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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报
过了很多年以后，宋朝人还看到孙真人背着一只药葫芦，悠悠然走过首都汴梁城，又过了很多年以后，背药葫芦的孙真人又在北京城出现，这回看到他的人可是明代的人了。记不清楚这是哪几部笔记小说里面写的，但我记得每个说到孙真人的人，情绪都很平静，没有一点儿惊奇，因为他们的确相信孙真人还活着，他的年纪可能是三百岁，也可能五百岁，谁都知道要是他高兴，他可以活得更长久呢。我曾经在某地的药王庙(这样的庙不只一处有)里看到孙真人的形象，仿佛只是一个老人家，未必就有多少仙风道骨，然而他正是得道的神仙，一个活在非现实的神话之中的超人。
孙真人，就是唐代的名医孙思邈。他大约出生于隋文帝开皇初年，到唐高宗永淳元年弃世，即从公元581年一直活到682年，活了一百零一岁。孙思邈的主要医学活动在初唐时代，他受到官方和全社会的重视，是因为他在医药上精博奇妙，超越前人，如吕元膺说：“孙思邈医如康成注书，详制度训诂，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无饥矣。”中国医学到了唐代又发生了一次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孙思邈用他的《千金方》改变了汉代以前“古圣制方之法”，专在用药之奇巧。后来有人称孙思邈为药王，这也是有根据的。但如果单从医方的角度来看孙思邈，那么我想我们现在知道的，不见得比那些专门研究医方的人知道得更多。那么孙思邈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也许还要从头说起。
一开始，孙思邈似乎并没选择做医人。他的家在长安华原县，七岁读书，是个神童，二十岁出头，就因为善于谈论老庄学说，并且旁通佛学经典而出名。从这一点可以推测，孙思邈一心要做的乃是庄、禅之类的人物，所以据说他一直隐居在太白山，这样一来他的名气自然就大了起来。唐初是个崇道又礼佛的时代。当时风气对隐士十分尊崇，像别的隐居者一样，孙思邈也受到了唐太宗的征召。他那时候年纪尚轻，在唐太宗眼里，却完全是一副少年得道的模样，以为他就是道家神仙羡门、广成子一流人物，准备授给他爵位。但孙思邈没有接受，还是回到山里作他的出世高人去了。到了唐高宗显庆四年，孙思邈快八十岁时，他又被召到京师，这回不知为什么，唐高宗居然给他一个谏议大夫的官。他自然仍辞了不受，然而人倒是留在京城里了，挂了个承务郎值尚药局的头衔。在京城的十数年间，孙思邈好像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是广交文人士大夫，想必他的高谈庄禅吸引了众多文人士大夫，一班著名文士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对他敬重得很，都自认是他的弟子。我想，孙思邈的真人头衔，大概就是这样在文人士大夫的拥戴之下得到的吧。
但孙思邈是希望由医见道、借医证道的。他在唐高宗咸亨四年，在长安光德坊鄱阳公主的废旧府第发表了医与天人之道的演说，这次著名的演说，其主要观点完整地保存在卢照邻的《病梨树赋》序中。《旧唐书·孙思邈传》曾作为史实转述，篇幅几占传中文字之半，《太平广记》又加以详细抄录，当作神仙家语，传知世人。卢照邻是初唐有名的文人，与王勃、杨炯、骆宾王并称“四杰”，年纪轻轻，就被疾病困扰，因此常常是一怀忧思、满腹愁绪、感伤嗟叹。他当时与孙思邈住在一处，朝夕过从，看到孙思邈都已九十多岁，仍然“视听不衰，神采甚茂”，有一天，忍不住自怜自哀，问孙思邈，名医能治好人的病，到底是什么道理?这可问到了孙思邈长期思考研究的问题，于是真人说：
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霓虹，此天地之长数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孛慧飞流，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渎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通乎数也。
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引“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
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济于厄者，未之有也。故养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忧畏为本，《经》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忧畏者死生之门，存亡之由，祸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养性者，失其忧畏，则心乱而不理，形躁而不宁，神散而气越，志荡而意昏。应生者死，应存者亡，应成者败，应吉者凶……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惧于远。能知此者，水行蛟龙不能害，陆行虎兕不能伤，五兵不能及，疫疠不能染，谗贼不能谤，毒螯不加害。此则人事毕矣。
真人的话，由天地而人，由人而天地，还深入到人在现实世界如何存身养性的方针策略，讲得精辟极了。这样的“大道”，不知道卢照邻听明白没有。但听明白了又会怎样?卢照邻因为病痛，写了一篇《释疾文》和一篇《五悲》，最后却无法忍受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投颍水自杀了。看来孙思邈的“医道”并没有能够挽救卢照邻，至于他是否直接为卢照邻治疗疾病，因为卢照邻的序里未曾说明，这里不便猜测。
不管怎么说，卢照邻的不幸自杀是离开孙思邈以后发生的事，而且他的死，也没有削弱孙思邈的意义。作为对孙思邈的考证中最重要的材料，它让我们从中发觉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卢照邻和他同时代的士大夫文人们对孙思邈的信任，根源究竟在哪儿?换句话说，孙思邈在那个时代的魅力，究竟从什么地方产生?
