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维阻碍中医理论发展
张登本 孙理军 陕西中医学院
中医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主要依靠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以下简称“传统思维”)，传统思维既不同于西方人所说的“原始思维”，因为“原始思维”是以表象为思维要素的；也不同于与“原始思维”相对的“文明思维”(即现代理性的逻辑思维)，因为“逻辑思维”是以经过科学、严谨的抽象而形成的“概念”为思维要素的。传统思维是运用不完全抽象所产生的“概念”及表象为思维要素的。所以“传统思维”深刻于“原始思维”，又明显落后于“逻辑思维”。刘长林先生说：“思维方式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门学科的存在与发展。”中医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也毫无例外的受系统思维支配，“系统思维是中国思维方式的主干”，其在中医理论的建构及过去的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中医理论在这一思维方式影响下所形成的缺陷和弱势逐渐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相对封闭性。中医理论自其在《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成书之时就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魏晋隋唐以后则其整体框架未有突破和实质的发展。由于传统思维是人文科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思维科学基础，所以中医理论在其发展历程中，大凡人文科学方面所取得研究进展随时都可能被中医理论轻而易举地引用并应用得游刃有余，如“识神”本为道家术语，医学引入后用以表述心所主的神，再如明代兴起的命门学说等。而依靠逻辑思维所形成的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则很难进入中医的理论而被排斥，尤其是以形态结构为基础的西医，按情理讲中西医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完全相同，两者有机结合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事实却相反，近百年来，从中西医汇通到近50年来的中西医结合，经过百年历程其结果是中医与西医在论病治病方面只能是二者叠加之和而非相融相通的有机结合。姑且不论理论的结合及临床结合，仅以50年来所进行的动物实验模型为例，哪一个是中西医理论都能完全解释清楚而又为医学界公认的模型或者临床具有“金指标”的证候呢？所以说在系统思维之下产生的中医理论具有相对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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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学科特征的二重性。中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二重性。就中医学研究的对象、任务、手段、目的而言，无疑应当属于自然科学的特性。但其概念及理论形成的思维科学和载体——词语(语言的和文字的)却是人文科学的性质。如上所述，中医理论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主要凭借人文科学的思维方式——传统思维，加之由此抽象出的概念以及基本理论，具有十分浓郁的人文科学色彩但缺乏自然科学中概念和理论应具有的特性。
人文科学的概念，尤其是哲学概念具有内涵有限而外延无限的特性，自然科学的概念具有内涵丰富而外延必须有限的特征。例如气概念的外延可从天地自然万物，到人体的大体结构、五脏六腑、形体官窍，再到自然科学所讲的细胞、分子、粒子等等，无所不涵，无所不概，但却又都不全是“气”。其他如阴阳、五行、神等十分重要而且应用又十分广泛的概念都是如此，都具备人文科学的概念特点而不具备现代自然科学的概念特点。中医理论在发展中发现了这一问题的缺陷，于是又派生了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等等，但这些气概念有的在理论和实践中尚能分辨，但大多数或者理论上明晰而实践应用中界限难分，或者从理论到实践都无法明辨，只能在词语表达上含糊不清地加以区别。自然科学绝不允许有如此的概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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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注重定性而缺乏定量。传统思维所构建的中医理论，无论其对人的生理认识、病因病机认识或者对病机、病证的认识，以所观察的“象”为思维的基本要素，此种思维方式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定性充分而定量不足。这一特征突出表现在辨证分析方面，临床医生只能根据病人症状、体征等病理之象，运用中医理论进行传统的系统思维，确定“证”的寒、热、虚、实性质，再结合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理论，确定其相应的病变部位，于是定性明白，定位准确，病人所患何“证”也就确定，也就可以据此而立法、处方、遣药了。显然这种定性明确而定量不足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同属一个心气虚证，此人与彼人有无差异，差异有多大；同为一个心血虚证，患病3个月和患病1年者肯定有区别，区别其程度只能根据医生临床经验去判断，无法进行定量的分析。因此中医也只能根据病人主观感觉以及病人的舌象、脉象对疗效进行判定，其结果也只能是定性而非定量。
其四，重视功能状态的特性。“功能状态”就是事物表现于外的“象”。中医理论的构建就是在对各种“象”的观察基础上运用“司外揣内”的传统思维方法抽象出相关的概念及其理论的。如“藏象”、“阴阳应象”，“天地阴阳，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素问·五运行大论》)，就是系统思维在中医理论构建时最具说服力的体现。系统思维所构建的藏象理论、气血津液理论、经络理论、病因理论、病机理论，乃至四诊理论、证候学理论，无不具有强烈的“状态特征”。这就是近百年来，尤其是半个世纪以来，医学界试图运用以“形态结构”为思维要素的西医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进行中医理论研究，其举步维艰、收效甚微的真正原因。再例如近几十年来不断对经络实质进行研究，尤其形态学研究手段发展到电镜时代仍然无法用人们已知的形态结构予以揭示，研究结果告诉人们，经络是存在于活体的生命现象，在尸体中找不出经络的实体结构。“证”的客观化研究也是如此，几十年的研究，目前还无一个“证”的模型及其所检测的客观指标得到医学界的肯定。实验室无法造成“风邪”、“湿邪”、“燥邪”、“火邪(热邪)”等病因模型。究其根源，那就是对于运用传统思维构建的以“状态”(象)为特征的医学理论，若使用另一种思维方式构建的以形态结构为特征的医学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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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和充实、发展理论，这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中医学更是如此。由于中医学理论的建构主要凭借具有十分浓厚人文科学色彩的传统思维，因而使其理论具有明显的意测性。理性阐述得“博大精深”，但在具体的临床实践中难以得到具体落实，理论严重地脱离于实践。
