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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论坛报
精神病学是医学领域中与社会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时期，经济和文化的剧烈变化必然对精神医学的内容和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社会文化变迁与精神疾病
社会在变化，人群的疾病谱也在变化，中国的疾病谱正逐渐向高收入国家靠拢。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的《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以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为指标对疾病进行分析。从精神疾病所占的DALYs看，在中国，1990年为14.2%，1998年为15.1%，2020年将为15.5%(加上自杀/自伤达20.2%。目前，DALYs超过1%的25种高负担疾病和健康问题中，精神障碍占5项，分别为：抑郁症、自杀/自伤、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疾病和强迫症；至2020年，预计在18种高负担疾病中精神障碍将占6项，除上述病种外，还将增加痴呆。主要精神疾病的DALYs也均呈增高趋势，如抑郁症由1990年的6.2%增至7.3%，自杀/自伤由3.9%增至4.7%，痴呆由0.5%增至1.3%。显然，精神医学面临的形势颇为严峻。
二、社会文化变迁与精神症状
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不仅改变了包括精神疾病在内的疾病谱，而且还改变了精神疾病患者的表现——精神症状的形式和内容。
紧张症状和严重的兴奋骚动症状的减少，是全世界多数国家公认的现象。癔症性大发作，以往非常常见，以致在多数教科书中都对癔症大发作和癫痫大发作的鉴别诊断，重点列表说明。而偏执性症状，却愈来愈多，以致偏执性和非偏执精神分裂症的区分，逐渐在研究中淘汰。
患者的症状内容，常常是对现实歪曲的认知或歪曲的解释。现实世界在不断变化，症状的内容也会随之变化。1966至1976年乃至更后一些时间内，患者中有夸大身份的身居高位或领袖的后代，有夸大才能的如有发明创造，但极少有夸大财富的。20世纪80年代起，财富妄想重新在病人中出现。可见社会文化对精神症状内容的巨大修饰作用。
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新的东西逐渐涌入，“电子游戏迷”、“网络癖”、“性解放”、“个性解放”以及似是而非的对西方哲学的沉溺和诡辩，愈来愈多地掺杂于患者的症状之中，特别是都市的年轻病人中。正常和异常行为的判断，合理的和病理的思辩的区分，有时会成为精神科医师面临的挑战。
三、一些可能重要的社会文化变迁因素
与精神疾病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因素很多，从临床工作——心理咨询或精神科门诊遇到的常见情况中，可以归纳出一些可能重要的社会文化变迁因素：
1.移民 不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移民，都是发生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与家乡截然不同的陌生环境，对外来者的心理和物质的排斥，主观期望和客观现实的巨大反差以及原先社会支持纽带的解体，综合起来便造成了所谓“文化休克”。如此巨大的心理应激，并不是每个人的心理应对能力所能应付的，未能成功调适的个体，很可能心理崩溃，成为需要特殊帮助的病人。
2.家庭/ 婚姻的变化 随着家庭日益小型化，核心家庭比例迅速上升；同时，婚姻关系的稳定性降低，离婚率增高。一方面婚姻危机或婚姻问题成为重要的应激源，另一方面家庭解体或家庭的变化削弱了传统的社会支持，造成对心理健康的双重负面影响。在临床所见的病人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3.社会竞争加剧 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机制，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人们心理调节能力的严重挑战。在严酷的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常常是发生心理障碍的高危人群。
4.儿童/青少年问题 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破裂家庭、单亲家庭及重组家庭，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二是学龄期儿童及青少年面临的学习压力，甚至从幼儿期开始便卷入了社会竞争，考试和升学成为他们的灾难；三是开放社会中负面因素的影响：如性解放、吸毒、酗酒和暴力等。许多相关的心理障碍正是从这一年龄阶段开始的。