这就不能不说到药。真人孙思邈，是那个时代的药物大师，这一点确定无疑。然而药物大师对于士大夫文人的魅力，又哪里仅仅在于治病疗疾上呢?总因为孙思邈知道的药太多了，所以在士大夫文人的心目中，他就具备了当世神仙的资格。这个思路，不只是唐代士大夫文人如卢照邻们才有的，它是一种习惯，一种由《列子》、《穆天子传》、《神异经》、《山海经》、《淮南子》、《博物志》及《列仙传》、《神仙传》等等培养出来的习惯，那种对于掌握了奇异药物即等于掌握了人的长生秘密而使生命不死的联想，从先秦时代开始，经过多少年的反复渲染，已经成了士大夫文人牢固不变的观念。而唐代的崇道气氛，则加重了士大夫文人对于长生不死的神仙境界的向往，孙思邈的出现，可以说及时满足了士大夫文人的这一愿望。他的魅力就在于他精研药物，完全有可能掌握生命的特殊秘密，因而他身上那种浓厚的神秘色彩大大吸引了士大夫文人们的目光。真人孙思邈的影响，不但反映在初唐卢照邻等人对他的崇信，而且他对整个唐代士大夫文人迷恋丹药、求长生不死的风气，我以为也起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太平广记·神仙》中，光记唐代士大夫文人，有名有姓的就达数十人之多。相信神仙道教的李白，有一首小诗，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李白先生要访问的那个人，正是一位山中药师，安知他不是太白山真人孙思邈的后辈呢。
孙思邈什么时候离开京师，诸说语焉不详，他撰成《千金方》三十卷后，在晚年又撰《千金翼方》三十卷，这时他回到太白山了吗?永淳元年，孙思邈已经过了一百岁，他终于仙逝，据说“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这分明就是道教典籍中常说的“尸解”。在世人惊异的注视下，孙思邈作为神仙最终飘逝尘世而去。后世有人对孙思邈的著作中记有丹方、房术等内容颇有诟病，但他恰恰忘了孙思邈的“真人”身份，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孙思邈还能叫真人么?
孙真人，就是唐代的名医孙思邈。他大约出生于隋文帝开皇初年，到唐高宗永淳元年弃世，即从公元581年一直活到682年，活了一百零一岁。孙思邈的主要医学活动在初唐时代，他受到官方和全社会的重视，是因为他在医药上精博奇妙，超越前人，如吕元膺说：“孙思邈医如康成注书，详制度训诂，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无饥矣。”中国医学到了唐代又发生了一次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孙思邈用他的《千金方》改变了汉代以前“古圣制方之法”，专在用药之奇巧。后来有人称孙思邈为药王，这也是有根据的。但如果单从医方的角度来看孙思邈，那么我想我们现在知道的，不见得比那些专门研究医方的人知道得更多。那么孙思邈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也许还要从头说起。
一开始，孙思邈似乎并没选择做医人。他的家在长安华原县，七岁读书，是个神童，二十岁出头，就因为善于谈论老庄学说，并且旁通佛学经典而出名。从这一点可以推测，孙思邈一心要做的乃是庄、禅之类的人物，所以据说他一直隐居在太白山，这样一来他的名气自然就大了起来。唐初是个崇道又礼佛的时代。当时风气对隐士十分尊崇，像别的隐居者一样，孙思邈也受到了唐太宗的征召。他那时候年纪尚轻，在唐太宗眼里，却完全是一副少年得道的模样，以为他就是道家神仙羡门、广成子一流人物，准备授给他爵位。但孙思邈没有接受，还是回到山里作他的出世高人去了。到了唐高宗显庆四年，孙思邈快八十岁时，他又被召到京师，这回不知为什么，唐高宗居然给他一个谏议大夫的官。他自然仍辞了不受，然而人倒是留在京城里了，挂了个承务郎值尚药局的头衔。在京城的十数年间，孙思邈好像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是广交文人士大夫，想必他的高谈庄禅吸引了众多文人士大夫，一班著名文士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对他敬重得很，都自认是他的弟子。我想，孙思邈的真人头衔，大概就是这样在文人士大夫的拥戴之下得到的吧。
但孙思邈是希望由医见道、借医证道的。他在唐高宗咸亨四年，在长安光德坊鄱阳公主的废旧府第发表了医与天人之道的演说，这次著名的演说，其主要观点完整地保存在卢照邻的《病梨树赋》序中。《旧唐书·孙思邈传》曾作为史实转述，篇幅几占传中文字之半，《太平广记》又加以详细抄录，当作神仙家语，传知世人。卢照邻是初唐有名的文人，与王勃、杨炯、骆宾王并称“四杰”，年纪轻轻，就被疾病困扰，因此常常是一怀忧思、满腹愁绪、感伤嗟叹。他当时与孙思邈住在一处，朝夕过从，看到孙思邈都已九十多岁，仍然“视听不衰，神采甚茂”，有一天，忍不住自怜自哀，问孙思邈，名医能治好人的病，到底是什么道理?这可问到了孙思邈长期思考研究的问题，于是真人说：
