做无数次介入呢。
(1)化疗利弊同在，晚期肝癌病人一般同时存在肝功能损害，身体虚弱等情况，患者做一次化疗伤害有限，又能一定程度地抑制住肿瘤，这时利大于弊；但若继续化疗，将会严重伤害身体，反而给癌细胞反攻的机会，这时就弊大于利了。
(2)对于晚期肝癌患者来说，一次化疗已损害身体，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恢复期，否则对预后不利。
当然了，当第一次化疗一段时间，身体恢复得很好之后，笔者仍提倡再做化疗。也就是说，是否做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化疗，要看身体的恢复情况和肿瘤的生长情况而定，不要一下子定下连续化疗的方案。
2002年10月17日收到一封家属来信：“我家中有一位肝癌病人，今年8月份查出来的，当时B超大小为8.6*9.8，AFP>400 结果是原发性肝癌；血管中发现有少量癌细胞!到上海就医做了介入手术，术后半个月，食欲下降，但肝功正常，一个月后，做了第二次介入!术后，身体无力，腹胀，食欲不好，常常不吃不喝!现在离第二次介入刚好又是一个月，人体虚弱，不能正常上下楼!B超发现有10.9*9.2,且有少量腹水，少量黄胆出现!当地医生提出进行化疗!请问象这种情况可否再进行化疗”。病人第一次介入食欲开始下降，接着第二次介入后身体虚弱，连楼都下不了了，且出现了黄疸，若接着第三次介入，病人还能活着离开医院吗？
这里再举三个同期发生在2001年第二季度的例子：
(1)中国北部一位继发性晚期肝癌患者，全身多处长瘤，且人老体弱，笔者了解病情后，一直反对患者接受任何一种化疗，并连续多次去信说明理由。与笔者联系的家属为大学教授，文化素质高，很容易接受笔者的劝说，加上患者年老体弱也不想化疗。患者虽然一直住在医院接受保守疗法，却拒绝化疗，并接受笔者的中药治疗为主。几个月来，病人保持生活自理，正常生存。
(2)中国南部一位继发性晚期肝癌患者，全身多处长瘤，刚与笔者取得联系时告知当地医院认为可以手术切除，当时笔者见说可以手术，理所当然地支持手术治疗，但术中发现广泛转移，手术探查恢复饮食后笔者即开方用中药配合，病人很快恢复并可外出散步后，笔者同样反对化疗，只提倡中药治疗。由于种种原因，患者还是接受了当地大医院为其制订的连续半年(6次)的化疗方案，笔者只好退居二线用中药配合。患者化疗到第四次，突然出现恶化，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这时家属才来信表态，若这次能顺利闯关，将接受我的建议，停止化疗，安心中药治疗。
(3)中国中部一位继发性晚期肝癌患者，全身多处长瘤，笔者了解情况后也一直反对化疗，开始家属听信劝告，采用中药为主西医保守疗法为辅治疗，前两个月疗效满意，患者正常生存，生活自理。家属2天一封信3天一个电话。但家属突然告诉我病人接受了化疗等一系列治疗，肿瘤正在缩小，几天就突然失去联系，笔者多次去信也杳无音信。
笔者为什么对这三个病例都统一反对化疗呢？(1)三者都是全身多处肿瘤，介入化疗仅能对付肝部肿瘤，无奈于其它部位的肿瘤，全身化疗又对肝部肿瘤无效。现在对生命危害最大的仍是肝部肿瘤，既然化疗对肝部肿瘤无效，却又无法避免它对肝功能的损害，也就是说，化疗对病人来说弊大于利，那又何必呢。(2)三个患者都身体虚弱，化疗会加速对身体的损害，降低了自身的免疫系统，给癌细胞以可乘之机，反过来对身体不利。
笔者反反复复提出同一句话：中西医各有优缺点，对付晚期肝癌，只有中西医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有可能战胜癌中之王。