5.人口老龄化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除了与年龄相关的精神疾病增加外，中国老人还面临着家庭结构变化的冲击。传统的数世同堂家庭正在解体；老人在家庭中传统的权威地位已经动摇；相对较早退休，使许多老人成为长期的无角色功能的“社会角色”。可以预期，老年的心理卫生问题将成为今后的主要课题之一。
四、社会文化变迁与心理治疗
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不仅影响着我们的服务对象，同样影响着我们的学科。
首先，心理治疗的需求正在增加。已经有一部分人主动要求心理治疗，比例虽然还不高，但绝对数很大。随着心理卫生知识的逐渐普及，要求治疗的人数还将继续迅速增加。心理治疗事业应该是欣欣向荣的“朝阳”事业。
需要培养多层次的心理治疗人员。培养一大批专业心理治疗师，如临床心理师、经合格心理治疗训练的精神科医师和精神科社会工作者，已经是当务之急。同时还需要培养半专业或非专业心理治疗人员，例如从事心理辅导的老师、对心理治疗有兴趣的非专科医师，甚至社区中乐意参与的志愿者。同时也要抵制打着心理治疗招牌，行榨取钱财之实的江湖骗子。
医患关系模式也在转变。父母—子女模式是中国最古老的医患关系模式，所谓“医者如父”，病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医生。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为教师—学生模式，即病人求诊的目的为向医生讨教：生什么病以及如何对付疾病，医生的责任便是教病人如何去做，该吃什么药，该注意什么。这一模式持续至今，在许多地区和机构，仍然是医疗工作中的主体模式。现代的模式应该是治疗联盟模式，即为了治疗疾病/症状，治疗者与被治疗者结成互动式联盟，共同找原因，一起想办法。这样的模式对于心理治疗而言，尤为重要。
最后是引进、发展和研究的问题。发达国家在现代心理治疗领域，已经有近百年的经验，中国当前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学习和引进。我们应该在学习和实践中验证各种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可行性、可接受性和有效性。心理治疗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必须与社会文化相适应，我们也应该研究和发展适合于中国的社会文化特征的心理治疗学，使更多的患者受益。
一、社会文化变迁与精神疾病
社会在变化，人群的疾病谱也在变化，中国的疾病谱正逐渐向高收入国家靠拢。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的《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以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为指标对疾病进行分析。从精神疾病所占的DALYs看，在中国，1990年为14.2%，1998年为15.1%，2020年将为15.5%(加上自杀/自伤达20.2%。目前，DALYs超过1%的25种高负担疾病和健康问题中，精神障碍占5项，分别为：抑郁症、自杀/自伤、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疾病和强迫症；至2020年，预计在18种高负担疾病中精神障碍将占6项，除上述病种外，还将增加痴呆。主要精神疾病的DALYs也均呈增高趋势，如抑郁症由1990年的6.2%增至7.3%，自杀/自伤由3.9%增至4.7%，痴呆由0.5%增至1.3%。显然，精神医学面临的形势颇为严峻。
二、社会文化变迁与精神症状
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不仅改变了包括精神疾病在内的疾病谱，而且还改变了精神疾病患者的表现——精神症状的形式和内容。
紧张症状和严重的兴奋骚动症状的减少，是全世界多数国家公认的现象。癔症性大发作，以往非常常见，以致在多数教科书中都对癔症大发作和癫痫大发作的鉴别诊断，重点列表说明。而偏执性症状，却愈来愈多，以致偏执性和非偏执精神分裂症的区分，逐渐在研究中淘汰。
患者的症状内容，常常是对现实歪曲的认知或歪曲的解释。现实世界在不断变化，症状的内容也会随之变化。1966至1976年乃至更后一些时间内，患者中有夸大身份的身居高位或领袖的后代，有夸大才能的如有发明创造，但极少有夸大财富的。20世纪80年代起，财富妄想重新在病人中出现。可见社会文化对精神症状内容的巨大修饰作用。
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新的东西逐渐涌入，“电子游戏迷”、“网络癖”、“性解放”、“个性解放”以及似是而非的对西方哲学的沉溺和诡辩，愈来愈多地掺杂于患者的症状之中，特别是都市的年轻病人中。正常和异常行为的判断，合理的和病理的思辩的区分，有时会成为精神科医师面临的挑战。
