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艰辛 矢志不渝——编纂中国植物志史事二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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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宗刚
一部历经半个世纪，前后集合三百余人共同编纂，合计126卷册的皇皇巨著《中国植物志》于近期全部出版完成。这部著作在1956年正式列入国家科研项目前，中国植物学家已倾注了数十年的努力，本文摭拾几件旧事，以见前贤的奠基之功。
一
中国之有生物学研究始于上世纪初，其时重要的研究机构是秉志、胡先骕所领导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他们认为在中国开展生物学研究首要之务是探明生物种类，遂致力于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在生物所的影响和指导下，后来有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广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名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创办，也都是从事调查动植物资源的工作。
当时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拨款甚少，这些研究机构的经费主要来源是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秉志、胡先骕所领导的事业符合中基会资助的首选领域，得到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的认同。他曾说：“一国科学的发达，总不免有地方关系的在先，有世界性质的居后，我国当然不是例外。而中基会对于地方科学的进展，曾有极大帮助，也是显著的事实。生物科学和地质科学一样，都带有地方性质，非先经过一番调查工作，不能得到当地的材料以成为本国的科学。”(《任鸿隽文存———科学救国之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527页)静生所是中基会出资与尚志学会共同创建。秉志、陈焕镛本人还被列入中基会的研究教授，由中基会提供丰厚的薪金，在研究所内专心从事研究，一般大学教授月薪在300元，而此研究教授则有600元之多，是令人羡艳的职位。正是由于中基会在生物学领域的全力资助，方使生物学在民国时期的自然科学中学术成就仅次于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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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植物在中国未有植物学之前，早已有西方博物学家来华采集，所得大量珍贵标本保存在当时西方几乎所有著名的标本馆。胡先骕、钱崇澍、陈焕镛等认为，在中国开辟植物学研究事业，既要传播学科范式，建立研究机制；还要掌握西方学者对中国植物的研究成果，才能发展该学科，使之本土化。
当时，国外对中国植物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尚未有系统的著述。1922年，胡先骕赴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学习，充分利用哈佛大学比较齐全的图书、标本等优越条件，以两年的时间对中国有花植物进行较全面整理，完成了《中国有花植物属志》三卷本的博士论文，书中记述了1950属3700种中国本土植物，还包括小部分外来栽培植物。当时已知中国植物有1.5万种，且每年有300种被新发现，胡先骕的研究范围虽有减小，但其难度还是可想而知。《中国有花植物属志》是关于中国植物学开创性的研究，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该书未正式出版。但当时国内对此类著作需求甚切，该稿曾辗转抄录打印数十余次，存于全国各大植物研究机构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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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前，胡先骕一直是中国植物学界的巨擘。在1934年时，植物学科规模粗具，新人辈出，胡先骕即在中国植物学会第二次年会上有“编纂中国植物志”的提案，云“现在国内治植物分类学者渐众，理应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拟征求植物分类学者同意，凡编纂各科植物专志者，应同时编纂中国志之该科，并共同选举总编辑人，总持编纂事务，至于发刊曾与国立编译馆商定，由该馆负担”。会议议决：“由本会通知植物分类学者征求同意。”但此项重大事业并未立即组织实施，后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有关事项自难提上日程。抗战胜利后，胡先骕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复员，但研究条件却大不如战前，经费异常拮据。1947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愿出资与中国合作编纂《中国植物志》，胡先骕为主要负责人，此事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决议由中央研究院植物所、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及静生所合组《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并与美方制定了详细的编篡办法。胡先骕以为自此始，以25年的努力可为完成此巨著，遂决意终身从事此项大业。如此一来，静生所必然得以壮大，研究人员也可招回，采集研究诸多方面皆可顺利进行，动物部也可恢复。然诸如此类，都只是画饼充饥，未见实施。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静生所随之被中国科学院接收，胡先骕在交接的会议上，对新组建的植物分类研究所的工作任务有如下建议：“植物志完成为我们之远景，亦将成世界伟大之作品，目前工作应向编纂植物志的方向做，在作全国植物志之前，要编地方植物志，定好体裁后，才能作全国之植物志，编中国植物志时要有两国文字，在中文方面术语要求其统一。”1959年正式成立编委会，胡先骕被列为编委，其本人的植物学分类学研究则一直未曾中辍，直至1968年去世，但在所出版的植物志中并未有其参加的卷册，让人感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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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秦仁昌1931年在英国邱皇家植物园所拍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照片1.8万张，为探明中国植物种类，编制中国植物志也有极大贡献。
邱皇家植物园，被推为世界植物学研究中心，有宏伟的标本馆，所庋藏的标本系自18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采得，计500余万份，除欧洲本土外，以南美洲、非洲和印度、马来西亚、南太平洋诸岛屿所产植物标本最多。中国的植物标本主要也集中在这里，以采自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台湾、福建等省最多。
秦仁昌研究蕨类植物，如同胡先骕到哈佛一样，先往丹麦京城大学，后又赴英国邱植物园研究。秦仁昌认为，中国植物学欲得长足的进步，必须获得藏于国外的中国模式植物标本照片，让未曾出国的学者也有资可证。当其留洋行前离开南京时，与时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钱天鹤说明此类资料之重要，并请为拨专款以便进行，钱天鹤也认为非常重要，当即允诺，只是未能履行诺言，故而秦仁昌转向胡先骕，请求帮助，胡先骕呈请中基会，得到3千元的资助，遂使秦仁昌能在欧洲的一些标本馆拍摄模式标本照片。此有一通秦仁昌就此事进展情况，向胡先骕汇报长函，极富史料价值，择录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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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制植物影片事，进行十分顺利，生意有此全套照片，本年川贵标本大部分可以自行鉴定，祖国植物科学自此当可独立研究矣。此间当局既如此款待，而摄影技术复极精良，应将此间所有中国原种副原种以及定名精确之标本一一摄取，以期一举而尽之，若此次不尽其所有，则将来恐机会不再矣。至于其他各国之中国原种标本为数无多，待来年可一一尽之。
吾辈此次举动，几为世界各国学者所共知，彼等咸称吾国由此所得之原种植物照片之富，为世界各国冠矣。此亦吾辈可以引以自豪者。至所摄之影，未必一幅代表一种，往往有一种有两幅者，间或者三幅者，其理由则因原种标本仅为著花之枝，或著果之枝，而生则将花与果之标本各摄一幅，以求完全，以便应用。
此次基金会所拨之款，预计当可摄制影片一万二千张以上，如此部工作完成后，该会当局及先生与雨农老师等，认为有完成其全部之必要(在柏林、维也纳等地)，则生亦愿分出一部分之时间，续成其事，俾推祖国植物分类学之健全基础。
秦仁昌在邱园白天作蕨类植物研究，夜晚即进行摄制，历时十一个月，共得1.6千张。复往大英博物馆等机构摄制，又得2千余张。这些照片于1932年分批寄到国内，对于中国现代植物学的研究裨益实大，洵为秦仁昌一卓越贡献。在当时，承国内同行机关之请求，就曾冲印了7份。以作为植物分类的主要工具。随后时有加印，1941年也曾为北京大学医学院提供一套。此后，静生所还得许多国外机构赠予，或继续派人在国外拍摄，为搜集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照片，可谓不遗余力。1959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此照片为基础，予以精选，出版《中国植物照片集》两巨册，始得广为传播。
胡先骕
邱园,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