一点补充：2001年国庆前经查证，南方的两个病例尽管化疗后肿瘤都不同程度地缩小了，但也很快乘鹤西去了。而北方那位病人经医院复查，多处肿瘤仍在缓慢生长，但国庆节仍和家人享受着天论之乐，且仍生活自理。10月底家属来电，病人亲自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原一同住院的病友尽管当时病情比他轻，年纪比他小，身体状况比他好，但已全部西去，所以病人很满足，并支持笔者提出的“与肝肿瘤和平共处”的主张，希望能在医生的指导下，长时间带瘤正常生存。
2001年3月27日《北京青年报》载：“化疗用药过量造成肝癌患者存活期短”。文章说，同济医院副教授胡道予刚刚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他对国内介入化疗治疗肝癌的临床进行比较后说，在德国，中晚期肝癌患者接受化疗、栓塞治疗时，用药量只有国内的1/3弱，用药品种比较单一。而在国内，医生和患者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杀死癌细胞，在用药上都主张“大剂量”、“多品种”。
他说，两种不同的治疗思路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德国中晚期肝癌患者确诊后，平均一年生存率为70%以上，两年生存率为50%以上。而我国绝大多数中晚期肝癌患者从确诊到死亡一般不超过半年。“重量级”的治疗让很多患者剩余的正常肝功能受损，免疫力下降，最终因肝功能衰竭而亡。但是，在片面追求杀死癌细胞的指导思想下，哪怕病人恶心呕吐、高烧腹痛，医患双方也认为很正常。
据悉，广州某大医院曾对100余名肝癌患者进行过死亡追踪，结果发现超过40%的患者死于肝功能衰竭，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肝癌”。
胡道予呼吁，医患双方都应改变“用药多就有效”的错误观念。医生更应最大限度降低治疗带来的副反应，保护病人正常的肝功能。
转自 肝癌病友 陈振风
为了让读者有一个正确认识，首先向读者介绍一本具有世界性权威的肝癌专著《肝脏肿瘤》中对介入的总结。该书由世界各国的肿瘤专家合著，我国上海医科大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就撰写了其中一个章节，该书由日美专家在世界范围出版，被视为世界性的肝癌权威著作。
第24章化疗部分这样写道(指全身化疗)：
烷化剂，包括环磷酰胺，三乙烯乙二醇环氧甘醚，丙氨酸，消旋-丝氨酸-双(2-氯丙基)-氨基甲酸脂，卡氮芥，环己亚硝脲，甲基环己亚硝脲。在设立对照的研究中，未见其中任一药物能有效地治疗原发性肝癌，有效率均小于10%，中位生存期与安慰剂治疗组相似。
抗代谢药，包括氨甲喋呤，6-巯基嘌呤，5-氟脲嘧啶，羟基脲，阿糖胞苷，二氯氨甲喋呤。经临床试验表明单独用药对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无一有临床价值。
植物碱，包括长春新碱，长春花碱，SPG827-鬼臼树脂的一种衍生物。对原发性肝癌患者均无效。
其它单一药物，包括去氧吐根碱，甲基苄肼，原卟啉钴复合物，丁酰羟基乙基乙二酰，二硫氨基脲等药物皆曾经临床试验，并发现其单一药无充分的效果。
顺氯氨铂，Malia等报告用这种抑制细胞生长的药物治疗的30个患者中仅一例见效。
抗菌素及其相关化合物，包括丝裂霉素C，放线菌素D，嗜癌霉素，色霉素A3等已被证明对原发性肝癌无治疗价值。
联合化疗：已证明将单独使用的无效的细胞抑制剂加入化疗药物联合应用，丝毫不提高疗效，此规律迄今未见有例外者。且联合用药会加重毒性反应，以致如在相同的时间给予，不得不减少治疗上有效的给药剂量。
以下化疗药物联合使用方案已被证实无效：(1)长春新碱或氨甲喋呤或6-巯基嘌呤+强的松；(2)卡氮芥+阿糖胞苷；(3)5-氟脲嘧啶或环磷酰胺或氨甲喋呤+长春新碱。