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霓虹，此天地之长数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孛慧飞流，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渎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通乎数也。
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引“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
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济于厄者，未之有也。故养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忧畏为本，《经》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忧畏者死生之门，存亡之由，祸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养性者，失其忧畏，则心乱而不理，形躁而不宁，神散而气越，志荡而意昏。应生者死，应存者亡，应成者败，应吉者凶……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惧于远。能知此者，水行蛟龙不能害，陆行虎兕不能伤，五兵不能及，疫疠不能染，谗贼不能谤，毒螯不加害。此则人事毕矣。
真人的话，由天地而人，由人而天地，还深入到人在现实世界如何存身养性的方针策略，讲得精辟极了。这样的“大道”，不知道卢照邻听明白没有。但听明白了又会怎样?卢照邻因为病痛，写了一篇《释疾文》和一篇《五悲》，最后却无法忍受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投颍水自杀了。看来孙思邈的“医道”并没有能够挽救卢照邻，至于他是否直接为卢照邻治疗疾病，因为卢照邻的序里未曾说明，这里不便猜测。
不管怎么说，卢照邻的不幸自杀是离开孙思邈以后发生的事，而且他的死，也没有削弱孙思邈的意义。作为对孙思邈的考证中最重要的材料，它让我们从中发觉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卢照邻和他同时代的士大夫文人们对孙思邈的信任，根源究竟在哪儿?换句话说，孙思邈在那个时代的魅力，究竟从什么地方产生?
这就不能不说到药。真人孙思邈，是那个时代的药物大师，这一点确定无疑。然而药物大师对于士大夫文人的魅力，又哪里仅仅在于治病疗疾上呢?总因为孙思邈知道的药太多了，所以在士大夫文人的心目中，他就具备了当世神仙的资格。这个思路，不只是唐代士大夫文人如卢照邻们才有的，它是一种习惯，一种由《列子》、《穆天子传》、《神异经》、《山海经》、《淮南子》、《博物志》及《列仙传》、《神仙传》等等培养出来的习惯，那种对于掌握了奇异药物即等于掌握了人的长生秘密而使生命不死的联想，从先秦时代开始，经过多少年的反复渲染，已经成了士大夫文人牢固不变的观念。而唐代的崇道气氛，则加重了士大夫文人对于长生不死的神仙境界的向往，孙思邈的出现，可以说及时满足了士大夫文人的这一愿望。他的魅力就在于他精研药物，完全有可能掌握生命的特殊秘密，因而他身上那种浓厚的神秘色彩大大吸引了士大夫文人们的目光。真人孙思邈的影响，不但反映在初唐卢照邻等人对他的崇信，而且他对整个唐代士大夫文人迷恋丹药、求长生不死的风气，我以为也起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太平广记·神仙》中，光记唐代士大夫文人，有名有姓的就达数十人之多。相信神仙道教的李白，有一首小诗，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李白先生要访问的那个人，正是一位山中药师，安知他不是太白山真人孙思邈的后辈呢。
孙思邈什么时候离开京师，诸说语焉不详，他撰成《千金方》三十卷后，在晚年又撰《千金翼方》三十卷，这时他回到太白山了吗?永淳元年，孙思邈已经过了一百岁，他终于仙逝，据说“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这分明就是道教典籍中常说的“尸解”。在世人惊异的注视下，孙思邈作为神仙最终飘逝尘世而去。后世有人对孙思邈的著作中记有丹方、房术等内容颇有诟病，但他恰恰忘了孙思邈的“真人”身份，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孙思邈还能叫真人么?