例如气血津液理论中的“气”，在中医理论体系中从概念、生成、功能、运动等尤其是气的分类可谓详尽备至。但在中药学、方剂学中，只言益气药、补气剂，临证各科中的气虚诸证中，似乎仅用“气虚证”即可概之，再深入一步也只能确定为何脏何腑之气虚，而理论所详论的元气、宗气、营气、卫气就难以落到实处，至于气又细分为头气、颈气、胸气、腹气、上气、中气、下气、血脉之气、经络之气等等，也就成为理论上“说说而已”。
还有《中医诊断学》中面部色诊法，五色主病中青色主肝胆病、赤色主心病、黄色主脾胃病、白色主肺病、黑色主肾病、五色交错与五色善恶等等，严重脱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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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概念内涵的模糊性。传统思维所抽象的中医概念具有内涵模糊而缺乏精确的特征。这是因为传统思维在对概念进行抽象的过程中，仅仅对所观察到的事物表象运用“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等推理方式产生的，因此其概念的“抽象”过程是不完全、不彻底，也即是不精细的。因为事物的表象可以反映事物的本质，但不完全等同于事物的本质或本质属性，因而这种非本质的、不彻底的抽象所产生的概念，必定是内涵模糊、界定不清。这些概念从表面上进行宏观看待时是正确的，但要对其进行更深层次上的缜密确切的微观认识，却是十分的含混不清。例如“从化”理论中的寒化、热化、湿化、燥化、实化、虚化等，无论这些概念的产生、或者理论上的分析，或者临床实践运用，都无法确切地回答病证发生这些变化的确切机理是什么，过程又如何。人们只能根据病证变化前的表象(症状、脉、舌)及变化后的表象(症状、脉、舌)作出是否发生了“从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此而已。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是中医理论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的基本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抽象了中医的基本概念，构建了中医理论，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有阻碍中医理论发展的消极作用。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这种传统思维方式不但对中医发展和中医现代化表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和阻碍作用”，而且成为中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强大阻力”。中医理论要发展，思维方式必须加以转变，因为思维方式必然影响一个学科的发展。因此中医理论的研究应注意防止和克服传统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缺陷和弱势，要改进思维方式，逐渐地与现代科学，尤其是西医的思维方式相融通，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中西医结合以及中医药现代化。, 百拇医药
中医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主要依靠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以下简称“传统思维”)，传统思维既不同于西方人所说的“原始思维”，因为“原始思维”是以表象为思维要素的；也不同于与“原始思维”相对的“文明思维”(即现代理性的逻辑思维)，因为“逻辑思维”是以经过科学、严谨的抽象而形成的“概念”为思维要素的。传统思维是运用不完全抽象所产生的“概念”及表象为思维要素的。所以“传统思维”深刻于“原始思维”，又明显落后于“逻辑思维”。刘长林先生说：“思维方式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门学科的存在与发展。”中医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也毫无例外的受系统思维支配，“系统思维是中国思维方式的主干”，其在中医理论的建构及过去的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中医理论在这一思维方式影响下所形成的缺陷和弱势逐渐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相对封闭性。中医理论自其在《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成书之时就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魏晋隋唐以后则其整体框架未有突破和实质的发展。由于传统思维是人文科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思维科学基础，所以中医理论在其发展历程中，大凡人文科学方面所取得研究进展随时都可能被中医理论轻而易举地引用并应用得游刃有余，如“识神”本为道家术语，医学引入后用以表述心所主的神，再如明代兴起的命门学说等。而依靠逻辑思维所形成的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则很难进入中医的理论而被排斥，尤其是以形态结构为基础的西医，按情理讲中西医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完全相同，两者有机结合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事实却相反，近百年来，从中西医汇通到近50年来的中西医结合，经过百年历程其结果是中医与西医在论病治病方面只能是二者叠加之和而非相融相通的有机结合。姑且不论理论的结合及临床结合，仅以50年来所进行的动物实验模型为例，哪一个是中西医理论都能完全解释清楚而又为医学界公认的模型或者临床具有“金指标”的证候呢？所以说在系统思维之下产生的中医理论具有相对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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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学科特征的二重性。中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二重性。就中医学研究的对象、任务、手段、目的而言，无疑应当属于自然科学的特性。但其概念及理论形成的思维科学和载体——词语(语言的和文字的)却是人文科学的性质。如上所述，中医理论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主要凭借人文科学的思维方式——传统思维，加之由此抽象出的概念以及基本理论，具有十分浓郁的人文科学色彩但缺乏自然科学中概念和理论应具有的特性。