第25章动脉栓塞治疗(TAE)部分这样写道：112例不能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单做TAE治疗，其中Ⅰ期41例，Ⅱ期64例，Ⅲ期7例。分析结果表明TAE显著延长Ⅱ期肝癌患者生存期，但对Ⅰ期和Ⅲ期肝细胞癌患者无效。
对栓塞介入化疗的副作用书中这样写道：必须记住，当微粒栓塞剂注入肝动脉内时，不仅阻塞了供养肿瘤的动脉，也阻塞了供养非肿瘤的肝实质动脉，使部分肝功能检验表现较差，肝功能本身在一定范围内有所降低。对肝功能非代偿和晚期肝硬化病人，TAE可能导致肝功能衰竭，对此必须权衡利弊。Ⅰ期病人疗效欠佳也许是由于肝功能损害的加重抵消了疗效。
TAE后短期内，绝大部分病例均有持续几天的高热(约96%)，第二种常见副作用是腹痛(约68%)。TAE后其它主诉有：恶心(61%)，腹水增加(21%)，血清转氨酶升高(18%)，血液有形成分减少(10-20%)。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下降是由于化疗而不是栓塞疗法本身。
TAE会部分引起坏死性溃疡性胆囊炎。会有部分栓塞剂返流进入脾动脉，造成脾脏逐渐缩小。
由此可见，介入化疗也并非肝癌的“救命恩人”，除了它的有效率有限之外，它的毒副作用不可忽视。
不过，也不得不承认，就控制肿瘤而言，除了手术外，栓塞介入化疗仍是目前最理想的方法之一，这也是笔者为什么一直提倡晚期肝癌患者身体状况可以的话，首先做一次介入的缘故。
笔者为什么一直要求不能手术的患者做一次介入呢？
(1)就目前国内的医疗技术而言，栓塞介入化疗已相当成熟，一般县级医院就可进行，简单实用，费用也可让一般患者接受。
(2)就目前的医疗技术而言，只有栓塞介入化疗，才能更有效，更有把握地快速控制住晚期肝癌的迅猛发展，中药有效率有限。
(3)对自然迅猛发展的肝癌进行一次介入，能有效地抑制肿瘤，为中药治疗赢得时间，为中药发挥效能创造了条件。
笔者又为什么只提倡做一次，而不是连续做无数次介入呢。
(1)化疗利弊同在，晚期肝癌病人一般同时存在肝功能损害，身体虚弱等情况，患者做一次化疗伤害有限，又能一定程度地抑制住肿瘤，这时利大于弊；但若继续化疗，将会严重伤害身体，反而给癌细胞反攻的机会，这时就弊大于利了。
(2)对于晚期肝癌患者来说，一次化疗已损害身体，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恢复期，否则对预后不利。
当然了，当第一次化疗一段时间，身体恢复得很好之后，笔者仍提倡再做化疗。也就是说，是否做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化疗，要看身体的恢复情况和肿瘤的生长情况而定，不要一下子定下连续化疗的方案。
2002年10月17日收到一封家属来信：“我家中有一位肝癌病人，今年8月份查出来的，当时B超大小为8.6*9.8，AFP>400 结果是原发性肝癌；血管中发现有少量癌细胞!到上海就医做了介入手术，术后半个月，食欲下降，但肝功正常，一个月后，做了第二次介入!术后，身体无力，腹胀，食欲不好，常常不吃不喝!现在离第二次介入刚好又是一个月，人体虚弱，不能正常上下楼!B超发现有10.9*9.2,且有少量腹水，少量黄胆出现!当地医生提出进行化疗!请问象这种情况可否再进行化疗”。病人第一次介入食欲开始下降，接着第二次介入后身体虚弱，连楼都下不了了，且出现了黄疸，若接着第三次介入，病人还能活着离开医院吗？
这里再举三个同期发生在2001年第二季度的例子：
(1)中国北部一位继发性晚期肝癌患者，全身多处长瘤，且人老体弱，笔者了解病情后，一直反对患者接受任何一种化疗，并连续多次去信说明理由。与笔者联系的家属为大学教授，文化素质高，很容易接受笔者的劝说，加上患者年老体弱也不想化疗。患者虽然一直住在医院接受保守疗法，却拒绝化疗，并接受笔者的中药治疗为主。几个月来，病人保持生活自理，正常生存。