三、一些可能重要的社会文化变迁因素
与精神疾病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因素很多，从临床工作——心理咨询或精神科门诊遇到的常见情况中，可以归纳出一些可能重要的社会文化变迁因素：
1.移民 不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移民，都是发生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与家乡截然不同的陌生环境，对外来者的心理和物质的排斥，主观期望和客观现实的巨大反差以及原先社会支持纽带的解体，综合起来便造成了所谓“文化休克”。如此巨大的心理应激，并不是每个人的心理应对能力所能应付的，未能成功调适的个体，很可能心理崩溃，成为需要特殊帮助的病人。
2.家庭/ 婚姻的变化 随着家庭日益小型化，核心家庭比例迅速上升；同时，婚姻关系的稳定性降低，离婚率增高。一方面婚姻危机或婚姻问题成为重要的应激源，另一方面家庭解体或家庭的变化削弱了传统的社会支持，造成对心理健康的双重负面影响。在临床所见的病人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3.社会竞争加剧 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机制，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人们心理调节能力的严重挑战。在严酷的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常常是发生心理障碍的高危人群。
4.儿童/青少年问题 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破裂家庭、单亲家庭及重组家庭，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二是学龄期儿童及青少年面临的学习压力，甚至从幼儿期开始便卷入了社会竞争，考试和升学成为他们的灾难；三是开放社会中负面因素的影响：如性解放、吸毒、酗酒和暴力等。许多相关的心理障碍正是从这一年龄阶段开始的。
5.人口老龄化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除了与年龄相关的精神疾病增加外，中国老人还面临着家庭结构变化的冲击。传统的数世同堂家庭正在解体；老人在家庭中传统的权威地位已经动摇；相对较早退休，使许多老人成为长期的无角色功能的“社会角色”。可以预期，老年的心理卫生问题将成为今后的主要课题之一。
四、社会文化变迁与心理治疗
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不仅影响着我们的服务对象，同样影响着我们的学科。
首先，心理治疗的需求正在增加。已经有一部分人主动要求心理治疗，比例虽然还不高，但绝对数很大。随着心理卫生知识的逐渐普及，要求治疗的人数还将继续迅速增加。心理治疗事业应该是欣欣向荣的“朝阳”事业。
需要培养多层次的心理治疗人员。培养一大批专业心理治疗师，如临床心理师、经合格心理治疗训练的精神科医师和精神科社会工作者，已经是当务之急。同时还需要培养半专业或非专业心理治疗人员，例如从事心理辅导的老师、对心理治疗有兴趣的非专科医师，甚至社区中乐意参与的志愿者。同时也要抵制打着心理治疗招牌，行榨取钱财之实的江湖骗子。
医患关系模式也在转变。父母—子女模式是中国最古老的医患关系模式，所谓“医者如父”，病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医生。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为教师—学生模式，即病人求诊的目的为向医生讨教：生什么病以及如何对付疾病，医生的责任便是教病人如何去做，该吃什么药，该注意什么。这一模式持续至今，在许多地区和机构，仍然是医疗工作中的主体模式。现代的模式应该是治疗联盟模式，即为了治疗疾病/症状，治疗者与被治疗者结成互动式联盟，共同找原因，一起想办法。这样的模式对于心理治疗而言，尤为重要。
最后是引进、发展和研究的问题。发达国家在现代心理治疗领域，已经有近百年的经验，中国当前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学习和引进。我们应该在学习和实践中验证各种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可行性、可接受性和有效性。心理治疗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必须与社会文化相适应，我们也应该研究和发展适合于中国的社会文化特征的心理治疗学，使更多的患者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