人文科学的概念，尤其是哲学概念具有内涵有限而外延无限的特性，自然科学的概念具有内涵丰富而外延必须有限的特征。例如气概念的外延可从天地自然万物，到人体的大体结构、五脏六腑、形体官窍，再到自然科学所讲的细胞、分子、粒子等等，无所不涵，无所不概，但却又都不全是“气”。其他如阴阳、五行、神等十分重要而且应用又十分广泛的概念都是如此，都具备人文科学的概念特点而不具备现代自然科学的概念特点。中医理论在发展中发现了这一问题的缺陷，于是又派生了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等等，但这些气概念有的在理论和实践中尚能分辨，但大多数或者理论上明晰而实践应用中界限难分，或者从理论到实践都无法明辨，只能在词语表达上含糊不清地加以区别。自然科学绝不允许有如此的概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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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重视功能状态的特性。“功能状态”就是事物表现于外的“象”。中医理论的构建就是在对各种“象”的观察基础上运用“司外揣内”的传统思维方法抽象出相关的概念及其理论的。如“藏象”、“阴阳应象”，“天地阴阳，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素问·五运行大论》)，就是系统思维在中医理论构建时最具说服力的体现。系统思维所构建的藏象理论、气血津液理论、经络理论、病因理论、病机理论，乃至四诊理论、证候学理论，无不具有强烈的“状态特征”。这就是近百年来，尤其是半个世纪以来，医学界试图运用以“形态结构”为思维要素的西医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进行中医理论研究，其举步维艰、收效甚微的真正原因。再例如近几十年来不断对经络实质进行研究，尤其形态学研究手段发展到电镜时代仍然无法用人们已知的形态结构予以揭示，研究结果告诉人们，经络是存在于活体的生命现象，在尸体中找不出经络的实体结构。“证”的客观化研究也是如此，几十年的研究，目前还无一个“证”的模型及其所检测的客观指标得到医学界的肯定。实验室无法造成“风邪”、“湿邪”、“燥邪”、“火邪(热邪)”等病因模型。究其根源，那就是对于运用传统思维构建的以“状态”(象)为特征的医学理论，若使用另一种思维方式构建的以形态结构为特征的医学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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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和充实、发展理论，这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中医学更是如此。由于中医学理论的建构主要凭借具有十分浓厚人文科学色彩的传统思维，因而使其理论具有明显的意测性。理性阐述得“博大精深”，但在具体的临床实践中难以得到具体落实，理论严重地脱离于实践。
例如气血津液理论中的“气”，在中医理论体系中从概念、生成、功能、运动等尤其是气的分类可谓详尽备至。但在中药学、方剂学中，只言益气药、补气剂，临证各科中的气虚诸证中，似乎仅用“气虚证”即可概之，再深入一步也只能确定为何脏何腑之气虚，而理论所详论的元气、宗气、营气、卫气就难以落到实处，至于气又细分为头气、颈气、胸气、腹气、上气、中气、下气、血脉之气、经络之气等等，也就成为理论上“说说而已”。
还有《中医诊断学》中面部色诊法，五色主病中青色主肝胆病、赤色主心病、黄色主脾胃病、白色主肺病、黑色主肾病、五色交错与五色善恶等等，严重脱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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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概念内涵的模糊性。传统思维所抽象的中医概念具有内涵模糊而缺乏精确的特征。这是因为传统思维在对概念进行抽象的过程中，仅仅对所观察到的事物表象运用“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等推理方式产生的，因此其概念的“抽象”过程是不完全、不彻底，也即是不精细的。因为事物的表象可以反映事物的本质，但不完全等同于事物的本质或本质属性，因而这种非本质的、不彻底的抽象所产生的概念，必定是内涵模糊、界定不清。这些概念从表面上进行宏观看待时是正确的，但要对其进行更深层次上的缜密确切的微观认识，却是十分的含混不清。例如“从化”理论中的寒化、热化、湿化、燥化、实化、虚化等，无论这些概念的产生、或者理论上的分析，或者临床实践运用，都无法确切地回答病证发生这些变化的确切机理是什么，过程又如何。人们只能根据病证变化前的表象(症状、脉、舌)及变化后的表象(症状、脉、舌)作出是否发生了“从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此而已。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是中医理论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的基本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抽象了中医的基本概念，构建了中医理论，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有阻碍中医理论发展的消极作用。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这种传统思维方式不但对中医发展和中医现代化表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和阻碍作用”，而且成为中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强大阻力”。中医理论要发展，思维方式必须加以转变，因为思维方式必然影响一个学科的发展。因此中医理论的研究应注意防止和克服传统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缺陷和弱势，要改进思维方式，逐渐地与现代科学，尤其是西医的思维方式相融通，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中西医结合以及中医药现代化。,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