(2)中国南部一位继发性晚期肝癌患者，全身多处长瘤，刚与笔者取得联系时告知当地医院认为可以手术切除，当时笔者见说可以手术，理所当然地支持手术治疗，但术中发现广泛转移，手术探查恢复饮食后笔者即开方用中药配合，病人很快恢复并可外出散步后，笔者同样反对化疗，只提倡中药治疗。由于种种原因，患者还是接受了当地大医院为其制订的连续半年(6次)的化疗方案，笔者只好退居二线用中药配合。患者化疗到第四次，突然出现恶化，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这时家属才来信表态，若这次能顺利闯关，将接受我的建议，停止化疗，安心中药治疗。
(3)中国中部一位继发性晚期肝癌患者，全身多处长瘤，笔者了解情况后也一直反对化疗，开始家属听信劝告，采用中药为主西医保守疗法为辅治疗，前两个月疗效满意，患者正常生存，生活自理。家属2天一封信3天一个电话。但家属突然告诉我病人接受了化疗等一系列治疗，肿瘤正在缩小，几天就突然失去联系，笔者多次去信也杳无音信。
笔者为什么对这三个病例都统一反对化疗呢？(1)三者都是全身多处肿瘤，介入化疗仅能对付肝部肿瘤，无奈于其它部位的肿瘤，全身化疗又对肝部肿瘤无效。现在对生命危害最大的仍是肝部肿瘤，既然化疗对肝部肿瘤无效，却又无法避免它对肝功能的损害，也就是说，化疗对病人来说弊大于利，那又何必呢。(2)三个患者都身体虚弱，化疗会加速对身体的损害，降低了自身的免疫系统，给癌细胞以可乘之机，反过来对身体不利。
笔者反反复复提出同一句话：中西医各有优缺点，对付晚期肝癌，只有中西医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有可能战胜癌中之王。
一点补充：2001年国庆前经查证，南方的两个病例尽管化疗后肿瘤都不同程度地缩小了，但也很快乘鹤西去了。而北方那位病人经医院复查，多处肿瘤仍在缓慢生长，但国庆节仍和家人享受着天论之乐，且仍生活自理。10月底家属来电，病人亲自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原一同住院的病友尽管当时病情比他轻，年纪比他小，身体状况比他好，但已全部西去，所以病人很满足，并支持笔者提出的“与肝肿瘤和平共处”的主张，希望能在医生的指导下，长时间带瘤正常生存。
2001年3月27日《北京青年报》载：“化疗用药过量造成肝癌患者存活期短”。文章说，同济医院副教授胡道予刚刚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他对国内介入化疗治疗肝癌的临床进行比较后说，在德国，中晚期肝癌患者接受化疗、栓塞治疗时，用药量只有国内的1/3弱，用药品种比较单一。而在国内，医生和患者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杀死癌细胞，在用药上都主张“大剂量”、“多品种”。
他说，两种不同的治疗思路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德国中晚期肝癌患者确诊后，平均一年生存率为70%以上，两年生存率为50%以上。而我国绝大多数中晚期肝癌患者从确诊到死亡一般不超过半年。“重量级”的治疗让很多患者剩余的正常肝功能受损，免疫力下降，最终因肝功能衰竭而亡。但是，在片面追求杀死癌细胞的指导思想下，哪怕病人恶心呕吐、高烧腹痛，医患双方也认为很正常。
据悉，广州某大医院曾对100余名肝癌患者进行过死亡追踪，结果发现超过40%的患者死于肝功能衰竭，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肝癌”。
胡道予呼吁，医患双方都应改变“用药多就有效”的错误观念。医生更应最大限度降低治疗带来的副反应，保护病人正常的肝功能。
转自 肝癌病友 陈振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